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辛亥革命，民國成立，袁氏篡權，二次革命，宋公被刺，洪憲帝制，護國運動，張勛復辟，討逆運動，軍閥混戰(zhàn)……短短幾年，神州巨變，天翻地覆，可波瀾壯闊的水面下似乎一切又沒變，似乎黑夜越來越深了。 

　　這是1916年，還叫周樹人的魯迅時年三十五歲，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這是魯迅一生最寂寞無望的時期，已過而立之年的魯迅仍然是個“屌絲”，業(yè)未興，愛無蹤，家殘缺。因看不過國人麻木，而在東京棄醫(yī)從文的他原希望以筆為槍喚醒國民，如今卻出于生計做了一個“區(qū)區(qū)僉事”。他也曾希望在體制內有一番作為，制定字母方案，討論小說審核標準，籌備博覽會…… 

　　可“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險惡的環(huán)境下又能成就什么呢。魯迅的頂頭上司夏曾佑原是鼓吹“詩界革命”和“小說革命”的風云人物，而今深知一切不可為，整日喝酒敷衍。其他同事要么賭博，要么討姨太太，要么玩弄書畫。大家都在逃避、頹廢，“莫談國事。”魯迅原本對革命、共和充滿期待，可革命原本是讓人生，而結果卻是讓人死；革命以前是奴隸，革命以后卻成了奴隸的奴隸。微風吹起幾個漣漪又能怎樣，不久就一切復原，渣滓重新泛起。 

　　共和了，人人“咸與維新”了，可舊思想、舊傳統(tǒng)仍在一波波地襲來。范源濂任教育總長后，甚至提出“祭孔讀經”。魯迅堅決反對，聯名同事寫信駁斥。結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魯迅因為身在重要崗位而免于外放。社會是如此的黑暗，反抗是如此的無力，魯迅能做的也只有逃避，逃到他的古籍里去。 

　　讀佛經，抄古碑，玩古董，沉悶之余，魯迅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樹下搖蒲扇。天空看不見幾顆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蠶不時地掉下來。夜正長，路也正長，這樣絕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時候是個頭啊，心中深埋的夢想究竟還能否實現？魯迅在“麻痹”、在“裝死”、在沉默，“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死亡�！痹诤谝估�，如果不能發(fā)光發(fā)亮，那至少還可以不喪其志，積蓄羽毛，守時待機。黎明總有一天會到來，積蓄羽毛的人總有一天會展翅高飛。對于魯迅，不久，這一天就到來了。

　　“我怎樣做起小說來” 

　　1916年8月，魯迅的同窗好友錢玄同來訪。同在東京聽章太炎課時，錢玄同的話最多，而且愛在席上爬來爬去，故被魯迅稱之為“爬翁”。這位“爬翁”今非昔比，現是北京大學和北京高師的教授，兼《新青年》雜志編輯。 

　　看到魯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錢玄同很不屑地問：“你抄了這些有什么用？”“沒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沒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魯迅明白錢玄同的意思，他看過《新青年》雜志，原本有些瞧不起它�！缎虑嗄辍穭傞_始雖然倡言“文學革命”，登的卻是古文，魯迅認為其中很有些謬論。而且，雖然《新青年》諸位同仁賣力呼喊，但應者寥寥，甚至連激烈的反對聲都沒有。這種寂寞是最可怕的，魯迅想起了自己當年在東京留學籌辦《新生》雜志時類似的情景，不免有些同情，但依舊感到絕望。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魯迅又問。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卞X玄同堅定地回答。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余篇。”魯迅后來在《吶喊?自序》中如此解釋自己為何答應錢玄同。 

　　1932年，魯迅在為《自選集》作《自序》時，對于這段往事，又補充回憶道：“為什么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zhàn)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 

　　“希望”、“助威”其實都是“借口”，歸根結底，重新提筆還是因為魯迅心中的夢想在燃燒，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鐵屋喚醒國民。從1918年5月《新青年》發(fā)表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加入了新文化運動陣營，從周樹人轉為魯迅，開始了自己一生的戰(zhàn)斗生涯�！棒敗笔悄赣H的姓，“迅”字表示自己的中國夢并未中斷，還是要迅捷地反抗要挑戰(zhàn)要救國民。 

　　雙簧戲 

　　魯迅等“新青年”的第一場論戰(zhàn)很快來了，對陣的是自己曾經的偶像林紓。 

　　1917年1月，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首舉“文學革命”大旗，“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彪s志主編陳獨秀隨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寫的《文學革命論》進行聲援，明確提出“文學革命”和“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文學革命”雷聲滾滾，震驚了守舊勢力，首先跳出來反對的是林紓。他在1918年2月8日上海的《民國日報》上發(fā)表《論古文之不當廢》，認為白話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廢除：“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