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稿討論了沖突性環(huán)境事件中的公眾參與和媒介近用的機制問題。選題關切當代重大的社會問題,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書稿將研究對象置于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視野下進行探討,研究比較深入。作者采取了以實地調研為主的經驗研究方法,細致地還原了北京六里屯和廣州番禺兩地的垃圾焚燒廠反建事件,用“過程-事件分析法”剖析事件過程中公眾、專家、政府三方如何表達意見,在此基礎上,對事件中傳播與行動之關聯(lián)進行研究。作者多次深入實地進行田野調查,所得材料十分扎實,研究結論可信。特別是書稿提出的“差異化的媒介近用狀況影響公眾參與的路徑選擇,行動抗議常成為公眾競逐體制內權力資源的重要方式”這一研究發(fā)現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不僅對于現實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也體現了相當的創(chuàng)新性。
尹瑛,女,1981年出生,博士,副教授,供職于江西宜春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現主要從事新聞傳播學教學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為新聞理論和媒介社會學。
緒論
一 研究緣起與議題背景
二 研究視角及問題
三 研究策略與方法
四 基本結論與內容框架
第一章 個案敘事:北京六里屯居民反建的傳播實踐
第一節(jié) 事件緣起:歷史遺留問題與累積性不信任
一 未能兌現的政府承諾與居民不信任感的產生
二 居民的無效反抗及其對政府不信任感的強化
第二節(jié) 舊患新傷:垃圾焚燒風險的呈現及其問題化
一 怨氣集結
二 不信任感的強化
三 媒體的“風險啟蒙”
第三節(jié) 集體維權:體制內外的行動表達
一 體制內表達:投遞申訴信與申請行政復議
二 體制外抗議:掛條幅、堵垃圾場和集體上訪
第四節(jié) 有序參與:摸索中實踐與政府的策略性對話
一 監(jiān)督地方政府執(zhí)行中央決策
二 替政府找臺階“下臺”
三 持續(xù)參與推動政府“認錯”
第二章 個案敘事:廣州番禺居民反建的傳播實踐
第一節(jié) 事件緣起:媒體報道激活的“沉默”議題
一 未被關注的媒體報道與業(yè)主發(fā)帖
二 “垃圾焚燒”話題的“消失”與“重啟”
第二節(jié) 媒體“動員”:政府決策的問題化
一 曝光政府“偷步”行為
二 披露決策背后的權力腐敗現象
三 呼吁決策民主
第三節(jié) 業(yè)主行動:內外資源的有效動員
一 揭示決策風險結構共同利益
二 展開資源動員
第四節(jié) 公眾參與:垃圾處理政策的公開辯論
一 一場未能播出的風險辯論
二 居民發(fā)起的公開辯論
三 政府主導下的專家咨詢會
第五節(jié) “圍觀”效應下的政策轉向
一 上書全國人大,擴大議題影響
二 強化親身參與,推動政策議程
三 有序參與,推動決策程序民主化
第三章 傳播權的競逐:媒介近用差異下的公眾行動
第一節(jié) 六里屯案例:媒介近用困境與公眾的協(xié)商策略
一 媒介近用困境的現實表現
二 媒介近用困境的原因分析
三 媒介近用困境下公眾的協(xié)商策略
第二節(jié) 番禺案例:以媒體為中介的公共討論的展開
一 傳統(tǒng)媒體與新媒體的互動與共鳴
二 媒體介入對公共討論品質的影響
小結媒介近用對公眾參與目標及路徑的影響
一 “理性”行動者依據行動風險最小化原則設定參與目標
二 差異化的媒介近用促成公眾對參與路徑的差異化選擇
第四章 話語權的爭奪:風險決策的多方博弈
第一節(jié) 官方話語中“消失的風險”
一 官方話語的“遮蔽性”
二 傳播資源控制與風險遮蔽的實現
第二節(jié) 風險定義中被展示的專家話語
一 專家話語與官方話語的“合謀”
二 利益集團游說與專家話語的“被收編”
第三節(jié) 策略性的公眾話語
一 抽象風險的具象化
二 揭露被遮蔽的風險
三 行動作為話語
小結 公眾參與促成相對公正的風險博弈
一 “公共利益”的重構與決策偏好的矯正
二 公眾參與建構“先于體制”的傳媒公共性
結語 構建公眾有效參與的協(xié)商平臺
一 我國轉型期公眾參與的現實困境與實踐策略
二 公眾參與過程中傳播與行動的“相互賦權”
三 以傳媒公共領域保障公共討論與協(xié)商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后記
《沖突性環(huán)境事件中的傳播與行動:以北京六里屯和廣州番禺居民反建垃圾焚燒廠事件為例》:
1.媒體篩選新聞事實的常規(guī)標準的影響
時效性、重要性、顯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作為新聞價值判斷的常規(guī)標準,是影響媒體日常新聞篩選的重要依據;而媒體普遍采用的新聞歸口制度則通過將記者部署于不同的新聞條線來保障記者每天能夠快速有效地完成工作。媒體的這些篩選新聞事實的日常化標準可以說先天決定了底層民眾近用媒介的困境。這正如一位受訪記者所言“從消息來源的角度說,民眾要接近媒體當然是沒有政府容易,這個在國外也是如此,政府是最大的信源,掌握著最大量的信息,這個很正!薄
與此同時,垃圾焚燒議題本身的專業(yè)特性也限定了媒體記者對該議題新聞價值的準確判斷。在風險溝通領域,專家一民眾間存在的風險知識落差以及感知方式差異本身就是溝通中常見的障礙(吳宜蓁,2007),“垃圾焚燒”作為垃圾處理的一種處理技術,其具體操作規(guī)范、前置程序、技術標準、潛在環(huán)境風險等,不僅對于六里屯居民而言是一個抽象概念,對不具備專業(yè)技術知識的記者而言也同樣如此,這種認知偏差不可避免會影響媒體記者對特定議題的判斷。
一位長期跑海淀區(qū)政府條線的新聞記者始終認為居民反建是非理性的,是對政府工作不夠理解的結果,在他看來,海淀區(qū)政府為了解決垃圾問題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包括地溝油回收、廢舊電池回收等,上馬垃圾焚燒廠也是為了解決填埋場臭氣的問題,而對于焚燒廠選址是否科學的問題,受訪記者表示:“中海楓漣山莊和茉莉園那邊后面是山,他們是在一個山坳里頭,就算我把這個填埋場的臭味降到再低,他們還是能聞到,因為這個氣味吹出去到山那還得折回來,就算那不建焚燒廠了,這個氣味100年還有!倍敼P者追問到:“既然按你說的,那個地方是個簸箕形的,那不是更不適合建垃圾焚燒廠嗎?”受訪記者則說道:“這個不是建不建的問題,而是這個垃圾必須處理?赡芪腋俜浇佑|比較多,比較能理解他們的難處。所以為什么媒體也是在幫政府解釋這個問題,因為你這個不做,那垃圾怎么辦?有別的辦法嗎?追到源頭來說,還是老百姓沒有理解。”
六里屯垃圾填埋場即將填滿,海淀區(qū)垃圾面臨無處可埋的處理困境,政府為破解難題,決定上馬垃圾焚燒項目——其實從受訪記者的話語表述邏輯中不難發(fā)現其和官方話語邏輯如出一轍,而從事情后續(xù)的發(fā)展來看,盡管垃圾圍城危機迫在眉睫,采用垃圾焚燒技術勢在必行,但在此前提下,至少應當科學選址。
而較早關注到居民訴求中的理性聲音,公開質疑該項目環(huán)境風險和決策過程的記者則表示,他本人對議題新聞價值的判斷則與他個人長期以來對環(huán)保議題的關注以及自身的新聞敏感密不可分,“這個事情的價值肯定是非常有價值,因為這個事情我很清楚,如果這個垃圾廠真的成立的話,這個事情對北京市的危害太大了。因為他們開始給我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資料,我開始是不太懂的,后來看了之后就發(fā)現這個新聞價值是無疑的。而且我本人一直就對環(huán)保感興趣。……像這種熱點問題的采訪,我認為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就是你擁有的材料非常的多,關鍵就在于你怎么能從中發(fā)現關鍵的新聞點”。
換言之,垃圾焚燒這樣相對抽象議題的新聞價值判斷對于非專業(yè)的記者而言確實存在一定的價值判斷困境,部分記者在接觸該議題時存在的認知上的偏見會影響到他們對議題價值的判斷,在此背景下,記者個體相關專業(yè)知識的積累及其新聞敏感的強弱成為影響特定議題建構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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