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長子梁培寬先生編輯其父文稿三十余年,精選點評印象特深、一讀再讀、不忍釋卷之四十篇;貞浫松鷼v程,出自親歷者之手的文字,自然有可一讀之處;思親憶舊的文字讀來更能展現(xiàn)梁漱溟先生的深思與省悟。文末的幾篇讀書所得,每篇字數(shù)雖都不多,但均可見出作者的識見和體悟有他人所不及之處。
成功與失敗
沒有志氣的人,沒有成敗可說;有志氣的人,沒有經(jīng)過二三十年奮斗不懈的閱歷,也不會懂得成功與失敗是怎么一回事。成功是什么呢?成功是巧,是天,不是我。失敗是什么呢?失敗是我,是我的錯誤,我有缺漏。
一事之成,都需要若干方面若干條件的湊合。百分之九十九都湊合了,一分湊不齊,便不成。在這百分中,有若干是需要自己努力的;有若干是自己努力不來,而有待于外的。而細審之,沒有哪一點不需要自己精神貫注,亦沒有哪一點不有待于外面機會(非自己力所能及)。然而一個人(或一伙人,或一個團體),怎能沒有錯誤呢?沒有缺漏呢?聰明而曉事的人,早曉得自己大小錯誤多得很,缺漏到處皆是。凡自以為我無過者,都是昏庸蠢劣之極。天下固無無過之事也。說“我無過”者,正已是從頭錯到底,更不消同他論什么過不過。錯誤了,而居然不從這里出岔子,而混得過去,豈非天乎!一次混過去,二次又混過去;這里沒出岔子,那里又沒出岔子,豈非天之又天乎!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巧而已,是僥幸而已。古往今來,于事業(yè)有成功者,而其人又聰明曉事,吾知其于成功之時必有此嘆也。而失敗了呢?則不得怨人。一切失敗,自然都是各面不湊合,什么事本非自己所能包辦的。然而失敗之由,總在自己差失處,精神不照處,或是更大的錯誤,根本錯誤。像是楚霸王的“天亡我也”,雖在某時亦確有此嘆;不過,若因此將自己許多錯誤缺漏都不算,那還是蠢劣,自己不要強。所以說失敗是我,我值其咎。古往今來,一切失敗者,而其人又自己真要強,吾知其于努力失敗時必如此負責也。
成功的事和失敗的事相比較,其當事者內(nèi)里所有疏漏孰多孰少,亦許差不多;不過一則因其成功而見不出,一則因其失敗而不可掩耳。古人云:“不可以成敗論人”,旨哉言乎!其理蓋如此。
欲望與志氣
在這個時代的青年,能夠把自己安排對了的很少。在這時代,有一個大的欺騙他,或耽誤他,容易讓他誤會,或讓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當志氣。這樣的用功,自然不得其方。也許他很賣力氣,因為背后存?zhèn)貪的心,不能不如此。可是他這樣賣力氣,卻很不自然,很苦,且難以長進。雖有時也會起一個大的反動,覺得我這樣是干什么?甚或會完全不干,也許勉強干。但當自己勉強自己時,讀書做事均難入,無法全副精神放在事情上。甚且會自己搪塞自己。越聰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應(yīng)在哪個地方擱下那個心。心實在應(yīng)該擱在當下的?墒锹斆鞯娜,老是擱不在當下,老往遠處跑,煩躁而不寧。所以沒有志氣的固不用說,就是自以為有志氣的,往往不是志氣而是欲望。仿佛他期望自己能有成就,要成功怎么個樣子,這樣不很好嗎?無奈在這里常藏著不合適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寬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所以前人講學(xué),志氣欲望之辨很嚴,必須不是從自己軀殼動念,而念頭真切,才是真志氣。張橫渠先生頗反對欲望,謂民胞物與之心,時刻不能離的。自西洋風氣進來,反對欲望的話沒人講,不似從前的嚴格;殊不知正在這些地方,是自己騙自己害自己。
紀念先妻黃靖賢
【編者導(dǎo)言】此文寫成于一九七七年,今收入本書為首次發(fā)表。自寫成至發(fā)表,前后竟有四十年矣。此文中說夫人一九三五年病故后曾有悼亡之文,今查明此悼亡文題為《悼亡室黃靖賢夫人》,寫成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并于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中央日報》(上海版)發(fā)表,后又收入《梁漱溟全集》(卷五)。
先妻黃氏靖賢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病故于鄒平,我曾有悼亡之文,今不存。但記得我于靖賢之為人嘗以剛爽二字表出之,蓋紀實也。據(jù)聞其年少之時,身體健壯,氣概一如男兒,絕無女兒羞怯態(tài),有“小山東”之稱(距今七十年前,北京市民都飲用井水,率由山東壯漢擔送來家!髡咦ⅲS謬L聞靖賢自言,平素夜晚就睡,或側(cè)身向左而臥,或側(cè)身向右而臥,其姿勢直至次晨睡起一無改動,從未有輾轉(zhuǎn)反側(cè)之事。是殆其胸襟坦蕩,無系著,無擾動之證乎。又言對于男女婚姻問題雖自己年齒加長,從未縈心在念,唯臨到二十八歲那一年忽爾映現(xiàn)腦際,而即于是年與我結(jié)婚云。
我們結(jié)婚之年,靖賢廿八歲,我廿九歲,伍庸伯先生實為媒介。一九二一年夏,我應(yīng)山東教育廳之邀,為暑期講演于濟南,講題即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講畢回京寫完講稿準備付印,正在閉戶孜孜而伍先生忽往顧我家,愿以其妻妹介紹于我,征詢我的要求條件如何。我答:我殆無條件之可言,一則不從相貌如何上計較;二則不從年齡大小上計較;三則不從學(xué)歷如何上計較,雖不識字者亦且無妨;四則更不需要核對年庚八字(舊俗議婚兩方互換庚帖,庚帖上載有生辰八字。——作者注)。當然,亦非盡人可妻。我心目中懸想得一寬厚和平之人;但其人或?qū)捄窈推揭,而無超俗之意趣,抑何足取?必意趣超俗者乃與我合得來。意趣超俗矣,而魄力不足以副之,勢將與流俗捍格而自苦;故爾要有魄力才行。我設(shè)想以求者如是如是。伍先生笑曰,你原說無條件,你這樣的條件又太高了。然而我要為你介紹之人卻約略有些相近。其實我一心在完成手中著作,未暇談婚事;且詢知伍先生娶于旗籍人家,雖屬漢軍旗而襲染滿洲人習俗,我夙所不喜,當下辭謝其介紹之好意。
其后既卒于訂婚而成婚,成婚之夜我為靖賢談及上面說的寬厚、超俗、魄力三點。她不曉得魄力一詞,問此二字怎樣寫,正為其讀書不多,超俗云,魄力云,非所習聞也。
于此,宜一談伍先生的婚姻。滿漢通婚,清初有禁。入民國后,滿人或冠漢姓,滿漢分別漸漸泯忘。然一個廣東人的伍先生而締姻北京旗籍人家,亦有其緣由。
先是靖賢及其胞姊敬如女士——即后來的伍夫人——同學(xué)于某一蠶桑學(xué)校,而伍先生陸軍大學(xué)同學(xué)友張國元之妻適亦就學(xué)其間。張妻來自粵省西南隅(似是合浦縣)之偏僻農(nóng)村,其人既拙笨復(fù)憨態(tài)可掬,同學(xué)欺侮戲弄之以取笑。靖賢姊妹見其受窘,恒衛(wèi)護之,以是相親昵。課余既有往來,經(jīng)國元之父張翁為媒,而伍先生與敬如的婚姻得成就焉。
靖賢少于其姊兩歲,而婚姻成就差遲七年。論面貌、
體態(tài)、神情,姊氏轉(zhuǎn)而顯得年少,其各自稟賦不同而隨之以時運不同乎。靖以一九二一年歸于我,一九三五年去世,相處十四年間,深知其生性淡泊寡求。七情六欲固人所同具,而靖之表現(xiàn)恒于質(zhì)直中見消極。例如親友見面或分手之時,都有許多虛情客套語,而靖獨以木訥出之,巧言令色所不屑為也。然其賦性消極則年壽不永之征。
昔人有云“中年喪偶大不幸”,我于靖賢之逝乃始有味乎其言。假使人當三十歲前后遭遇乎此,雖然悲傷乃至痛悼,卻亦易于漸漸渾忘。若在暮年老朽時,則此屬意中之事或亦無其凄慘。唯獨在中年有難于忘懷者。
我之不忘靖賢者,靖賢為我留下兩個好兒子。兩兒失母之年,培寬十一歲,培恕八歲。我既已致力社會運動,奔走四方,不遑寧處,兩兒唯賴靖賢撫育成長。兩兒雖無過人之資,卻亦各有才品,四十年來在社會培植下各有專業(yè),為國服務(wù)。較難得的其兄弟友愛之情自童稚至于今而彌篤。各自成家后,妯娌以至諸孫雍睦無間,使我耄耊得此,獨非靖賢之賜乎。
然而莫設(shè)想我們家庭生活總是和樂融融的。靖之為人既秉消極氣氛,而我較之通常人則有些乖僻,又往往態(tài)度生硬。所幸我常常不在家,別時多于聚時,避免了沖突不和。我今回顧往事,記得靖賢曾一次鄭重其事地指摘我如下三點:di一,說我好反復(fù)。說我每每初時點頭同意之事,又翻悔不同意。這確有之。因為她遇事明決,不多思考審量,而當她征問我的意見時,我每先附和之,旋加考慮不免又更改。此蓋兩人頭腦不同,性格不同也。第二,說我氣量窄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第三點記不明確,大約是說我心狠,對人的同情心不足。……這些批評出自至親至近之人,大值得反躬自省。紀念先妻之文即截止于此。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著筆,十八日寫完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廣西桂林,生于北京,順天中學(xué)堂畢業(yè),其后自學(xué)。中國現(xiàn)代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現(xiàn)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執(zhí)教于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1930—1937年從事鄉(xiāng)村建設(shè)活動。20世紀40年代抗日戰(zhàn)爭期間,為國事奔走,謀求國內(nèi)團結(jié)。1949年后屢受批判而不改初衷,宣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其主要著作包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鄉(xiāng)村建設(shè)理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