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奧威爾作品全集》：
　　第一章
　　在巴塞羅那的列寧兵營，加入民兵組織的前一天，我見到一個意大利民兵站在軍官的桌前。
　　他是個相貌兇悍的年輕人，大概二十五六歲，長著褐紅色的頭發(fā)，肩膀強健有力，戴著一頂鴨舌帽，斜拉下來，遮住了一只眼睛。他側對著我，下巴抵著胸膛，注視著桌上一張某位軍官攤開的地圖，迷惑地皺著眉頭。他那張臉深深地打動了我�？吹侥菑埬樉椭�道他干得出殺人的事情，為朋友愿意兩肋插刀——你會覺得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卻是共產主義者。這張臉的主人既正直坦率，又兇殘暴虐，而且看得出是個目不識丁的人，對上級領導非常尊敬。顯然，他連那張地圖的東西南北都分不清，覺得看地圖就像看天書一樣晦澀難懂。不知道為什么，我對他頓生好感——我很少對別人——我是說，別的男子——有這種感覺。那些人圍著桌子在聊天，說起了我是個外國人。那個意大利人抬起頭，語速很快地開口問道：
　　“意大利人？”
　　我操著蹩腳的西班牙語回答：“不，英國人。你呢？”
　　“意大利人。”
　　我們走出去時，那個意大利人走過房間，用力地和我握手。對一個陌生人你會感受到那股情誼，真是太奇怪了！似乎在那一瞬間我和他的心靈跨越了語言和文化的溝壑，結為了親密伙伴。我對他頗有好感，希望他也對我有好感。但我知道，如果我要保留對他的好感，我就不能再和他接觸。不用說，我再也沒有見過他。這種萍水之交在西班牙經常發(fā)生。
　　我提起這個意大利民兵，是因為他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那身蹩腳的制服和兇殘而可憐巴巴的臉龐讓我強烈感受到當時的特殊氣氛。他和我對這場戰(zhàn)爭的所有回憶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巴塞羅那飄揚的紅旗、一列列滿載著士兵奔赴前線的破舊的火車、鐵路線上那一座座灰蒙蒙的飽經戰(zhàn)爭破壞的城鎮(zhèn)和山丘上泥濘冰冷的戰(zhàn)壕。
　　那是1936年12月末，距離現(xiàn)在我動筆是不到七個月前的事情，但似乎已經過去了很久很久。后來發(fā)生的一連串事件使得這段時期的回憶變得模糊了，比1935年或1905年的回憶更加模糊。我來西班牙的目的是為了撰寫新聞稿件，但我立刻加入了民兵組織，因為在當時那種氣氛之下，那似乎是唯一的正確之舉。無政府主義者仍然控制著加泰羅尼亞，革命形勢如火如荼。對于從革命伊始就投身其中的人來說，到了12月或1月，革命似乎已經結束了。但對于一個從英國來的人而言，巴塞羅那的情景令我覺得十分震撼和驚詫。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到一個工人階級翻身作主的城市。幾乎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領，掛著革命的紅旗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相間的旗幟。每一面墻上都畫著錘頭和鐮刀的圖案，寫著革命黨派的名字縮寫字母。幾乎每一座教堂都被搗毀，里面的神像被焚滅。工人群體正到處有組織地搗毀教堂，每一間商店和咖啡廳都寫了標語，標榜自己是集體所有制經營，甚至連擦鞋匠也被集體化了，他們的鞋匣被涂成了紅黑兩色。服務員和售貨員直視著你的臉，和你平等相待。奴顏婢膝的話，甚至那些禮節(jié)性的話都暫時消失了。沒有人說“閣下”或“先生”，甚至“您”也不說了。大家互稱“同志”和“你”，打招呼時說的是“祝你健康”，而不是“請安”。法律規(guī)定不許給小費。有一次我想給看電梯的小男孩一點小費，結果被酒店的經理訓了一通。街上沒有私人的汽車，它們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電車、出租車和許多交通工具都涂成了紅黑兩色。宣揚革命的海報無處不在，貼在涂成干凈的紅藍兩色的墻壁上顯得特別振奮人心，讓剩下的幾張廣告海報看上去就像臟兮兮的涂鴉。蘭布拉斯大道是貫穿市中心的主干道，行人熙熙攘攘，穿梭不停。整條馬路都安置了高音喇叭，從早到晚大聲播放著革命歌曲。最奇怪的景象莫過于行人的面貌。從表面上看，富人已經基本上在這座城市絕跡，除了少數婦女和外國人之外，根本找不到“衣著華麗”的個體。大家要么穿著樸素的工作服或藍色的吊帶褲，要么穿著不同款式的民兵制服。這一幕幕景象非常奇怪而令人振奮，里頭有許多事情是我無法理解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覺得不喜歡，但我覺得這是值得為之戰(zhàn)斗的事業(yè)。我還覺得情況就像表面看起來的那樣，這里真正成為了工人當家作主的國度，資產階級已經被驅逐、處決或接受改造，與工人站在同一陣線。我沒有意識到，許多富裕的資產階級只是暫時化裝為無產階級的一員，低調地隱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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