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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1895-1945年間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思潮流脈，研析民族主義思想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深刻影響，解讀政治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文學經典作家作品，闡釋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的美學特質，為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理論建構提供有益啟示。

　　“真學者”在競相創(chuàng)新爭優(yōu)的學術平臺上，往往是不顯山露水的；然而一旦顯露，其耀目的學術風貌與思想光彩即令人驚喜、使人贊佩！記得10年前李鈞教授的第一部專著《生態(tài)文化學與30年代小說主題研究》問世時，我曾評說：“它所研究的具體對象雖是20世紀30年代小說主題，而真正的學術目標卻是從理論建構與寫作實踐的有機結合上為重構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進行卓有成效的嘗試，至少為重寫30年代斷代史作了成功的探索，也為整個文學史的全景觀書寫提供了一個新穎獨特的敘述范式�！蓖瑫r該書的創(chuàng)新趨優(yōu)，“充分顯示出作者具有獨立駕馭重大研究課題的氣魄、膽識和才華，更富有那種虛心好學、勤奮向上、廢寢忘食、深鉆苦研、為文去憂、唯書是樂的‘真學者’（梁啟超語）的治學精神�！鼻『谩笆昴ヒ粍Α�，若說第一部專著所磨的利劍在迎接科研的挑戰(zhàn)中僅僅是初露鋒芒，那么經過10年酷暑嚴冬的焠礪所磨出的《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1895-1945）》這把劍，則寒光閃爍，銳氣逼人。這部學術著作，不只承續(xù)了他第一部專著所開創(chuàng)的學術范式以及研究主體“真學者”的治學精神，而且研究本體對象在深廣度上有了重大突破，研究主體的思維更新、治學智慧和學術個性更有充分而顯豁的展現(xiàn)，其學術文本也成為作者在人文科學研究征程上樹起的一座令人贊賞的奪目豐碑！
　　沒有突破就沒有創(chuàng)新，沒有大膽的突破就沒有學術碩果。尤其人文科學研究的突破既重要又艱險。盡管這是眾所認同的研究規(guī)律，然而在科研實踐中能夠對所選課題堅持多維度全方位突破研究的學術成果并不多見�！吨袊F(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1895-1945）》從綱目設計到內涵闡述給人以全新的學術沖擊，仿佛進入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認知世界，足證研究主體在突破中求新、在求新中突破的邏輯循環(huán)內下足了力氣使盡了功夫。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其一，選取“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作為研究對象，突破了學術界既有的選題范圍，對復雜形態(tài)的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從理論與創(chuàng)作相互關聯(lián)的兩大維面重新規(guī)范整合，這給研究對象帶來既深且廣的拓展與“創(chuàng)新”領域。“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在既有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總體系統(tǒng)研究及其文學史書寫中，長期以來主要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對象，即使到了“撥亂反正”時期也沒有得到完全“解禁”與解放。雖然近幾十年對“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研究引起不少學人的關注，但是系統(tǒng)性整體性的研究實在罕見，大多還是支離破碎的零散研讀，未形成有學理深度和史學體系的真正具有創(chuàng)新價值的學術成果。《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1895-1945）》所規(guī)范的研究對象具有前所未見的系統(tǒng)性與整體性，從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始，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止，這“始”與“止”正值中華民族與日本軍國主義發(fā)生最激烈沖突之際，現(xiàn)代民族主義思潮得以勃興與高漲，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也得以昌盛。以這50年來規(guī)范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既有歷史的縱深感，合乎原生態(tài)的客觀真實律，又有強烈的憂患感，告誡國人昔日仇寇亡我之魂不散。因此所研究的對象不僅在縱向上有晚清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民初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五四”時期的啟蒙與救亡互動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20世紀30年代政黨相爭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以及抗戰(zhàn)時期全民共鳴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而且在橫向上有不同的政治或文化生態(tài)——大陸與臺灣、各民族差異互見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甚至還有大而廣之的中與外、古與今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將這諸多的錯綜復雜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流派梳理出一個系統(tǒng)來，整合出一個體系來，是對研究主體的宏觀學術視野、綜合理論思維、淵博知識結構與縱橫穿透能力的嚴峻考驗；這也使得《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1895-1945）》以自足的整體系統(tǒng)屹立于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多元共同體的總系統(tǒng)。

　　《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1895-1945）》：
　　蔣介石（1887-1975）5歲入私塾受啟蒙，自7歲起讀《大學》《中庸》《尚書》《易經》《左傳》《綱鑒》和唐詩等古籍，“有深厚的國學基礎”。他16歲開始學習英語、算術和理化等現(xiàn)代課程，23歲人東京振武學堂學習，畢業(yè)后在日本野戰(zhàn)炮兵聯(lián)隊實習；他于辛亥革命后返國投身國民革命，因在永豐艦事件中與孫中山朝夕相處56天而深得孫中山信任；他于1924年擔任黃埔軍校校長，1925年以3000名黃埔學生軍兩次東征陳炯明，隨后提出北伐建議并在北伐過程中將黨政軍大權集于一身，經過一番合縱連橫于1928年在形式上統(tǒng)一了中國。
　　青年蔣介石即認為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民族解放而非階級革命，在1923年秋冬到蘇聯(lián)短暫考察后即開始反對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愷信中說：“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于其間而已。”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并認為“中國數(shù)千年來天人合一的傳統(tǒng)哲學思想，乃是消滅共產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武器，只要善于運用這個武器，唯物辯證法就沒有打不破的道理。”他在《中國的經濟學說》中說：“人類最大的戰(zhàn)爭，還是民族戰(zhàn)爭，并不是階級斗爭�！逼洹度裰髁x的本質》則聲稱無產階級專政是對人類自由和平的威脅，蘇俄“奪取政權，實行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于是掀起了世界民主革命中的一股反動的逆流，竟形成了今日人類自由與世界和平安全莫大的威脅。”這些因素都促使蔣介石在20世紀30年代認同了法西斯主義民族（國家）主義。
　　蔣介石的法西斯民族主義思想主要有四個來源：早年所受傳統(tǒng)儒學教育、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20世紀30年代德國法西斯主義。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思想可以說是融合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法西斯民族主義。
　　蔣介石幼年從“四書五經”開始接受文化啟蒙，《大學》則是其一生崇奉的典籍。他說：“我以為這《大學》一書，不僅是中國正統(tǒng)哲學，而且是科學思想的先驅，無疑是開中國科學的先河！”他將《大學》推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一部《大學》，就是孔子所講為學做事，成德立業(yè)的科學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開展的系統(tǒng)理論，實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學的遺教。因為《大學》是科學的，所以我說《大學》可以稱之為‘科學的大學’。尤其是《大學》的第一章，乃為世界上最早的科學理論，亦即科學的祖宗，或者說是基本的科學方法論。其實《大學》一書，不僅是講基本科學方法之科學的祖宗，同時更是我們中國正統(tǒng)哲學之唯一寶典�！�
　　推崇《大學》并非蔣介石的發(fā)明，而是他從“總理遺教”繼承而來。孫中山曾說：“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tǒng)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雹苁Y介石推崇《大學》，一方面是出于對孫文學說的政治忠信，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欲以中國傳統(tǒng)儒學思想來重建民族自信心的文化民族主義意圖�！洞髮W》之外，蔣介石深受王陽明“心學”影響。宋明理學是中國理學發(fā)展的巔峰，王陽明是集大成者。王陽明“心學”主張“致良知”“心外無物”與“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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