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兩個鬼”

　　人往往是復雜多面的，尤其是像周作人那樣的人。魯迅常告誡說，要論人，就得論及人的全般。陶淵明在人們心目中歷來是一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士形象，魯迅卻特別提醒人們，五柳先生也有“金剛怒目”的時候。他那么說的時候，未必會聯想到周作人，不過在三十年代，的確很有些人愿意把周作人來比陶淵明的。女師大風潮及“三一八”慘案中，周作人將自己身上“金剛怒目”的一面發(fā)揮到了極致，不過周作人畢竟是周作人，正像陶淵明之為陶淵明，最重要之點還是他的隱逸態(tài)度。

　　其實，即使在為學生奔走，與陳西瀅等人筆戰(zhàn)正酣之時，周作人也不是那么義無反顧。一方面，在眾人面前，他的態(tài)度可以說是非常激烈，另一方面，當他獨自面對自己時，他又對自己的所為感到懷疑：這么做有意義么，值得嗎？常常在一輪舌劍唇槍過后，他會產生一種無聊、疲乏的感覺。有一天他從抽屜里找到了祖父的一本家訓，讀到其中這樣一段話：“少年看戲三日夜，歸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為下賤戲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后逢歌戲筵席，聊憶前訓，即托故速歸。”他大發(fā)感慨道：“我讀了不禁覺得慚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談政治什么似的。我真是非立志滾出這個道德漩渦不可，反對假道學和偽君子豈不是與反對無恥政客一樣地危險，即使沒有大之小之的各種災難，總之也是白費精神，與看戲三日夜是同樣的昏愚�！边@篇題為《我最》的文章發(fā)表在《語絲》上，有些話是諷刺語，借了“慚愧”來表示對正人君子之流的蔑視，不過“立志滾出這個道德的漩渦”，過一種潔身自好的生活，又確是他內心的真實。中國舊式讀書人一向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周作人身上本有著古來讀書人的影子，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退潮，知識分子身處混亂的中國現實中，實在也看不到有何“達”的可能，何況周作人本性上又更適于寧靜的書齋生活。若是從到南京求學時算起，他在獨善其身的書齋生活與投身社會改革浪潮之間已有過好幾番進退了，他本不想過問世事，熟識周氏兄弟的人都認為魯迅“熱”，周作人“冷”，可二十年代的周作人還沒有“冷”到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地步，而中國社會的現實也太叫人煩心了，要視而不見并不像孩子在一邊哭鬧他仍能埋頭讀書那樣容易。他已決意要埋頭耕種“自己的園地”，可遇上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他又實在不能安坐書齋，一次又一次，他最終還是被卷到了社會運動的風口浪尖。假如卷進去之后便即全身心地投入，倒也罷了，糟糕的是卷進去后又有另一個自我在冷眼旁觀，令他懷疑、后悔、對自己不滿。不止一次地，他陷入到自我的矛盾中。

　　雖然不像魯迅那樣無情地“嚴于解剖自己”，周作人卻也是一個喜歡自我分析的人，他對自己內心的矛盾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他自言心中有“兩個鬼”：“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兩個鬼“在那里指揮著我的一切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zhí)政還是意見不甚協(xié)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鬼占了優(yōu)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隱秘無不知悉，酗酒，斗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墒钱斈恰傲髅ス怼币�引著他盡興撒野時，“紳士鬼”就會出來攔著，于是乎“流氓鬼”便住了手，甚而跑得沒蹤影了。奇的是若他跟了“紳士鬼”走，“學習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于擺臭架子”時，“流氓鬼”又不答應了，要冒出來破口大罵“你這混帳東西，不要臭美，肉麻當有趣”。于是乎，“紳士鬼”又縮了頭。周作人感到他既不可能扮演十足的“流氓”，也做不成百分之百的“紳士”，“流氓鬼”與“紳士鬼”二者都有他戀戀不舍的某種東西，他欣賞“紳士的態(tài)度”，卻又鐘情“流氓的精神”。“紳士的態(tài)度”是矜持、體面的，內底里是講秩序，講等級；“流氓的精神”即是反叛的精神，反叛現存的秩序，反叛權威，用魯迅的話說，就是要給紳士們的“好的世界”添點亂，讓其不那么如意。

　　要說魯迅是反叛精神的化身，那么《現代評論》派諸人就可以看作是“紳士”的原型了。周作人身在“流氓”“紳士”之間，常常不能協(xié)調身上的“兩個鬼”，使之合而為一，也只好一會兒做“流氓”，一會兒做“紳士”了。因為有“紳士”的一面，他即使在與魯迅并肩與現代評論派對陣時，態(tài)度上與魯迅也有微妙的不同。魯迅是棒打一大片，對正人君子一個也不放過，他則幾乎只是和陳西瀅一個人單挑。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關于打不打“落水狗”的爭論。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1949年以后曾多次選入中學語文課本，這篇名文直接針對的是林語堂，從頭里說卻是周作人引來的：女師大風潮以學生的勝利告終后，周作人便覺可以息兵罷爭了，有位曾經提倡白話文的老資格人物吳稚暉出來說，章士釗既已倒臺，再施以攻擊便有打“死老虎”之嫌。周作人很有同感，馬上撰文應和，提出應該講究“費厄潑賴”精神，在一篇題作《失題》的文章里又說：“打‘落水狗’（吾鄉(xiāng)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樹倒猢猻散，更從哪里去找這般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猢猻，也有點無聊卑劣，雖然我不是紳士，卻也有我的體統(tǒng)和身份�！彼�這番話自然有他的矜持，同時也還留有幾分奚落對手的“師爺氣”，同在《語絲》上寫文章，后來成為“幽默大師”的林語堂把話頭接了過去，一本正經來了一通并不幽默的發(fā)揮：“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對于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以為對手敗了，已然自據為勝利者的身份，有資格來行大度寬容了，林語堂實在要比周作人“老實”得多。

　　魯迅看到周作人、林語堂的文章，大不以為然，立即寫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力主“痛打落水狗”，他說，老實人以為，落水狗既已落水，就會懺悔，不再咬人，事實上卻正相反，不打落水狗，就會再被狗咬——“他日復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惫�如魯迅所料，先是章士釗的黨徒成立“女師大公理維持會”，揚言要找那些幫助學生的教職員算賬，其后又有當局屠殺學生的慘案發(fā)生。周作人的“費厄潑賴”眼見得是有些“迂”了，他寫了《大蟲不死》一文，對掮出不打“死老虎”招牌的人提出批評，其實是做了一番自我否定，也可以說，他是間接地接受了魯迅的批評。

　　當然，單憑了魯迅的文章是不可能將周作人身上的“紳士鬼”趕跑的，周作人也不會因為某一次在事實面前的碰壁就改變了習性，就此徹頭徹尾做“流氓”。對這一點，他的論敵倒是一直有著準確的預感和判斷，陳西瀅等人一邊同他打著筆仗，一邊也就看出他與魯迅的不同，對兄弟二人區(qū)別對待了。他比較兄弟二人道，“其實，我把他們一口氣說了，真有些冤屈了我們的豈明先生，他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是他們貴鄉(xiāng)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正是叫陣的當口，陳西瀅的話也自然含譏帶諷，不過即在挖苦中也可看出對二人態(tài)度上的差別，魯迅一直是教育部的官員，“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暗示的正是這一點，比較起來，對周作人還不能算是不留余地。正因為感應到了周作人身上“紳士”的一面，就有了這樣有趣的情形：最先和陳西瀅等人指名道姓打筆仗的是周作人，一開始他也確是《現代評論》諸人正面沖突的頭號對手，所謂“攻周專號”，首先是針對他的，可是筆仗打著打著，原先只是作為“周氏兄弟”組合而被扯進來的魯迅越來越成為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被看作真正不能兩立的冤家對頭，“始作俑者”周作人倒被放過一邊了。

　　相比起來，徐志摩的一段話更能表明“紳士派”人物對周作人的態(tài)度，他稱魯迅的作品他很少拜讀，“平常零星的東西”（當是指魯迅論戰(zhàn)批評一類的文章）“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沒有看進去或者沒有看懂”；至于周作人，“作品我也不曾全看，但比魯迅先生的看得多。他，我也是佩服的，尤其是他的博學。”說魯迅的話是盡量地刻薄，不能當真；說到周作人，總還留著幾分客氣和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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