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精選人民日報大地副刊資深欄目“心香一瓣”文章,從1980—2015年三十六年間的五百多篇懷念故人逝者的文章中選編百余篇集結成冊。文章作者名家薈萃,能從中看到時代的流變,人與人交往的真摯感情,不同人對人生與生死大事的觀點,得見那些不常見卻尤其令人難忘的生命細節(jié)。
人間俯仰成古今
虞金星
“心香一瓣”,或許是《人民日報》副刊《大地》諸多欄目里最沉甸甸的。
一方面是因為它“資歷深”!度嗣袢請蟆返木C合性文學副刊定名為“大地”是在1983年,但“心香一瓣”欄目至遲在1980年就已經開設,而且至今仍在。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為,死生之事大。
這一點,古人在《蘭亭集序》里說得最清楚:“人之相與,俯仰一世”,“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這是講時間,講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講對“終期于盡”的態(tài)度。
無論如何,回憶逝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感情上的沉重是一回事,在理智上,要圍繞一段已經告終的生命旅程發(fā)言,分量也是沉重的。
作為副刊欄目,“心香一瓣”的悼亡懷人之作,并不擔負面面俱到的使命。在我看來,這些文章應該就和《蘭亭集序》里說的那樣,一方面是表達作者對逝者的懷念之情,顯示生者對“終期于盡”持怎樣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則是記錄人與人的交往,補充那些讓逝者依然鮮活在記憶里的細節(jié)、故事、神韻。
悼亡懷人,在我們的文學傳統(tǒng)里,是有淵源可溯的。無數(shù)流傳的文章讓我們相信,生死間有至文。
人間最難將息,本就是生離與死別。而天涯相隔的生離或許還有挽回的機會,陰陽相錯的死別,就只能靠追憶了。所以有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夜來幽夢,“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我印象更深刻的,還有明代歸有光的名篇《項脊軒志》里那句“今已亭亭如蓋矣”——留有共同記憶的枇杷樹尚在長,生的樹愈發(fā)生機勃勃,逝的人就越惹他追念。
所謂悼亡之作,在古典文學里多指的是像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蹦菢幼纺钇拮拥钠。除這個類別外,古代追懷逝者的名篇里,袁枚的《祭妹文》也堪稱絕唱。幼年相伴的歡樂情狀,遽然逝去的無限哀痛,在袁枚的筆下,情真意切:
凡此瑣瑣,雖為陳跡,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诋敃r不將嫛婗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為證印者矣。
舊日瑣事,像影子一樣,似乎十分清晰,真想細究回憶,又似乎已無處追尋。而斯人已逝,再無可以印證之人。這挽留不及的,不正是最幽微的人間心緒嗎?
而當代的追憶名篇中,最易于想起的,大概是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這一篇又與那些朝夕相處、悲傷不盡的悼亡篇章不同,多的是“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痛感、激憤。與之類似的,倒讓人想起明代崇禎年間文人張溥所贊頌的“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五人墓碑記》)。
整理閱讀“心香一瓣”欄目這三十多年間(1980—2015)的五百多篇文章時,我心頭不時映出的,是這無數(shù)曾讀過的名篇。
過去的名篇,和今天的“心香”,在無形中連成了一條滔滔的河流。
懷人,本就是散文里的大宗。追懷逝者的作品,往往能讓人看到人之一生、人之身后復雜的社會風景,又蘊含著生死別離的無盡感觸。
跨度幾十年的文章重讀下來,又比單篇多一種“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的感慨。許多曾經寫文章懷念人的人,也在后面的文章里被人懷念。而許多文章里的個人回憶,聯(lián)結在一起,又恍惚勾勒出了集體的記憶。時代的輾轉變化,隱約其中。
這些文章,有的是親人懷念,朝夕相處,滿溢情感;有的是友人追憶,可能是君子之交,卻總有令人難忘的細節(jié)……從五百多篇文章中選出一百多篇文章結集的過程,實在也是個舍不得的過程。最后只能勉強定下兩個原則:一是在有多篇文章懷念同一位逝者時,只保留一篇,以便能使文章范圍盡可能廣;二是希望每篇文章無論風格如何,都能有動人心腸處。即便如此,也難保未有遺珠之憾。
生死離別與往來古今,個人心緒與歷史記憶,希望這些文章值得大家一道去讀,去借以追憶。
2016年8月3日
相信生活,相信愛
鐵凝
汪曾祺老離開我們13年了,但他的文學和人格,他用小說、散文、戲劇、書畫為人間創(chuàng)造的溫暖、愛意、良知和誠心卻始終伴隨著我們。
汪曾祺先生總讓我想到母語無與倫比的優(yōu)美和勁道。他對中國文壇的影響,尤其是對中、青年一代作家的影響是大而深刻的。一位青年評論家曾這樣寫道:“在風行現(xiàn)代派的20世紀80年代,汪曾祺以其優(yōu)美的文字和敘述喚起了年輕一代對母語的感情,喚起了他們對母語的重新熱愛,喚起了他們對民族文化的熱愛……他用非常中國化的文風征服了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顯出特別的‘新潮’,讓年輕的人重新樹立了對漢語的信心。”他像一股清風刮過當時的中國文壇,在浩如煙海的短篇小說里,他那些初讀似水、再讀似酒的名篇,無可爭辯地占據著獨特雋永、光彩常在的位置。能夠靠純粹的文學本身而獲得無數(shù)讀者長久懷念的作家真正是幸福的。
汪曾祺先生總讓我想到“真性情”。這是一個飽含真性情的老人,一個對日常生活有著不倦興趣的老人。他從不敷衍生活的“常態(tài)”,并從這常態(tài)里為我們發(fā)掘出悲憫人性、贊美生命的金子。讓我們知道,小說是可以這樣寫!竊以為,一個人不能將真性情投入生活,又如何真摯為文?有句俗語叫做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但在汪老這里卻并非如此。他的人生也坎坷頗多,他卻不容他的人生如“戲”;他當然寫戲,卻從未把個人生活戲劇化。他的人生就是人生,就像他始終不喜歡一個形容叫做“作家去一個地方體驗生活,”他更愿意說去一個地方生活。后者更多了一份不計功利的踏實和誠樸,也就說不定離文學的本質更近。一個通身洋溢著人間煙火氣的真性情的作家,方能贏得讀者發(fā)自內心親敬交加的感情。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境界呢。能達此境界的作家為數(shù)不多,汪老當是這少數(shù)人之一。
汪曾祺先生總讓我想到“相信生活,相信愛”。因為,他就是相信生活也相信愛的,特別當他在苦難和坎坷境遇中。他曾被迫離別家人,下放到壩上草原的一個小縣勞動,在那里畫馬鈴薯,種馬鈴薯,吃馬鈴薯。但他從未控訴過那里的生活,他也從不放大自己的苦難。他只是自嘲地寫過,他如何從對圓頭圓腦的馬鈴薯無從下筆,竟然達到一種想畫不像都不行的熟練程度。他還自豪地告訴我們,全中國像他那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的人,怕是不多見呢。這并不是說,汪曾祺被苦難所麻木。相反,他深知人性的復雜和世界的艱深。他的不凡在于,和所有這些相比,他更相信并尊重生命那健康的韌性,他更相信愛的力量對世界的意義。我想說,實際上汪曾祺先生的心對世界是整個開放的,因此在故事的小格局里,他有能力呈現(xiàn)心靈的大氣象。他曾在一篇散文中記述過他在那個草原小縣的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帶回宿舍精心晾干收藏起來。待到年節(jié)回北京與家人短暫團聚時,他將這朵蘑菇背回了家,并親手為家人烹制了一份極其鮮美的湯,那湯給全家?guī)砹艘馔獾臍g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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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汪曾祺先生的家鄉(xiāng),懷念他、熱愛他的人們以這樣的規(guī)模和如此的隆重來追憶這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杰出人物,這一方水土的文化財富,使我感受到高郵潤澤、悠遠的文化積淀;我也愈加覺得,一個民族,一座城市,是不能沒有如汪老這樣一些讓我們親敬交加的人呼吸其中的。也因此,這紀念活動的意義將會超出文學本身。它不僅讓我們在21世紀這個競爭的壓力大于人與人之間美好情感相互贈予的時代,依然相信生活、相信愛,也喚起我們思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們當怎樣珍視和傳承獨屬于我們民族的優(yōu)雅的精神遺產,當怎樣積攢和建設理性而積極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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