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農民工與城市居民效用最大化以及與仍然在農村務農的農民的效用最大化的比較來看，農民進城打工確實比仍在農村的農民得到了更大的效用，但比起城市居民來說，效用卻仍然比較低。這一方面是因為前面分析的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比較低，尤其是與城市居民相比還屬于貧困群體。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工作時間過長，所以閑暇時間比較短而且閑暇生活也比較單調。當然，由于人們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文化修養(yǎng)和社會網絡的不同，因而在對待閑暇時間、閑暇態(tài)度及閑暇方式上也會產生很大的差異。據王琪延等對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時間進行抽樣調查發(fā)現(xiàn)，北京市居民一周平均每日的閑暇時間為5小時56分，幾乎是農民工閑暇時間的2倍。雖然城市里的娛樂項目豐富多彩，但農民工卻很少涉足，他們的閑暇活動主要還是群體內部娛樂或自我消磨工閑時光。因而農民工從閑暇活動中獲得的滿足程度遠低于城市居民。
　　農民工由于勞動時間過長，所以他們可支配的時間資源相對于城市居民和仍然留在農村務農的農民來說就少了，他們在橫軸上的截距相對來說要短一些。盡管如此，農民進城打工的數量卻有增無減。以Stark為代表的新遷移學者提出的農民鄉(xiāng)城遷移的RD模型認為，農民在城市打工所獲得的效用不僅在于收入的多少，也在于該收入在特定參照群體內的位置，即人們總是把自己的收入與特定群體內人們的收入進行比較，由此會帶來一定的心理滿意與失落。由于各種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因素，農民工在城市經濟和文化生活上仍處于邊緣地位，還沒有真正融人城市生活。而且，基于對土地和親人難以割舍的情感，他們和農村仍然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在融人不能的情況下，城市民工群體與城市居民之間就形成了一種自愿性隔離，即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居民面前，主動降低心理層面上的價值認同感。根據鄭功成等人所做的調查也表明，在自我評價方面，由于參照系不同，農民工對經濟地位的自我評價差別很大，普遍認為在當地經濟地位居于中下層，而在家鄉(xiāng)經濟地位則居于中上層以上。也就是說大部分進城民工仍把自己歸屬于農村，即他們仍以農村為參照系，于是相對剝奪感降低，福利提高，只要工作的報酬高于自己經營土地的收入，就可以使他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極大的改善，他們就會接受這份工作。另有研究表明，農民如果不向土地以外的資源尋找收入，就不可能獲得收入的大幅提升，就會淪落為農村收入的底層。而來源于土地之外的增收機會絕大部分集中在城市，所以，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就業(yè)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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