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同鈞作為“陜派律學”中代表人物參與晚清的變法修律活動，不但親自編纂《大清現(xiàn)行刑律》，而且在《大清新刑律》出臺后，對修律的工作不斷地予以關(guān)注和評論，他曾對《大清新刑律》發(fā)表這樣的看法，“新訂之律，表面僅四百余條，初閱覺簡捷，而不知一條之中，實蘊含數(shù)條或數(shù)十條，將來判決成例，仍當取現(xiàn)行律之一千余條，而一一分寄與各條之內(nèi)，不過體裁名詞稍有不同耳”。從中可以了解到傳統(tǒng)法律與現(xiàn)代法律之間如何沖突，又如何進行調(diào)整并整合的，也可以了解傳統(tǒng)的法律人如何面對幾千年以來首次出現(xiàn)的法律大變局，這樣可以使我們能對中國法律的近代化會有進一步的認識，對今天的法律改革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鑒。
1906年，清朝變法修律活動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法政成為一時之顯學，僅京師一地就有法部開辦的律學館，沈家本、伍廷芳奏請開辦的京師法律學堂，此外還有大理院講習所、京師法政各學堂等�！洞笄迓芍v義》就是吉同鈞在以上各學堂主講中律亦即《清律》時所編的講義。
吉同鈞最先編寫的為《大清律例講義》，僅止三卷，即《名例律》兩卷，《刑律》中“賊盜”為一卷。雖未為完璧，但“風行一時，學者得其片紙，珍若拱璧焉”。1908年，律學館鉛印了數(shù)千部，“遠近征索，不數(shù)月而一空”。吉同鈞又在《大清律例講義》三卷的基礎(chǔ)上，“續(xù)著《刑律》人命、斗毆各項及《吏》、《戶》、《禮》、《兵》、《工》各門”，至1910年脫稿，即本書《大清律講義》。脫稿后，清朝《現(xiàn)行刑律》頒布，吉同鈞在同人協(xié)助下，又以《大清律講義》為基礎(chǔ)，對內(nèi)容加以調(diào)整修改，最后形成《大清現(xiàn)行刑律講義》。
《大清律講義》共十六卷，內(nèi)容除講義外，卷十六還附有吉同鈞教學所作課卷《律例館季考擬作》一篇，《上修律大臣酌除重法說帖》等說帖五篇，《論大清律與刑律草案并行不悖》論文一篇。卷末還有附有吉同鈞所著《審判要略》，已由筆者整理，編入《樂素堂文集》出版，為省篇幅故刪除，特此說明。
講義至少有以下特點和價值：
首先，吉同鈞逐條講解每條律文的沿革，“標明此律根源，或系由《唐律》變通，或系《明律》所創(chuàng)造，某年修改，某年增入，并某年添入小注，務(wù)使讀者得以因流溯源”，寥寥數(shù)字，使讀者對法律沿革有總體把握。
其次，推闡義例，尤其是對于律與律之同異，例與例之同異，律與例之同異，參稽而明辨之；對于律輕例重之故，律重例輕之故，古律與今律重輕之故，此律與彼律重輕之故，博綜而審定之。“更于渙者萃之，以見律義之貫通，幽者顯之，以見律義之渾括”。崇芳說吉同鈞講律“有如土人指路，若者為某水，若者為某山，若者為某津梁，若者為某關(guān)隘，無不了然于心，決然于口也”，前人的評價都不能以溢美之詞視之。
第三，《大清現(xiàn)行律講義》歷引東西各國刑法與中律合參，比較其優(yōu)劣得失，對當時修訂新律提供參考，于新律前途已具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妙用，非徒撰述博洽。
此外，講義《給沒贓物門》附《六贓比較表》，《強盜門》附《古今中外強盜罪名列表》，《當赦所不原門》附光緒三十四年《恩赦條款》，使治律能一目了然，一覽而知。
此次整理，以清宣統(tǒng)二年上海朝記書莊石印本為底本，與《大清律例講義》、《大清現(xiàn)行刑律講義》、《大清律例》、《唐律疏議》互相校訂，除了施加標點外，對原文有如下調(diào)整：
一，原律文中小注，改為與正文同樣大小字體，放在圓括號內(nèi)。
二，文中衍字不刪，但放在圓括號之中。誤字亦不刪，也放在圓括號之中，在方括號中標出正字。脫字亦在方括號中標出。
三，文中所引《唐律》條文及疏議多為節(jié)引，在不影響正確理解文義時概不補足全文。間有脫字，亦在方括號中標出。
閆曉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閆曉君，男，1965年出生，陜西武功縣人，理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法律史專家。西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法學理論專業(yè)博士生導師，"九三學社"陜西省省委委員，西北政法大學支社主委。歷任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wù)理事，中國法學會比較法研究會常務(wù)理事，中國法律史學會文獻研究會副會長，西北政法大學學術(shù)委員，陜西省法學會理事，九三學社陜西省委法制委員會委員等，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副院長，西北政法大學中華法系與法治文明研究院副院長，陜西省重點學科西北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科學科帶頭人等職務(wù)。其著作先后獲陜西省政府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司法部"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獎"、
陜西省高校人文社科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等。主持并承擔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司法部"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等科研任務(w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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