序

仲呈祥

《紀錄的路》這部著作的作者沈皛的皛字很特別，由三個白組成。所以我的博士研究生，也是沈皛的碩士生導師關玲教授喜歡稱他為沈三白。我認識沈三白的時候，雖然他只是一名尚未畢業(yè)的博士研究生，但是已經在國內的紀錄片創(chuàng)作領域嶄露頭角，獲得了諸如青海國際山地紀錄片節(jié)玉昆侖獎、四川國際電視節(jié)金熊貓獎等重要獎項。如今，他著作的《川劇錄音作品及賞析》《源流中西文化論談》，已分別被教育部選為了全國大學圖書館推薦館藏讀物和全國教育工作者推薦讀物。

作為一名中國傳媒大學青年教師，也是一名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年輕會員，沈皛的作品超過了一般同齡人的哲思深度。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沈皛在中國傳媒大學攻讀學位期間，他的專業(yè)研究跨度很大，從本科的錄音攝影，碩士的策劃編導，到博士的數字媒體，傳統(tǒng)媒體與新媒體，他都有涉足，可謂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其次，也許是他幼蒙庭訓，家學深厚，決定他與很多同輩年輕人不一樣的，是他具有較為扎實的傳統(tǒng)文化功底。第三，由于他有十余年的創(chuàng)作實踐，更為重要的是，他具有潛心學問、勤于思考，甘于坐學術冷板凳的鉆研精神，才有了這部具有哲理思辨著作《紀錄的路》的誕生。

通過對傳統(tǒng)文化的體悟，沈皛將自己的理解融入了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理論。這種寫法是一個由繁入簡的過程，每一則文章雖然簡短，但都不啻精煉。思辨與實踐的并行，讓他的文字中有了實踐的體悟，創(chuàng)作中有了思辨的深度。在當下傳媒領域，這樣的文化自覺是可貴的。這是踐行中華美學精神的一條光明大道。只要沿著這條路一直堅持，我相信，不久的將來，這位年輕的學者、導演還能在紀錄片領域收獲更多的成果。

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巧合，清代文學家沈復，其字三白，人稱沈三白。沈三白的《浮生六記》，記錄了日常生活中的嬉笑怒罵，雖然少有引經據典，其實皆是他人生的真正感悟。這如沈皛書中提到的一則小事：有人告訴盲者自己是耶穌，但盲者撫其手，告訴他，你不是耶穌，因為你的手上沒有釘痕。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兩部書中所述內容雖不盡相同，但我們年輕的沈三白與那位清代的沈三白筆下透出的旨趣竟這樣相似。所以，我想沈復書中的一句話，亦同樣能妙贈本書的讀者們：取資者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

當然，我們不妨以等待的心態(tài)來鼓勵這位年輕的學者，正如魯迅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贊揚青年木刻畫家：現在新的、年輕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里，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自然，這是很幼稚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正在這一面。

（本文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自序一

佛經，我原本是讀不懂的。就像老祖宗說的：不聽老者言，吃虧在眼前。老語說了千百年，但是事不更身，真如面墻而立，做事難免不執(zhí)著于碰頭或迷茫于前路。

從前認為佛經太玄，太不樸實，其實最樸實的就是佛經。佛經就像一粒塵土，你要說它低，雖然在你腳下，但萬事萬物都逃不過由它組成。你要冒認它高，不是真心喜歡、認識，只把它做一種學問炫耀，那只會離它越來越遠。對神而言，他老人家是寧喜歡一些人的無神論，而不喜歡有些人的有神論的。

《隨園詩話》里說：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為考據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盡可鋪排，何必借詩為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經歷了一些事，佛經中原本晦澀的文字逐漸明了了起來。有學生問我，《景德傳燈錄》看不懂，我說，看不懂的是傳燈，看得懂的是傳心。若要執(zhí)著在燈如何傳，那眼里只能看見人事復雜。如果看明白了心如何傳，那無論古文、考據、歷史，在你眼中都是微微一笑，淡然拂

過，看得自然無比輕松。歷史觀原可比歷史更為真實。

書上常寫本體、絕對，原來執(zhí)著于書，書上的內容看得透徹明白，但活著卻越來越迷糊。原本以為自己活在相對，向往著絕對，到頭來卻發(fā)現絕對、相對本來無二，如果認清了當下即是絕對，事事即含絕對，相對就是絕對，那任何事自然生機勃勃。聞見之知，亦能是德行之知，博物多能，亦能不假見聞。

袁枚有詩云：天涯有客太詅癡，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鐘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佛說的話，其實也就是人說的話。

我喜歡曾國藩的一首詩：朝出鏖兵，暮歸講道。當下紀錄的問題是不夠把朝出的影視制作與暮歸的中國文化來一同說明。

我想用一種曠日灑脫的態(tài)度來聊這個無比艱苦的話題。與其為紀錄艱苦的過程再增煩瑣，倒不如為其減去做作，減多了，片子自然也就出來了。

自序二

一次，一家報社的記者問我一個問題，大致意思是紀錄片的擺拍算不算是造假。當時我給他推薦看幾部邁克爾·摩爾的片子，這里我想有另一番作答，并引申出一個更深入的話題：紀錄是心靈的產物。如果我們承認這話有其相當可靠的真實性，那么，相對的，紀錄反映了多少現實的層面？又成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紀錄的本質是真實，如果我們重視紀錄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那么單純就心靈思維的傳播而言，我們還可以問：紀錄究竟傳遞了多少信息？或者傳遞了什么樣的信息？我們可以先認定，身為一個現代人，即使是獨立制片的紀錄者，同樣不能避開現實環(huán)境的影響。他與每個人一起在這塊土地上成長、呼吸，也一起在這大時代的舞臺上歡唱與憂愁，不可避免地與周圍的人共同關心社會熱點、網絡新聞、歌舞明星。想到要為此拍一部紀錄片，這部片子固然可能承載紀錄者原初的創(chuàng)作理念，然而，觀眾接收了多少？又接受了多少？

我們并不懷疑紀錄者對待世事的真誠，我們關心的，毋寧說是紀錄者為此而拍攝的鏡頭到底能不能忠實而又全般地傳達世事？許多影視批評家，在觸及紀錄片內容（text）時，已經逐漸警覺到了還原作品的荒謬性。任一觀眾或批評家在面對一部紀錄片時應該認清：透過紀錄者、攝像師與剪輯師一個個鏡頭有意安排而看到的一切，已與事件最初的意念及所逐條紀錄的具體素材有了距離。除非是最固執(zhí)于展現自己原封不動真實的那一派紀錄者，大多數紀錄者在創(chuàng)作時，都會有選擇、有角度地篩選即便是一些號稱360度無死角拍攝的真人秀節(jié)目，每一個機位的選擇、串聯(lián)，都是精心設計的只不過讓觀眾感受不那么明顯而已。于是，設使一個紀錄者想要在他的片子里導入具體人、事，以作為他的意念的佐證，勢必要將這人、事從平凡的生活里擺拍進入他的片子里，并且刻意使它平易化。

是的，觀眾必然能輕易接收到紀錄者的信息，知道這人、事，而且也聽到了紀錄者的觀點，但是，他未必會很在意這一些觀點。再一方面，他由觀看的過程接收到紀錄者的信息，又不如他去看新聞或看資料來得直接、豐富，有時你的觀點反而成了障礙。譬如講故宮歷史，一頁紙十多秒鐘看完的內容，如果放在影片里或許變成了好幾分鐘，觀眾顯然辜負了紀錄者的心意，這種辜負當然也不是紀錄者希望看見的�，F代紀錄者關心社會甚至參與社會的同時，切勿忘記，這時他已不是紀錄者，而是社會人。他的作品，正如任何一個新聞報道一樣，只是構成某個事況為人認知的一部分或一個方式，紀錄者的觀點也僅僅提供一個人（紀錄者自己）或一小部分人的意見而已。

讓我們把焦點轉向紀錄的感情效果層面。一個紀錄者當他知道正。譬如柏拉圖、笛卡爾、牛頓、愛因斯坦等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其發(fā)現都是對神。畫家如塞尚與凡·高，他們至少亦能不為觀眾。再說政治，如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西鄉(xiāng)隆盛，即說自己是以天為對手，不以人為對手。明朝佐燕王起兵的姚廣孝亦說：臣知天道，何論民心。兩人皆是應于天而群眾自然從之。

我記得胡適之當年那樣的風頭，但對著自己的作品亦曾言道：我自高歌，我自遣幽情。這樣一對照，可知今日的紀錄者太過顧觀眾是何等的謬誤！紀錄是主觀的抑或是客觀的，是大眾的抑或是小眾的論爭，是何等的淺�。≌嬲�的紀錄者，我想他對著鏡頭時必有著如對天地神明的敬虔端正。因為好的紀錄如風，吹得世間水流花開，此風唯有從神境而來。但這神與宗教是兩回事。

到這里，我們倒可以推論出紀錄片與新聞的區(qū)別。除非紀錄者在面對一個寫實性頗強的題材時，能夠拋開新聞傳播的包袱，真誠地用藝術創(chuàng)作的方法處理這個題材，并且，將之融化成自我生命的一部分，要不然，紀錄者的關懷必然招致隨之而來的挫折、打擊與落空。這可以說是現代紀錄者在現代工商業(yè)高度起飛的科技社會中所面臨的最大困境。更麻煩的是，紀錄片雖然在國內已經有專業(yè)頻道，但仍沒有獲得觀眾的全然熱情及拓寬。從開始的火熱，到現在趨于冷淡，觀眾的審美情趣并沒有隨著紀錄片相關領域的建設而改變，院線紀錄片上座率仍然低迷。身為一個社會人的紀錄者，往往在作品未能達到所預期的社會參與行為時，便不惜放棄了他的創(chuàng)作。倘不知紀錄所據的不是法，而是據的理。唯紀錄中有千人抬不動的一個理字，雖有陳法亦不外乎天理人情，鏡頭的力量由此而來。

我看世界，倒不如說我看我世界。世上的一切能入你心，自能入你的鏡頭。紀錄的縱是宇宙萬物，但萬物不與你相連，是一片灰色，外在的世界沒有了，你也不見有所謂的內。與你相連，自然一片和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