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關(guān)于大歷史的。這種大歷史研究方法把人類歷史置于宇宙歷史的框架之中，從宇宙形成之初直至現(xiàn)今地球上的生命。該書為大歷史提供一種全新的理論方法，我希望這種方法不僅對人類過去、而且對人類不久未來即將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都能夠給予更好的詮釋。
　　我對于大歷史理論基礎(chǔ)的探究，源自深切關(guān)注人類如何對待我們地球上的生存環(huán)境。而對于環(huán)境的專注，又直接源自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阿波羅登月飛行。這次飛行發(fā)生在1968年12月，給人們留下了經(jīng)久不衰的印象。當時，阿波羅8號首次登陸月球，并且在環(huán)繞我們的天體同伴10圈之后回到了地球。我在荷蘭觀看了這些來自太空的激動人心的黑白實況轉(zhuǎn)播，同時把照相機安置在電視機前的三腳架上，用來捕捉精彩瞬間。這是擁有家用錄像機或者任何其他能夠記錄電視畫面設(shè)備之前的日子。我感覺自已正在目睹無比重要的事件，盡管不確定這些畫面能否保存下來或者能否對我有所價值。我拍攝了發(fā)射的畫面、首次直播的畫面（包括地球的第一張原始畫面）、以及從月球軌道看到的月球表面的畫面。在我們家電視機上，太空中的地球似乎是一個白色的圓點，這是阿波羅登月電視攝像機曝光過度的結(jié)果。我十分好奇地想要知道，宇航員真正看到的是什么？從太空中看到的“大地”（the good Earth）是什么樣？阿波羅8號指揮官弗蘭克�6�1博爾曼（Frank Borman），在來自月球軌道的著名平安夜廣播中，把我們的地球稱為“大地”。
　　我沒有等待太久。很快，我家就收到了1969年1月10日出版的《時代》（Time Magazine）雜志，它展示了一組精選的宇航員拍攝畫面。對于這組“月球?qū)］嫛钡氖追�畫面——著名的地出（Earthrise），該期雜志封面用以下標題進行描繪：來自阿波羅8號的獨特視角。當我注視這幅畫面時，體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憾，并且以后再也沒有過這種感受。數(shù)秒之內(nèi)，它徹底顛覆了我對地球的看法。我極其小心地把它撕下來，粘貼在我房間的墻上，欣賞了好多年。直到現(xiàn)在，我依然非常珍惜它。
　　我所接受的教育沒有為這種看待地球的全新觀點奠定基礎(chǔ)。在學校里，我接受的是傳統(tǒng)的荷蘭教育，也許是傳統(tǒng)的西歐教育。它包括拉丁語、古希臘語；諸如英語、法語和德語的現(xiàn)代語言；數(shù)學、物理、化學、地理和歷史。然而，這些獨立的知識內(nèi)容從未彼此相聯(lián)，它們呈現(xiàn)的都是單一的視角。這讓我完全沒有為我們藍白色星球的非凡景象做好準備：它周圍一片漆黑，在令人生畏的灰色月表上空升起。這些畫面第一次展示了宇宙背景下的地球是多么與從不同。它也讓世界各地的人們想要知道我們?nèi)绾螌Υ�我們宇宙中的家園。這引發(fā)了史無前例的環(huán)保意識浪潮，包括在1970年設(shè)立第一個地球日。
　　那時最具影響力的環(huán)境出版物，是1970年一群獨立知識分子委托進行的研究，他們因為在羅馬這座古老的城市發(fā)起會議，自稱羅馬俱樂部。該研究由丹尼斯�6�1梅多斯（Dennis Meadows）領(lǐng)導下的麻省理工學院具體操作、大眾汽車基金會（Volkswagen Foundation）出資贊助，最終報告的名稱是《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guān)于人類困境的報告》（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它以多種語言出版刊發(fā)，包括荷蘭語。重點關(guān)注五個重要的變量：人口增長、糧食生產(chǎn)、工業(yè)生產(chǎn)、自然資源的有限供給和不可避免的污染。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是，所有這些因素無論如何結(jié)合，都會中斷人類不久將來的福祉。這項研究特別在荷蘭獲得了極大的關(guān)注，銷量很好。根據(jù)羅馬俱樂部一位荷蘭成員弗里茨�6�1波特希（Frits B ttcher）所言，荷蘭的情況即將如此，因為荷蘭在世界上每公頃收入最高，結(jié)果是許多討論過的問題每天都在發(fā)生。
　　當這種情況發(fā)生時，我周圍沒有一個人，曾經(jīng)提到過太空中的地球畫面所產(chǎn)生的深刻視角轉(zhuǎn)變，這也包括我的中學老師和后來的大學老師，他們更加愿意堅持既定的教育方案。鑒于此，我沒有透露自己的大多數(shù)想法和感受。然而，我開始覺得我現(xiàn)在描述的是一個最令人痛心的割裂。我不僅日益擔心著環(huán)境問題，而且也想要了解人類如何陷入這種困境。荷蘭文版《增長的極限》導論中一段文字，激發(fā)了我對人類歷史的好奇之心。這段文字表明：如果我們了解當前狀況不同于那些較早歷史時期的狀況（它們在生物和文化方面塑造著人類），我們便能行之有效地讓現(xiàn)狀變得更加美好。4那時，學術(shù)環(huán)境史尚不存在，我也沒有意識到任何世界歷史敘述能夠在這方面幫助我。因此，我開始了長期的學術(shù)探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人類歷史，當我逐漸熟知大歷史后，這項探究達到了頂點。
　　對我而言，大歷史已經(jīng)成為一種解釋我個人、我周圍一切如何產(chǎn)生的極好方式。在大歷史范疇內(nèi)，任何問題都可以表述為當下的某些方面如何以及為何成為其現(xiàn)有模式。與其他任何學科不一樣的是，大歷史把所有過往研究整合成一種新穎的連貫的視角。在這個過程中，大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最令人滿意的聯(lián)系。從每年自愿學習大歷史課程的眾多學生來看，它或許也為他們提供一種類似的聯(lián)系。我的大多數(shù)學生剛好在阿波羅登月計劃結(jié)束后出生。對于他們來說，登月飛行是縱深歷史的一部分。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許多大學課程并沒有很大的改觀，尤其是人文學科。因此，許多學生可能依然面對著類似的割裂。
　　由于地出畫面的啟發(fā)，我在過去30多年的時間里，借助于理論觀點為實現(xiàn)超然的歷史概述努力奮斗。雖然這種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學領(lǐng)域里極為常見——自然科學家不知道用其他任何方式進行科學研究——但是即使今天，大多數(shù)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依然傾向于關(guān)注細節(jié)而忽略整體。我的歷史研究方法引導對這顆行星上人類事件進行敘述，因此，它與更多既定的歷史敘述頗為不同。
　　我在相當多元化的學術(shù)生涯中獲得的知識，為大歷史理論方法奠定了基礎(chǔ)。這種方法將在第二章進行闡釋。我首先從事的是生物化學，致力于當時稱為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這種研究有助于提高世界糧食生產(chǎn)。但是我卻一直擔心它可能不足以解決《增長的極限》提到的問題。因此，在完成生物化學研究之后，我決定不在這個領(lǐng)域?qū)で舐殬I(yè)發(fā)展，即使已經(jīng)取得了幾個博士生資格。相反，我開始轉(zhuǎn)變方向，試圖為人類如何陷入當前困境找出解決方案。
　　我曾經(jīng)在一家名為Gaiapolis的荷蘭生態(tài)企業(yè)工作一年左右。這份工作既教會我許多荷蘭生態(tài)運動的知識，也教會我許多生活的知識。我也開始在歐洲、中東和非洲旅行，這讓我更加熟悉世界貧困地區(qū)的生活。1979年，在蘇丹中部一次乘火車旅行期間，我遇到了德國文化人類學家尤阿希姆�6�1泰斯（Joachim Theis）。他關(guān)于當?shù)靥K丹人狀況的客觀分析，把我引向研究文化人類學的道路。我閱讀的第一部人類學著作，是馬文�6�1哈里斯（Marvin Harris）撰寫的入門教材《文化�6�1人�6�1自然》（Culture, People, Nature）。我發(fā)現(xiàn)它是令人著迷的一本書。1988年，我非常幸運地遇到了這位有趣的人類學家。
　　感謝我父母的慷慨支持，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在荷蘭學習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史。在此期間，我對秘魯已知歷史上的宗教和政治進行了長期研究，重點關(guān)注位于古老印加首都庫斯科（Cusco）附近蘇里特區(qū)（Zurite）的農(nóng)村。這項研究的中心思想是要發(fā)現(xiàn)，一個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的農(nóng)村社區(qū)如何與自然相處？它的歷史看起來如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區(qū)如何受外部世界影響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受外部世界影響？由于荷蘭還沒有環(huán)境研究，我決定關(guān)注安第斯山區(qū)的當?shù)刈诮�，希望能夠呈現(xiàn)眾多的環(huán)境思想和環(huán)境實踐（結(jié)果也是如此）。
　　在此期間，曾經(jīng)指導我在秘魯研究工作的荷蘭文化人類學家馬特�6�1巴克斯（Mart Bax），向我介紹面向過程（the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的歷史研究方法，該方法由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6�1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發(fā)展而來，同時還向我介紹他自己對這一理論在宗教、政治領(lǐng)域的闡釋。后來，我又得到了荷蘭社會學家約翰�6�1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同等重要的支持，他是我第二個博士學位的指生老師。那段時期，我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我一直研究的秘魯安第斯山區(qū)農(nóng)村的大部分歷史與人類歷史的重大進程密不可分。我把研究成果總結(jié)成了兩本著作。然而，直到現(xiàn)在，在完善本書闡釋的理論模型之后，我才更加全面地理解這些秘魯農(nóng)民是多么合理地利用其周圍的自然環(huán)境。
　　1992年我完成博士項目之后，由于中歐和東歐共產(chǎn)主義的崩潰，荷蘭幾乎所有研究拉丁美洲的興趣突然消失了。西歐政府突然開始提供基金，支持把中歐融入歐盟，而不是支持冷戰(zhàn)戰(zhàn)場國家的研究和發(fā)展援助。這讓我?guī)缀醪豢赡芾^續(xù)秘魯?shù)倪M一步研究。幸運的是，同時約翰�6�1古德斯布洛姆逐漸熟知大衛(wèi)�6�1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首創(chuàng)的大歷史課程，這要感謝他在1992年對澳大利亞悉尼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訪問。在這門課程上，從天文學家到社會科學家的所有演講者，都講授他們所知的宏大故事的一部分內(nèi)容。這種首創(chuàng)精神對我也有很大吸引力，因為它能準確提供那種我一直試圖尋找的歷史概述。1993年，古德斯布洛姆和我效仿克里斯蒂安的研究，在阿姆斯特丹大學準備大歷史課程。1994年，大歷史課程首次開課，自此以后，每年均有設(shè)立。
　　1992年11月，我在阿姆斯特丹非常幸運地見到美國世界歷史學家威廉�6�1麥克尼爾。自此以后，他給予我最為重要、最為慷慨的支持。他的支持之所以最為重要，不僅在于它幫助我明確觀點，包括本書的寫作（他曾多次以他獨特的最積極的方式要求我做得更好），還在于如果我沒有確立大歷史的研究方向，就不可能在變幻莫測的學術(shù)界堅持下來，因為學術(shù)界沒有任何安全的避風港灣。我謹將此書獻給麥克尼爾，向他所做的一切致以最真摯的感謝。
　　1994年，我在構(gòu)建首次大歷史課程時，意識到這么做的同時也是在構(gòu)建大歷史本身。這一最激動人心的頓悟，催生了《大歷史的結(jié)構(gòu)》（The Structure of Big History, 1996）一書。該書提出了所有歷史的總體結(jié)構(gòu)。1996年10月，我拜訪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向他們介紹我的新書，結(jié)果這次訪問把我引向了復雜性研究。盡管在隨后幾年里，這一主題變得愈來愈寬泛，但是我卻無法用它實現(xiàn)大歷史方面比較好的綜合。2000年，美國天體物理學家艾瑞克�6�1蔡森（Eric Chaisson）參觀我們的課程，并做了精彩的演講。然后，他把應(yīng)我們請求正在準備中的評論原稿給了我份副本，同時向我介紹了他那顛覆傳統(tǒng)的有關(guān)能量和復雜性的觀點。這便為我提供了好幾年的思想給養(yǎng)。
　　我目前研究方法的突破發(fā)生在2003年2月。當時，一年一度的阿姆斯特丹大歷史課程如期進行。一次上完課回家后，我的美國妻子吉娜（Gina）正在準備美味的意大利晚餐，她問了我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何大歷史以其發(fā)生方式進行下去？當我試圖盡可能清晰簡潔地回答時，我突然意識到從未有人以這樣的方式問過我這個問題。我也知道答案可能既簡潔又優(yōu)雅。本書正好回答了吉娜的問題。2005年，這種研究方法的最初概要，發(fā)表在英語發(fā)行的俄羅斯雜志《社會的演變與歷史》（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上，題目是：《大歷史如何運行：能量流與復雜性的興衰》。本書即是上述文章論點的詳細闡釋和進一步升華。
　　我充分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的科學知識不斷發(fā)展。既使在我講授大歷史課程的15年時間里，也發(fā)生了許多重大變化，諸如宇宙學中暗能量的異軍突起。因此，大歷史的故事不斷地發(fā)生著變化，這使得本書呈現(xiàn)的許多“事實”會在未來某時顯得落后。然而，我希望我的新穎歷史理論能夠持續(xù)更長的時間。如果這一愿望沒有實現(xiàn)，我非常希望這本書能夠激勵大家，試圖尋找更好的方法取而代之。
　　在大歷史范疇內(nèi)，顯然不可能親自閱讀所有的現(xiàn)存資料。除了盡可能多的閱讀，我的方法是把我的觀點提交給從天文學家到社會科學家的各領(lǐng)域?qū)＜�。他們中許多人已經(jīng)給我提供了最寶貴的反饋意見。盡管這讓我盡可能擁有各相關(guān)領(lǐng)域最前沿的知識，但是我無法確保本書總能呈現(xiàn)科學領(lǐng)域內(nèi)最新的和最好的觀點。在我開始撰寫本書之前，許多人已經(jīng)深刻地影響著我的思想了。如果沒有他們，這本書一定會是另一番面貌。此外，許多學者對于該項目傾囊相助。因此，我要在許多方面感激他們，令人難過的是，其中一些人已經(jīng)和我們永遠訣別了。
　　這里，我按字母順序列出他們的名字：Walter Alvarez、Mart Bax、 Craig Benjamin、Charles Bishop、 Maurice Blessing、Svetlana Borinskaya、Julián Cconucuyca F.、Ernst Collenteur、Lennart Dek、Carsten Dominik、Randy van Duuren、Dennis Flynn、André Gunder Frank、Adriana Galijasevi?、Tom Gehrels、Mr. & Mrs. Louis Giandomenico、Arturo Giráldez、Leonid Grinin、Huib Henrichs、Ed van den Heuvel、Henry Hooghiemstra、Teije de Jong、Machiel Keestra、Bram Knegt、Marcel Koonen、L. W. Labordus、Alexander Malkov、Koen Martens、John R. McNeill、Akop Nazaretyan、Juan Victor Nú?ez del Prado、Don Ostrowski、Maarten Pieterson、Robert Pirsig、Nikolai Poddubny、Harry Priem、Esther Quaedackers、Lucas Reijnders、Richard Saunders、GertJan Savonije、André Schram、Vaclav Smil、M. Estellie Smith、Graeme Snooks、Jan Spier、Paul Storm、Egbert Tellegen、Joachim Theis、Machiel van der Torre、Bart Tromp、Antonio Vélez、Erik Verbeeck、John de Vos、Jan Weerdenburg、Jos Werkhoven、Peter Westbroek和Ralph Wijers。
　　我同樣感激上述未能提及的所有其他授課者，還要感激許多學生和其他人，他們以我可能沒有確切記住或者我甚至沒有意識到的方式幫助過我。
　　我特別感激大衛(wèi)�6�1克里斯蒂安多次精彩刺激的討論；感激威廉�6�1麥克尼爾始終如一的支持和總是明智的批評；感激鮑伯�6�1摩爾（Bob Moore）富有建設(shè)性的批評、以及（所有章節(jié)里）出色的英語修正和對于本書出版的重要支持；感激艾瑞克�6�1蔡森給予重要建議和指出關(guān)鍵錯誤；感激卡雷爾�6�1范�6�1達姆（Karel van Dam）和吉斯�6�1卡爾斯貝克（Gijs Kalsbeek）對于原稿的細致評論；感激弗蘭克�6�1尼爾（Frank Niele）的尖銳批評，從而大大改善我對能量的看法；感激巴里�6�1羅德里格（Barry Rodrigue）的不懈努力，他在剔除格式上錯誤的同時給予最刺激的評論和支持；感激珍妮�6�1米爾伯格（Jeanine Meerburg）對于該項目（和大歷史）的鼎力支持；感激我父母的支持和興趣；感激跨學科研究所為我寫作本書提供機會；最后感激我妻子吉娜永無止境的興趣、激發(fā)和支持，還有我們的孩子路易斯和朱莉婭的耐心和好奇。當然，上述所有人都不用以任何方式為本書表述的觀點擔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