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幾乎從歷史中消失了呢？為什么眾多書寫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記者和學者實際上忽略了東京審判呢？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簡直已經(jīng)被20世紀歷史的最大黑洞吞噬了。
　　紐倫堡盟國檢察團的一位成員惠特尼·R·哈里斯：“盡管如此，我們在回避昨日邪惡的時候卻不應(yīng)忘記它所造成的罪孽，更不應(yīng)由于忘記而相信那些罪孽根本不曾發(fā)生過�！�
　　【1】
　　巢鴨監(jiān)獄，如今由美國陸軍十一軍第一衛(wèi)隊防守，是一組陰郁灰暗、四方形、矮墩墩、丑陋的三層樓房，有大約700間牢房。被告?zhèn)冊诶畏块喿x了起訴書。失去了權(quán)力和排場，剝奪了尊嚴，他們在多數(shù)情況下看上去就是一群疲憊的老人，倘若在東京的任何一條街上走動都不會惹人注意。借用馬克安東尼對雷必達的判詞，他們看似渺小、乏善可陳、原本該派去跑腿的人。然而，他們曾經(jīng)統(tǒng)治一個從朝鮮延伸到印度邊境的帝國，他們的每次心血來潮都是圣旨。這里有天皇的顧問、陸軍元帥、海軍上將、內(nèi)閣大臣、財經(jīng)奇才，以及政治神話杜撰者，被關(guān)在陰暗的牢房里，像強盜和殺人犯一樣等待受審。所有這段時光，當他們冥思自己的命運時，日本的神衹在嘲弄他們。
　　審判終于要開始了。
　　【2】
　　約瑟夫·季南和他的盟國檢察團進入審判時，完全缺乏對亞洲事務(wù)、更不用說對日本事務(wù)的背景知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已經(jīng)做得很好了。他們成功揭穿了1930年代日本多變的政治場景，確認了那個年代充斥日本的警察國家心態(tài)，以及陸軍對日本政府行使的獨特控制。至于這種形勢下的天皇，東京審判將他的角色擱置不議。記錄顯示至少他默認了陸軍對“滿洲”的占領(lǐng)。但是令人困擾的問題，也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永遠解不開的謎，就是裕仁到底是傀儡，還是操縱傀儡的人。這兩種觀點各自都能找到有力的事實支持，這是對這一時期日本陰暗政治形勢的奇特詮釋。也許，答案是天皇如鐘擺一樣。當他被猛力推向一個方向時，運動定律起作用了，同樣強勁地把他推向相反的方向。當鐘擺沒有被推動時，它是靜止的，自身處于和平狀態(tài)——這正是如今天皇在日本的角色。
　　【3】
　　當我輕輕地、慢慢地走過關(guān)押日本主要戰(zhàn)犯的無門牢房時，剛剛20歲出頭。那次的記憶是不可磨滅的。這里，在我眼前，一臂左右之外就是從歷史書里走出來的人物。就像作家吉卜林筆下偉大棋局里的棋子一樣，他們曾經(jīng)是后、是馬、是車、是象。大權(quán)在握時，他們無惡不作。如今他們被貶為可憐的小卒子了。濃眉的板垣正在寫東西，并不抬頭看一看。臉色蠟黃，胡子拉碴的佐藤正在讀書。海軍中將岡在玩單人紙牌游戲。星野躺下了，身上搭著一條美國軍毯。鈴木和木村正在他們的榻榻墊子上睡覺。獨腿崇光的拐杖支在牢房的墻上。白鳥抽著每天5支香煙配給中的一支。老奸巨猾、身材瘦小的木戶和魁梧的大島陷入遐想之中。賀屋茫然地回看我�；哪驹趯懽�，手握毛筆，一旁放著一個粉紅色的墨水瓶。最讓我吃驚的是東條，我那天見到的他穿著和服，而見到穿和服的東條竟然像是第一次見到這個人一樣。
　　在我們即將離開的時候，巢鴨監(jiān)獄長指向一座矮小的、被成為“5C座”的建筑物。死亡之屋，他不動聲色地說。在這座建筑的內(nèi)院，幾座嶄新的絞架已經(jīng)豎起來了。
　　【4】
　　前一次，我曾有6天時間作為隨員加入了裕仁的日本全國之旅，那是他投降后最長的一次旅程，包括名古屋、岐阜、大垣和豐橋，著實令人難忘。大批的民眾，主要是那天停課的兒童，熱情地向天皇高呼“萬歲！”此前我只見過天皇一次，是在他到國會頒布新憲法的那一天。如今我天天跟著他，裕仁出人意外地此項。他身著暗色三件套西裝，沒有盛氣凌人的架勢。穿過人群時，他舉起淺頂軟呢帽，以尖細的聲音不停地喃喃低語，“啊，這樣。”他一個勁兒地打噴嚏，或許因為某種過敏。更令人意外的是，他是輕微痙攣性麻痹癥患者，腦袋周期性不受控地尷尬顫動。他被一群皇家禁衛(wèi)軍官和其他人簇擁著，給人的印象是只驚弓之鳥，讓人感覺他在圖書館會比騎在白色戰(zhàn)馬上要更自在一些。難以置信，就是以這個貌不出眾、一臉困惑之人的名義，日本曾被淹沒在血腥之中達14年之久， 而這個人曾被人奉為神明。
　　【5】
　　無論如何，1948年11月12日下午4時12分，在開庭兩年零九十八天之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休庭了。
　　同此前所述荒木的情形一樣，每一名被告都曾單獨站在被告席上聆聽世界的宣判（法庭代表了人類大多數(shù)）。每一名被告都把翻譯耳機戴在頭上聽取判決。前陸軍大臣南次郎聽到法庭判處他無期徒刑之后，憲兵協(xié)助他摘下了耳機。他只是呆呆地站著，神經(jīng)質(zhì)地玩弄手中的耳機。廣田這位相信生命終結(jié)于“空白”的不可知論者，在聽到他的死刑判決后，對在媒體席坐著的兩個女兒勉強笑了笑。除了大島以外，每一名被告在來到被告席時都向法庭或向旁聽者鞠躬。而大島，這個與希特勒和希姆萊交往、被視為“比納粹還納粹”的將軍和大使，挑釁地以普魯士立正姿勢站著。東條在聆聽宣判之前向法庭鞠躬，并且在離開被告席之前再次鞠躬。在那些被判絞刑的人當中，土肥原獨自顯得釋然。他事后說：“判決宣布的那一刻，所有的擔憂都離我而去，幾乎是馬上我就開始感覺好多了。”板垣有不同的反應(yīng)。“我完全被悔恨淹沒了�！彼�喃喃低語道。但是其他人沒有表達悔恨之意。財經(jīng)官僚賀屋在被宣判無期徒刑之后說：“我的良心如日月一般清明。”
　　法庭大廳里一片混亂。記者們一口氣沖向電話機。白鳥夫人在走廊上當眾哭泣。東鄉(xiāng)的妻子在律師辦公室里暈倒。東條夫人在審判期間一直拒絕談?wù)摳邢耄ā耙驗槲矣X得我丈夫希望我不要開口”），現(xiàn)在說她不會籌劃為她丈夫的死刑判決請求踐行。她說：“我們國家到處都有家人死于戰(zhàn)爭的人�，F(xiàn)在輪到我們是很自然的�！�
　　[序]
　　中文版序
　　程兆奇（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
　　去年初冬參加上海電視臺外語頻道制作的紀錄片《東京審判》的審片會，當熒幕出現(xiàn)科林·F·布賴恩（Colin F. Brien）在東京法庭解開上衣，袒露脖頸，講述自己幸而未死的被斬首經(jīng)歷時，不由想起多年前在本書日文版（日文版名稍稍簡化，為『東京裁判——もう一つのニュルンベルク』）中也曾看到過的這一幕。作者阿諾德·C.布拉克曼（Arnold C. Brackman）在敘述了一組這類事件時說的一句話，至今在我腦際中仍留有深刻的印象：“當這類證詞呈堂時，一些被告會摘下耳機。有的低下頭，有的閉上眼，他們不愿或不能聽到這些最惡劣的事情。展現(xiàn)在東京法庭上的場景就像希羅尼穆斯·博希（Hieronymus Bosch）在《墮入地獄》（The Descent into Hell）中描繪的恐怖畫面�！辈祭�克曼之所以堅持要寫出此書，根本的動機就是痛感不能遺忘的“罪孽”正在被遺忘。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許多西方著述在談到為什么要寫作或討論東京審判時，異口同聲，都說東京審判受到了有意無意的遺忘。但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國幾乎被人完全淡忘不同，布拉克曼等認為的“遺忘”，既是指與紐倫堡審判的大量著述形成的鮮明反差，更是指東京審判的正面意義受到了質(zhì)疑。因為從早期印度法官拉達賓諾德?帕爾（Radhabinod Pal）的“異議書”，到稍后理查德·H·邁尼爾（Richard H. Minear）的《勝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都是有影響的著作。有“影響”而仍不免被認為“遺忘”，是因為它們雖然在討論東京審判，但結(jié)論、甚至目的卻是否定東京審判。所以就“罪孽”而言，它們是比一般遺忘走得更遠的遺忘。
　　本書從構(gòu)想到成書經(jīng)過了三十五年的漫長歲月。在東京審判的相關(guān)書籍中，大概沒有哪一本像本書下過那么大的功夫。布拉克曼23歲被合眾國際社派往東京報道東京審判，從那時起，他即有“寫一本書”的“朦朧的念頭”。所以他不僅盡可能多的出席了庭審，還開始收集包括隔日印發(fā)的前一日的庭審記錄在內(nèi)的各種文獻。以后布拉克曼轉(zhuǎn)任東南亞等地，各種新任務(wù)紛至沓來，但為東京審判寫書的想法始終沒有放棄。
　　五十年代回到美國后，布拉克曼遍訪檔案館、圖書館、高校等公私收藏機構(gòu)，查閱了用“巨大”來形容也毫不夸張的大量文獻，在當今世界，在東京審判這一領(lǐng)域，大概沒有哪位的閱讀量超得過布拉克曼。為撰寫本書，三十余年中，他還采訪了東京審判的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與不少法律界人士及法學教授有過交流和討論。作為一個記者，跟蹤一個主題如此之久，即使不是絕無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見。采訪東京審判是布拉克曼平生最早的工作，本書是他的絕筆，完成不久，他就去世了。東京審判是名副其實的貫穿他一生的工作，不能不讓人感到他似乎就是為了東京審判而生的。
　　與西方、中國不同，日本數(shù)十年來有關(guān)東京審判的著述從未間斷，本書的日譯本也在原著面世不久即在日本出版。日譯本的譯者是以后著有十分扎實的大部頭著作《東京審判的國際關(guān)系》的日暮吉延。當時年僅二十九歲的日暮為本書日譯本寫了長篇解讀。日暮認為：一、本書的“根本目的”是將東京審判從“遺忘的深淵”中打撈出來。日暮進而認為這點對于日本也有意義。因為今天日本的歷史認識之所以與國際社會產(chǎn)生分歧，原因之一是對戰(zhàn)時日本的行為缺乏正確認識，所以認識對于昭和前期做出總結(jié)的東京審判是有意義的。二、“實證”為本書的顯著特色。除了庭審記錄與證據(jù)文獻，本書還博采澳大利亞與美國的相關(guān)文獻，就從對于庭審內(nèi)外活動描畫的細致而言，不僅在美國，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其中特別值得注目的是本書中述及的外界從來不明的法官團內(nèi)部的情況。由于親身參與審判采訪的特殊經(jīng)歷，審判的逸聞也是本書別具的一個特色。三、對當事人做了相當多的訪談。那些重要當事人，如荷蘭法官伯納德?維克托?A?勒林（B.V.A. R?ling），在本書殺青時都已離世，作者搶救下的這些可補文獻記載不足的訪談，有著彌足珍貴的價值。四、對審判持基本肯定的立場。此外，日暮認為本書也有兩點不足，一是基本照搬檢方與法庭判決的主張，一是未理會相關(guān)的爭議與研究。所謂“不足”，與日本學界對東京審判的主流看法有關(guān)，在此不能詳論。
　　日暮概括的本書四個正面特點，十分恰當，我完全贊成。在此只想補充一點。以上所說長處，著眼點都是“學術(shù)”，這是本書特別重要的價值。同時，本書不是學院型著作。布拉克曼撰寫此書，自始就是為了更廣泛的讀者。它與東京審判林林總總的學術(shù)著作不同，與日本特別多見的政治性強烈的“文宣”作品也不同，它是一個非常好讀的“讀物”。當然，它與一般的通俗作品也不同，法國艾迪安?若代爾（Etienne Jaudel）《東京審判：被忘卻的紐倫堡》（Le procès de Tokyo: un Nuremberg oublié）也是一本易讀的好書，但論厚重深入，滿足讀者更多期待，若代爾所著畢竟無法望本書之項背。
　　再說一句。沒有精準的傳遞，域外佳作成不了本國佳作。本書譯者梅小侃女士曾在北大與美國求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無論在專業(yè)上，還是語言上，對本書的翻譯應(yīng)付裕如自然不在話下。但我相信這本西文世界的東京審判名著在中文世界定將同獲好評還有其他理由，這個理由是：譯者作為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的后人，與原著者布拉克曼會有普通譯手難有的神會，使原著的情感與精神得以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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