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申報館“剪報資料”始于1930年。此時，史量才掌管《申報》已有18個年頭，在望平街漢口路的拐角處，早已聳立起了足以傲視同業(yè)的申報館新大樓，報館在冊員工450余人，發(fā)行量已逾15萬份，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
　　1930年前后，總經(jīng)理史量才開始醞釀申報館新一輪的機構改造。1931年1月正式成立申報館總管理處,史量才兼主任,統(tǒng)轄一切館務，下設編輯部、營業(yè)部、年鑒社、月刊社等核心業(yè)務部門。在編輯部中，又下設社評科、電訊科、采訪科、圖書參考科等14個科室�！凹魣筚Y料”的收集、整理、庋藏，屬圖書參考科工作范疇。
　　這一時期，著名新聞學家戈公振考察了世界主要國家的新聞報業(yè)，回國后加盟申報館，正逢史量才機構革新，戈公振出任總管理處設計部副主任。他吸納歐美等國的現(xiàn)代報業(yè)理念，就《申報》的新聞內(nèi)容、廣告營銷、創(chuàng)辦畫刊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設性意見，其中就有成立“圖書資料室”的提議。1929年5月，戈公振籌辦圖書資料參考部，開始規(guī)劃資料室。1930年戈公振兼任《申報圖畫周刊》主編，資料室除了剪貼報紙資料，還增加了各類照片、圖畫的搜集與整理。他還親自動手剪貼各類新聞，并把剪報裝訂成冊。
　　之前，戈公振已在《東方雜志》發(fā)表了一篇專論《報館剪報室之研究》（《東方雜志》第二十二卷第十六號），這或許是中國近代關于剪報資料研究的開山之作。文章開宗明義：“剪報云者，即將一人或一事之新聞之散見于各報者，剪取而匯聚之整理之是也”。又說“世事纂繁，千變?nèi)f化，忽有一事之發(fā)生，一人之出處，足以引起社會之興味者，欲藉記憶之力，則事多輒致遺忘，若欲翻檢舊籍，則正如大海撈針，何從覓得，而新聞記者又安有如許功夫。有此剪報，早于平日預為儲蓄，則綱舉目張，一檢即得”，指出了剪報之于新聞報道的最顯而易見的作用。
　　戈公振認為，利用剪報資料提升辦報質(zhì)量和效率，“其利之可言者，約有四端”：可以省時間；可以得要領；可為新聞保存之便利；可為事物本原之考查。
　　該文詳細介紹了紐約世界報社的剪報室�！懊绹鴪箴^之剪報室，以世界報（World）為最大。室與圖書館并列，延十余人司其事，門首張以銅網(wǎng)，非室員絕對不許入內(nèi)。借閱材料，則由銅網(wǎng)上之窗口傳遞，其手續(xù)與圖書館同。”并對《世界報》的剪報分類作了詳細描述。所謂剪報，即“剪取之材料，大率出于各種報紙……每件必記其發(fā)行日期于其背面，且有兼記報紙名稱者，然后裝入一堅固之大封套內(nèi)而保存焉”。這可以看作是戈公振為日后籌建資料室而進行的理論準備，繪就的規(guī)劃藍圖。
　　有關申報館資料室早期的情形，著名音樂家周巍峙晚年接受采訪時，有過一段回憶。青少年時期的周巍峙，曾在申報館作練習生約兩年。他回憶說：“我是1930年初進申報館，一二八戰(zhàn)后離開的。初進申報館我才十幾歲，跟戈公振作練習生。戈公振是我二舅，在《申報》改良、革新圖書參考資料室，我做些剪報、編輯，把歸類整理的資料做成書。當時資料部里有史量才外甥楊墨逸、我、羅平三人。薪水，在兩個月試用期是5塊，期滿10塊。我們資料部在3樓，隔壁是排字房�！保ā妒妨坎叛芯窟x粹》，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周巍峙參與剪報工作時，正是資料室的初創(chuàng)期。
　　二
　　民國卅六年（1947），申報館出版了一本內(nèi)刊《館內(nèi)通訊》（《申報館內(nèi)通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9版）。第一期有一篇介紹“資料編目”的文章。在申報館，他們把剪報資料稱為“新聞的準備庫”。
　　資料室收集各種參考資料，以供言論、編輯兩部之用。歷年以來，收藏已相當豐富。資料不問巨細，自大部名著，以至小冊子、宣傳品，均在搜求之列，片紙只字，設法保存。
　　資料分為：（一）書籍、雜志，（二）圖表，（三）照片銅版，（四）報紙，（五）其他零星稿件�！�…在庋藏以前，先分類目，取便檢查。否則雜亂置放，日后將無法找尋。……資料分類方法很多，現(xiàn)在我們所采用的，是王云五的中外圖書統(tǒng)一分類法。
　　《館內(nèi)通訊》第二期刊登了一組集體采寫的報道《一張報紙的誕生》，其中有一篇“資料：新聞還是舊聞”，專門介紹資料室的工作情形。
　　“舊聞”準備庫以收集資料為最主要的工作。本埠報紙二十八種，外埠報紙一百七十余種�！�…報紙上的材料，從剪、貼，到分類、裝訂，工作量最為繁重。本報、新聞報和大公報，都是當天剪貼完成，其余則在第二天剪貼。至于外埠報紙，現(xiàn)在尚未剪貼，只把他們整理一下，庋藏起來，以便日后參考檢查。
　　“報紙上所看到的照片、圖畫，也是由資料室搜集的。這許多照片、圖畫，一部分由本館自己拍攝，一部分由外面供給，分別藏在特制的紙袋中，紙袋按照編定次序排列。名人照相，另外編排，連同履歷，放在一起，檢查時全部可以得到。最初報館中的資料室，只收集一些名人相片和履歷，以便死后發(fā)表，這實在是他的原始工作�！�
　　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細節(jié)，讓我們得以還原當年資料室的工作情形：在1930年代初，及之后的將近二十年時間里，在申報館大樓三層的一間辦公室，最初三、四人，逐漸增加到十余人，每天面對近兩百份隔日或當天出版的報紙（其中有《大公報》、《新聞報》、《時報》、《大美晚報》、《時事新報》、《立報》、《經(jīng)濟日報》、《東南日報》、《益世報》、《新申報》、《世界晨報》、《和平日報》、《金融日報》等），開始了他們“剪刀 + 漿糊 + 裝訂”的全手工作業(yè)。每份被剪裁下來的剪報，均被及時蓋上兩枚長方形的藍色印章，一為報名章，如“大公”“新聞”“大美”，表明它的來源；一為年月日章，注明它的刊出日期。今天，我們翻閱那些泛黃而略微發(fā)脆的一冊冊“剪報資料”，翻看它的任何一篇，都能在新聞標題行的附近，見到兩枚藍色印章，淺淺的，卻清晰可辨。憑借這兩枚印章，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知道每一份剪報的出處和日期，為使用者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資料室）好像是一家藥鋪，草本樹皮，牛溲馬勃，都應齊備。同時還要事先準備，否則有如三年之病，而求七年之艾，不免臨時要手足無所措了。”
　　剪報資料首先服務于新聞報道。主筆以報館立場撰寫社論或時評，務求準確，引文須有出處，事實必有依據(jù)，這依據(jù)便是剪報；記者采寫綜述性的新聞報道，為使報道翔實具體、富有可讀性，在與同業(yè)的競爭中，占得鰲頭，也須配以背景敘述或人物介紹，這類“敘述”和“介紹”，憑借的也是剪報。
　　在資料室，工作重心自然是收集剪貼報紙，然而他們的學識與文字功底，與編輯、記者相比毫不遜色，因為他們也時不時一轉(zhuǎn)身就成為《申報》的編輯或作者——
　　資料室除搜集和整理工作外，還須撰寫參考文字，與新聞相配合，使讀者對于某一件事，能詳細地知道他的演變經(jīng)過與將來趨勢。逢到紀念節(jié)令，如出特刊，資料室的工作，更顯得緊張了，要寫紀念文字，必須搜覓史料，找尋舊照，這種種都非事前準備不可的。
　　《館內(nèi)通訊》第九期刊登了一則申報館“人事科民國卅六年六月統(tǒng)計”，其中編輯部在冊職員：編輯23人，采訪室16人，資料室11人，編譯室2人，整理科（審讀校對）13人，電訊科9人。從人員編制看，可見申報館對資料工作的重視程度。今天，我們能夠查得姓名的，除了周巍峙的回憶，截至民國卅七年，能夠確認的資料室成員有：蔡正華（主任）、嚴晉（副主任，《館內(nèi)通訊》主編）、孫恩霖等至少14人。他們?nèi)諒鸵蝗�、年復一年埋首于報紙堆中，瀏覽、刪選、剪貼、蓋章、分類、裝訂、庋藏。在常人眼中，這是一件極枯燥乏味的工作，在他們卻是“周旋久而感情深”的一份事業(yè)，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居然構筑成又一座百科全書式的民國史料寶庫。
　　三
　　在上海報業(yè)集團圖書資料庫中，我們看到了被精心珍藏的“申報館剪報資料”占居了大半個庫房，堪稱壯觀。它們被有序地排列在帶滑輪的鐵制書架上，每一層或一層半，用醒目的主題分類詞做標識，以示剪報內(nèi)容的區(qū)分，比如“東北問題”、“香港問題”、“貨幣”、“交通”；人物剪報則采用姓氏漢語拼音首字母排列，比如“C”后面有“陳立夫”、“陳誠”，“D”后面有“戴笠”、“戴愛蓮”等等，人物類剪報資料（該人物的新聞報道、接受采訪、演講等）也被裝訂成冊。
　　這批“剪報資料”為橫32開本，寬190mm，高135mm，手工裝訂，牛皮紙包封，封面左上角用小楷題寫該冊剪報的類目標題及年份，中間蓋“申報館資料室”藍��；每冊剪報數(shù)量不等，在30至50篇之間，總量達13000冊之巨，其中以“上海”為專題的剪報，多達2000冊。其體量之龐大、文獻之珍貴，幾可與《申報》比肩，堪稱又一座民國史料寶庫。
　　傅斯年曾說“史學即史料學”，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資料之于史學的重要性。“剪報資料”幾乎囊括了民國時期歷史文化的各個方面，且全部出自“當時”，沒有任何“加工”，是最能反映歷史面貌的原始記錄，而且，它匯輯了百余種報紙的新聞史料，對同一個新聞事件或新聞人物，各報有各不相同的線索來源，在現(xiàn)場描述、言論評說等方面，各報也盡顯各自的特點，因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大半個世紀來，這批剪報資料由于一直被精心保存，只有少數(shù)幾位學者曾經(jīng)走近過它，得見它的真容；大多數(shù)學者，尤其從事近代史、民國史研究的學者，對它還相當陌生。今天，上海書店出版社獲得了上海報業(yè)集團正式授權，堪與《申報》媲美的又一座民國史料寶庫正被漸漸打開，它的名稱叫《申報館剪報資料》。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