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自述

　　略傳

　　我于一九八年三月生于浦東南匯縣漁潭鄉(xiāng)，家庭是地主成分。四歲喪父；父在辛亥革命時為土豪劣紳所害，入獄三月，出獄后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年僅二十四。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親出外奔走，家中無人照顧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二十四歲），常以報仇為訓。因她常年悲憤，以淚洗面；對我又督教極嚴，十六歲尚夏楚不離身，故我童年只見愁容，不聞笑聲。七歲延老貢生在家課讀《四書》《五經(jīng)》，兼請英文及算術(shù)教師課讀。十一歲考入周浦鎮(zhèn)高小二年級，十二歲至上�？既肽涎蟾叫∷哪昙墸〞r稱交通部上海工業(yè)專門學校附�。�，一年后以頑劣被開除；轉(zhuǎn)徐匯公學讀至中學（舊制）一年級，以反宗教被開除。時為十六歲，反對迷信及一切宗教，言論激烈；在家曾因反對做道場祭祖先，與母親大起沖突。江浙戰(zhàn)爭后考入大同大學附中，參加五卅運動，在街頭演講游行。北伐那年，參與驅(qū)逐學閥胡敦復運動，寫大字報與護校派對抗。后聞吳稚暉（大同校董之一）說我是共產(chǎn)黨，要抓我，母親又從鄉(xiāng)間趕來抓回。秋后考入持志大學一年級，覺學風不好，即于是年（一九二七）冬季自費赴法。

　　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課、一方面在巴黎盧佛美術(shù)史學校聽課。但讀書并不用功。一九二九年夏去瑞士三月，一九三年春去比利時作短期旅行，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羅馬應“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之約，演講國民軍北伐與北洋軍閥斗爭的意義。留法期間與外人來往較多，其中有大學教授，有批評家，有漢學家，有音樂家，有巴黎美專的校長及其他老年畫家；與本國留學生接觸較少。一九二八年在巴黎認識劉海粟及其他美術(shù)學生，常為劉海粟任口譯，為其向法國教育部美術(shù)司活動，由法政府購劉之作品一件。一九二九年滕固流亡海外，去德讀書，道經(jīng)巴黎，因與相識。我于一九三一年秋回國，抵滬之日適逢九一八事變。

　　一九三一年冬即入上海美專教美術(shù)史及法文。一九三二年一月在滬結(jié)婚。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發(fā)生，美專停課，哈瓦斯通訊社（法新社前身）成立，由留法同學王子貫介紹充當筆譯，半年即離去。當時與黎烈文同事；我離去后，胡愈之、費彝明相繼入內(nèi)工作，我仍回美專任教。一九三三年九月，母親去世，即辭去美專教務。因（一）年少不學，自認為無資格教書，母親在日，以我在國外未得學位，再不工作她更傷心；且彼時經(jīng)濟獨立，母親只月貼數(shù)十元，不能不自己謀生；（二）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床粦T，故母親一死即辭職。

　　一九三四年秋，友人葉常青約我合辦《時事匯報》——周刊，以各日報消息分類重編；我任總編輯，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為接觸印刷出版事業(yè)之始。三個月后，該刊即以經(jīng)濟虧折而停辦。我為股東之一，賠了一千元，賣田十畝以償。

　　一九三五年二月，滕固招往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任編審科科長，與許寶駒同事。在職四個月，譯了一部《各國古物保管法規(guī)匯編》。該會旋縮小機構(gòu)，并入內(nèi)政部，我即離去。

　　一九三六年冬，滕固又約我以“中央古物保管會專門委員”名義，去洛陽考察龍門石刻，隨帶攝影師一人，研究如何保管問題。兩個月后，內(nèi)政部要我做會計手續(xù)報賬，我一怒而辭職回家，適在雙十二事變之后。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盧溝橋事變后一日，應福建省教育廳之約；去福州為“中等學校教師暑期講習班”講美術(shù)史大要。以時局緊張，加速講完，于八月四日回滬，得悉南京政府決定抗日，即于八月六日攜家乘船去香港，轉(zhuǎn)廣西避難。因友人葉常青外家馬氏為廣西蒙山人，擬往投奔。但因故在梧州擱淺，三個月后進退不得，仍于十一月間經(jīng)由香港回滬，時適逢國民黨軍隊自大場撤退。

　　一九三九年二月，滕固任國立藝專校長，時北京與杭州二校合并，遷在昆明，來電招往擔任教務主任。我從香港轉(zhuǎn)越南入滇。未就職，僅草一課程綱要（曾因此請教聞一多），以學生分子復雜，主張甄別試驗，淘汰一部分，與滕固意見不合，五月中離滇經(jīng)原路回上海。

　　從此至一九四八年均住上海。抗戰(zhàn)期間閉門不出，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亦是鴕鳥辦法。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兩年以肺病兩次去廬山療養(yǎng)三個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上海情形混亂，適友人宋奇擬在昆明辦一進出口行，以我為舊游之地，囑往籌備。乃全家又去昆明。所謂辦進出口行，僅與當?shù)刂袊�銀行談過一次話，根本未進行。全家在旅館內(nèi)住了七個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乘飛機去香港，十二月乘船至天津，轉(zhuǎn)道回滬，以迄于今。當時以傅聰與我常起沖突，故留在昆明住讀，托友人照管，直至一九五一年四月方始回家。

　　經(jīng)濟情況與健康情況

　　母親死后，田租收入一年只夠六個月開支，其余靠賣田過活�？箲�(zhàn)前一年，一次賣去一百余畝；故次年抗戰(zhàn)發(fā)生，有川資到廣西避難。以后每年賣田，至一九四八年只剩二百余畝（原共四百余畝）。一九四八年去昆明，是賣了田，頂了上海住屋做旅費的。昆明生活費亦賴此維持。我去昆明雖受友人之托，實際并未受他半文酬勞或津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上海后，仍靠這筆用剩的錢度日。同時三聯(lián)書店付了一部分積存稿費與我，自一九五一年起全部以稿費為生。

　　過去身體不強壯，但亦不害病。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兩年患肺病，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又復發(fā)一次。一九五五年一月在錦江飯店墜樓傷腿，臥床數(shù)月，至今天氣陰濕即發(fā)作。記憶力不佳雖與健康無關，但是最大苦悶，特別是說話隨說隨忘。做翻譯工作亦有大妨礙，外文生字隨查隨忘，我的生字簿上，記的重復生字特別多。以此，又以常年伏案，腰酸背痛已成為職業(yè)病，久坐起立，身如彎弓。一九五六年起腦力工作已不能持久，晚間不易入睡，今年起稍一疲勞即頭痛。

　　寫作生活

　　十五六歲在徐匯公學，受楊賢江主編的《學生雜志》影響，同時訂閱《小說月報》，被神甫沒收。曾與三四同學辦一手寫不定期文藝刊物互相傳閱，第一期還是文言的。十八歲，始以短篇小說投寄胡寄塵編的《小說世界》（商務），孫福熙編的《北新》周刊。十九歲冬天出國，一路寫《法行通信》十四篇（應是十五篇），五萬余字，載孫福熙編的《貢獻》半月刊。

　　二十歲在巴黎，為了學法文，曾翻譯都德的兩個短篇小說集，梅里美的《嘉爾曼》，均未投稿，僅當做學習文字的訓練，絕未想到正式翻譯，故稿子如何丟的亦不記憶。是時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貒�后于一九三一年即譯《貝多芬傳》。以后自知無能力從事創(chuàng)作，方逐漸轉(zhuǎn)到翻譯（詳見附表）�？箲�(zhàn)前曾為《時事新報·學燈》翻譯法國文學論文�？箲�(zhàn)后為《文匯報》寫過一篇“星期評論”，為《筆會》寫過美術(shù)批評，為《民主》《周報》亦寫過時事文章。抗戰(zhàn)期間，以假名為柯靈編的《萬象》寫過一篇“評張愛玲”，后來被滿濤化名寫文痛罵。

　　一九三二年冬在美專期間，曾與倪貽德合編《藝術(shù)旬刊》，由上海美專出版，半年即�？�。

　　一九四五年冬與周煦良合編《新語》半月刊，為綜合性雜志，約馬老、夏丏老等寫文。以取稿條件過嚴，稿源成問題，出八期即停。

　　社會活動

　　少年時代參加五卅運動及反學閥運動。未加入國民黨�？箲�(zhàn)勝利后憤于蔣政府之腐敗，接收時之黑暗，曾在馬敘倫、陳叔通、陳陶遺、張菊生等數(shù)老聯(lián)合發(fā)表宣言反蔣時，做聯(lián)系工作。此即“民主促進會”之醞釀階段。及“民進”于上海中國科學社開成立大會之日，討論會章，理事原定三人，當場改為五人，七人，九人，至十一人時，我發(fā)言：全體會員不過三十人左右，理事名額不宜再加。但其他會員仍主張增加，從十一人，十三人，一直增到二十一人。我當時即決定不再參加“民進”，并于會場上疏通熟人不要投我的票，故開票時我僅為候補理事。從此我即不再出席會議。一九五年后馬老一再來信囑我回“民進”，均婉謝。去年“民進”開全國代表大會，有提名我為中委候選人消息，我即去電力辭；并分函馬老、徐伯昕、周煦良三人，懇請代為開脫。

　　去年下半年，“民盟”托裘柱常來動員我二次，均辭謝。最近問裘，知系劉思慕主動。

　　其他活動

　　一九三六年夏，為亡友張弦在上海舉辦“繪畫遺作展覽會”。張生前為美專學生出身之教授，受美專剝削，抑郁而死；故我約了他幾個老同學辦此遺作展覽，并在籌備會上與劉海粟決裂，以此絕交二十年。

　　一九四四年為黃賓虹先生（時寓北京）在上海寧波同鄉(xiāng)會舉辦“八秩紀念書畫展覽會”。因黃老一生未有個人展覽會，故聯(lián)合裘柱常夫婦去信爭取黃老同意，并邀張菊生、葉玉甫、陳叔通、鄧秋放、高吹萬、秦曼青等十余黃氏老友署名為發(fā)起人。我認識諸老即從此起，特別是陳叔通，此后過從甚密。

　　一九四五年勝利后，龐薰琹自蜀回滬，經(jīng)我慫恿，在上海震旦大學禮堂舉行畫展，籌備事宜均我負責。

　　一九四六年為傅聰鋼琴老師、意大利音樂家梅百器舉行“追悼音樂會”。此是與梅氏大弟子如裘復生、楊嘉仁等共同發(fā)起，由我與裘實際負責。參加表演的有梅氏晚年弟子董光光、周廣仁、巫漪麗、傅聰?shù)取?

　　一九四八年為亡友作曲家譚小麟組織遺作保管委員會。時適逢金圓券時期，社會混亂，無法印行；僅與沈知白、陳又新等整理遺稿，覓人鈔譜。今年春天又托裘復生將此項樂譜曬印藍圖數(shù)份，并請沈知白校訂。最近請人在滬歌唱其所作三個樂曲，由電臺錄音后，將膠帶與所曬藍圖一份，托巴金帶往北京交與周揚同志。希望審查后能作為“五四以后音樂作品”出版。

　　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春，以淪陷時期精神苦悶，曾組織十余友人每半個月集會一次，但無名義、無形式，事先指定一人做小型專題講話，在各人家中（地方較大的）輪流舉行，并備茶點。參加的有姜椿芳、宋悌芬、周煦良、裘復生、裘劭恒、朱濱生（眼耳喉科醫(yī)生）、伍子昴（建筑師）（以上二人均鄰居）、雷垣、沈知白、陳西禾、滿濤、周夢白等（周為東吳大學歷史教授，裘劭恒介紹）。記得我談過中國畫，宋悌芬談過英國詩，周煦良談過《紅樓夢》，裘復生談過熒光管原理，雷垣談過相對論入門，沈知白談過中國音樂，伍子昂談過近代建筑。每次談話后必對國內(nèi)外大局交換情報及意見。此種集會至解放前一二個月停止舉行。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全國文代聽說有我名字，我尚在昆明；第二次全國文代，我在滬，未出席。一九五四年北京舉行翻譯會議，未出席，寄了一份意見書去。自一九四九年過天津返滬前，曾去北京三天看過樓適夷、徐伯昕、錢鍾書后，直至今年三月宣傳會議才去北京。去年六月曾參加上海政協(xié)參觀建設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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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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