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與用刑并重的治理觀
　　由于個人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的影響，葛洪一方面繼承了《太平經》中群體生存意識的有關論述，另一方面又對其有所改造�！度�難》中特別強調了賞善罰惡的必要性。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葛洪意識到人間的善惡在現(xiàn)實中暫時無法實現(xiàn)賞罰分明，于是他就虛構出可能實施這樣的賞罰的巨大的天地，從這可以看出葛洪對當時社會的黑暗和朝廷的無能的極大憤慨。在《微旨》篇中，葛洪列舉了七十多條應該受到懲處的惡行，諸如口是心非、欺上罔下、刑加無辜等，這些導致社會戰(zhàn)亂的罪惡，在葛洪所處的亂世時期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也滋生了更大的社會混亂，嚴重威脅到人類群體的生存，所以引起了葛洪的格外關注。
　　在罰惡方面，身在魏晉時期那樣一個奸邪橫行、趨利忘義的時代，葛洪出于“佐時治國”的目的，批判了道家“清靜無為”“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的學說，指出單純依靠君王的賢明和道德的力量來求取天下“道洽化淳”是不現(xiàn)實的，只有寬大而沒有嚴厲，作奸犯科的事情就會不斷產生。葛洪主張嚴刑峻法，認為不這樣就會禍亂叢生、綱紀難振，在《外篇·疾謬》中，葛洪就提到了刑罰的必要性，在《行品》中，葛洪在談到識人之難時，也談到了一些為官的士人忠貞有余而干練不足，因廢除刑罰而效法錯誤的榜樣，曲直不分的現(xiàn)實。葛洪認識到，道家的言論，自有其高妙之處，但其高妙卻不能掩蓋其操作方面的弊端。治世固然可以無為而治，但治理亂世，用重典是不可避免的，他在《用刑》中就公開贊同“以殺止殺”的措施，認為有必要恢復古代的剕、宮等肉刑，只有這樣，才能使那些作惡之人有所懼怕，也才能保全那些遵紀守法的人。要想天下太平，要想治理好老百姓，在仁與刑，儒與法二者關系上，葛洪主張儒法并用、仁刑并舉，認為法是仁的保證。葛洪指出：“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睆膩頉]有只依靠講仁而天下大治的，也不存在廢除了刑罰而老百姓得以馴順的。對于葛洪這種認識，范文瀾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評價說：“葛洪的政治思想，雖自稱屬儒家，但實際上乃漢酷吏的繼承，是內法外儒的‘王霸道雜之’的憧憬�！贝苏f有合理之處，但指責葛洪“乃漢酷吏的繼承”的論斷，卻不免有扣帽子之嫌。
　　在《逸民》篇中，葛洪面對有人對隱居行為“居眾”（令眾人頹廢消沉）的質疑，闡釋了執(zhí)政者不可無謂屠戮的道理。葛洪肯定了呂尚創(chuàng)立了周朝的基業(yè)并使之流傳后世，為后人作出了榜樣，但對呂尚殺戮隱士狂狷、華士的行為進行了譴責，認為他“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如果讓呂尚處在周公的位置上，那天下隱士全得暴尸朝市。狂狷、華士因自覺正義，不愿出來為官，隱居在海邊，呂尚就殺了他們。對于這樣的結果，葛洪表示，呂尚長于用兵打仗，而不擅長治理國家，因威脅和殺害造成禍患，之所以這樣，還是因為他不懂得效法玄天黃地以覆蓋天下而托載萬物，像海岳那樣廣納賢才，褒獎賢者，尊崇仁人，樂于培育人才。采用管理軍隊的辦法來治理太平盛世，枉殺賢人，太為殘酷荒謬了。反觀唐堯、虞舜、夏禹、成湯、魏文帝、晉平公等六君不肯因逆耳之言而損傷隱士，更談不上施以刀劍，他們的舉動才是值得效法的。葛洪指出，與呂尚相比，魏武帝曹操的做法也有值得肯定之處，曹操雖“亦刑罰嚴峻，果于殺戮”，但對胡昭的不樂出仕，卻沒有強求，也沒有加以懲罰。正因為這樣，曹操能夠揮鞭征戰(zhàn)九州，初創(chuàng)魏國的基業(yè)。
　　葛洪《用刑》的可取之處在于，他強調“德教”與“刑罰”應根據相異的背景施行于不同的對象，為此他作了一個類比來說明二者相輔相成的關系：“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胄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廟堂也。故仁者養(yǎng)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于是可知也�！币馑即笾氯缦拢骸暗陆叹拖窭C著花紋的祭祀禮服，而刑罰就等同于抵擋刀劍的盔甲。用德教去整治奸狡兇殘的人，就像用禮服去防御銳利的刀鋒；在太平盛世實施刑罰，如同穿著盔甲上朝。因此說，仁德是教化民眾的工具，刑罰是懲治非法之徒的武器。我想施利于他，而別人卻想加害于他，使用德治卻不知悔改，不用刑罰就不肯罷休。由此可以明白刑罰是仁德的輔助�！币庾R到“妖道”對社會的嚴重危害，葛洪認為，想要讓他們在社會上銷聲匿跡，君王就應該制定出比現(xiàn)實更為嚴酷的刑法，一旦有人觸犯，無論輕重，都應加以法辦，嚴懲不貸；拘捕那些不肯停止活動的巫祝，格殺勿論，一個都不赦免，采取公開執(zhí)行的方式，明示于眾。
　　不過，葛洪在強調使用刑罰必要性的時候，也注意到懲罰施用的限度，此即葛洪多次提到的“義”。他認為，就像賞賜的關鍵在于因功而賞，懲罰的可貴之處在于量罪而罰。在一個家庭里，廢除了鞭打的責罰，奴仆們就會懈怠懶惰，在一個國家里，如果停止了法律制裁，君王的威信就無從建立，老百姓也很難生出對君上的敬愛之情。
　　葛洪的同時代人，有人認為葛洪嚴格貢舉、采取禁止為官的懲罰苛刻而沉重，會使畏懼的人過多。再說，韁繩勒得太緊，鞭打過于頻繁，是古圣賢伯樂不為之事。嚴密的防范、嚴厲的刑罰，是行仁德之政者認為羞恥的事情。對此，葛洪在《用刑》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追求寬宏、容忍污垢的政策，可以用來駕馭敦厚樸實的百姓，但不能拯救衰敗頹喪的趨勢。僅僅注重仁德，就好比虎狼近在眼前，不揮舉刀劍，而是彈琴誦詩，這不是在自我保護；大火燒著了房子，不飛奔著去滅火，而是謙恭有禮地走來走去，火不會自行熄滅；如果和那些一心只因貪欲出賣對策的人談行施仁德之策，就如同和盜跖談論捕捉盜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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