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亮政治思想
　　抗金雪恥，恢復中原
　　南宋政權自建立之日，外憂內患交替不斷。一方面，金政權侵占了中原廣大地區(qū)，不斷南侵，時刻威脅南宋的生存，而朝廷卻偏安江南，不思恢復；另一方面，南宋內部的土地兼并和苛賦重稅日益加劇，陷于破產絕境的百姓紛紛揭竿而起，奮起反抗。陳亮的政治主張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救時”“濟事”理念。他在有生之年始終對皇帝抱有深切的期望和幻想，曾親自考察地理形勢，調查防務設施，多次奔赴京城向孝宗上書，陳述經世主張，批評秦檜當政以來朝廷和議政策以及儒生學士拱手空談性命之風氣，揭露統(tǒng)治集團的腐敗和茍且偷安行為，提出一系列改革各項制度之措施，試圖通過變革以促進民生實際利益的改善，最終達到富國強兵、恢復中原、使天下歸于一統(tǒng)的目的。
　　陳亮作為一位積極追求濟世事功的豪杰型儒者，較少作抽象的理論思辨，而特別關注現(xiàn)實社會問題的研究。他針對當時空談義理的傾向，提出既要堅持儒家倫理價值，又要重視有補于國計民生的“事功之學”。抗金雪恥與變革內政是他所關注的，也是其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集中體現(xiàn)了他對時事的分析和他的基本政治理念。他在此基礎上，詳細地闡述了抗金大計與改革內政、興利除弊的政治主張之間的關系。他建議孝宗要本諸大義，運用才智，革除弊端，富國強兵，因時制法，安撫南宋士民，各守職分，人盡其才，齊心協(xié)力，中興宋室，收復失地，重開基業(yè)。他將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以“安邦首在安民”“富民方能強國”思想為核心的政治理論，這不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這種新思想、新思維正代表了一批開明的知識分子欲使南宋走出困境的艱苦卓絕的努力，符合國家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因而具有進步意義。
　　陳亮六次上書所貫穿的主線便是堅決打破南宋王朝茍安的局面。在他看來，拯救人民，洗刷國恥，收復失地，是當時最重要的事。他在奏疏中陳述抗金恢復之必要性和重要性，認為只要早日確定全局戰(zhàn)略，機變行動便有依據(jù)。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恢復故地的前提條件是國家內政清明、上下一心。他勸說孝宗不要再憂慮人心不齊，天時不順，只有實行改革，增損舊政，隨時變通，消除積弊，振起國勢，政治才會昌明，政治昌明，人心就會統(tǒng)一，人心統(tǒng)一，形勢就會大好。他建議孝宗首先著手整頓中書省的事務，制定抗金大計，加強六卿的權力，總攬行政大權，崇尚武備，以振國威，委任文武官員分掌邊疆，鞏固邊防，再加強間諜工作，刺探敵情，根據(jù)形勢去鼓動中原民心；嚴格執(zhí)行政令以考核官吏，懲治奸臣，賞罰分明。其次，加強臺諫職使，鼓勵直諫，整頓朝廷綱紀，精選檢察官員，整頓地方政事，選擇好的官員去治理地方，繁殖人口，發(fā)展生產，豐富財物；挑選好的將領嚴明軍政，選拔地方軍隊的兵士充實禁軍，加強軍隊戰(zhàn)斗力，調撥國庫物資增強軍需。再次，精簡法律，強調執(zhí)行，崇尚禮儀，修訂制度，使社會共同遵循之。最后，訂立財務制度，節(jié)約開支，注意當前首要任務，排斥官場虛文。這樣做，不出幾個月，國家的政綱法紀自會確立；兩年以后，準會國富民強，人心統(tǒng)一，形勢順利。
　　簡政放權，改革人才選拔制度
　　陳亮主張恢復宋太祖建國治國的精神，推原其意而變通之，以適應南宋政治、經濟的新形勢，因勢利導進行改革，以促進百姓實際利益的普遍增長，為抗金、收復失地奠定基礎。南宋繼承了宋初加強中央集權的一貫政策，一方面，集兵權于中央，萃精兵于京師；另一方面，給各級政府官員優(yōu)厚的俸祿，退職以后還有極厚的恩禮，并且其子孫可以蔭補為官。過度的中央集權，必然導致各級官員身在其位不謀其政，以至于人浮于事，而祠祿之制，蔭補之例的推行，必然導致官僚階層日益龐大，冗員充斥，臃腫不堪。針對這些弊端，陳亮建議在政治上要澄清吏治，選舉賢能，廢虛名，核名實，明賞罰，節(jié)浮費，增殖戶口，增多財賦，充實禁旅之數(shù)，調度軍旅之儲，置大帥以總邊陲而委之專，任文武以分邊郡而付之久，不輕易調動，使他們專心治邊安民。
　　陳亮從先秦法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法治思想出發(fā)，指出皇帝的首要職責，就在于認真執(zhí)好這個“要”字，發(fā)揮集權制的積極作用。首先要端正君臣的關系。君主之職責在于柄樞執(zhí)要，總攬大綱，而不必每事必親。他建議孝宗總攬大權，對待臣下要以誠相見，在任用官員時要用而不疑、疑而不用。要用德望來維護聲譽權威，責成大臣勇于擔當時代重任、任勞任怨、排除萬難、不怕艱險。其次，他認為君權過于集中就會造成“圣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益阘茸”的局面。故而要做到“財自阜”“兵自強”“利自興”“守自固”“政化行”“人心同”“天時順”，就必須反對君主獨斷，適當限制君權，一切政事均“付之公議”。要改革中央集權制，擴大中央各部和地方的權力，強調君主意志不能干擾宰相、臺諫等制度的運行，“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置大帥以總邊陲”“任文武以分邊郡”。如果孝宗能夠效法祖宗，臣下都能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等賢臣為榜樣，竭盡全力，報效國家，天下就沒有不能成功的事。最后還要改變上重下輕的郡縣體制、充實地方自治的權力。這樣上下一心、同仇敵愾，才能有助于政治清明及中原恢復之大業(yè)。
　　陳亮還主張君主要有“無隱之誠”，大膽任用有德行有才干的人，與大臣精英共治天下：其一，實施抗金大計必定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而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人才多是循規(guī)蹈矩、缺乏真才實學之人，只有廣開才路，才能盡收天下有用之才，盡快實現(xiàn)中原恢復之業(yè)。所以，陳亮建議削減進士科的名額，增設選拔有才之士的科目，革除任子的慣例，薦舉有才能的人做官。其二，要改革人才的選拔制度，以不次用人。每個時代都產生人才，才智之士無不為社稷出力。天下的英雄豪杰，沒有不迫切等待任用的，但往往要看君主的心意如何。假使君主能虛心地對待他們，真誠地加以信用，即使沒有高官厚祿，他們也甘愿獻出生命，為國效力，更何況獻出聰明才智呢！如果君主看不起人，那么即使把高官厚祿擺在面前，他們也寧愿受窮挨餓而死，而不在乎這些東西。總之，他是希望孝宗在任用大臣時能真正做到心胸開闊，毫無私念，虛懷若谷，坦誠相見，君臣相處如同一個整體，這樣才能招來英雄豪杰，共圖抗金中興的大業(yè)。他還提出選拔人才的方法：訪賢問能，深入考察；嚴格“薦舉”制度，正確薦才；“唯才是舉”“德才兼顧”“用大賢以引賢”，以選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凡此種種都是中興大業(yè)切要之圖，必須努力以赴才能見效。
　　厚本勸農，兵農結合，農商并重
　　陳亮主張朝廷要有效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南宋偏安東南一隅，版圖和百姓戶口也大為減少，然而對金的歲貢、軍費開支、官員俸祿等卻是有增無減，南方人民的負擔變得異常沉重。另一方面，隨宋室南渡的達官顯貴不斷侵占土地，土地兼并之風愈演愈烈。人民日益貧困，階級矛盾愈加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發(fā)生，賦稅征收更加困難。政治關系民生禍福，政治的目的在于為百姓謀福利。他建議孝宗針對時弊，抑制兼并，使農民有田可耕、有地可依，這樣厚本勸農，大力發(fā)展農業(yè)生產，鞏固社會經濟基礎，國家的財政收入才有保證。
　　陳亮總結了北宋以來政治、經濟改革的成敗經驗，強調要適應南宋商品經濟發(fā)展的新形勢。他反對傳統(tǒng)的重農輕商觀念，能夠突破重農抑商的歷史局限性，從辯證的角度論述農業(yè)和商業(yè)的關系，提出農商互補互助的觀點，充分認識到商業(yè)活動的重要性。這種兼顧農工商各業(yè)協(xié)調發(fā)展的思想，是商品經濟觀念轉化的新見，也是他批評王安石“青苗”“均輸”諸法的理論依據(jù)。陳亮一向重視商人和富人，對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商人范蠡、白圭以及那些“勤儉起家”“銖積寸累”的富人總是贊揚有加。他還將工商者的功利精神發(fā)揮于政治領域，尤為推重務實精神、豪杰精神。
　　陳亮還建議朝廷適當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充裕各級地方財政。他認為要解決財政困難，還要靠節(jié)流，推行兵農合一政策，節(jié)儉軍費開支：農忙耕作，農閑操練。戰(zhàn)時為兵，息時為農。這樣既不耽擱農業(yè)生產，又可以使兵源充足，還可以減少養(yǎng)兵費用，減輕國家財政負擔。
　　遷都建業(yè)，重鎮(zhèn)荊襄，實行批亢搗虛、形格勢禁的戰(zhàn)略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1141），宋、金達成和議。宋孝宗即位后，勵志收復，后因戰(zhàn)事遇挫退而簽隆興和議。陳亮不顧人微言輕，建議孝宗廢除和議，打破偏安江南一隅的局面，遷都建康，利用此地險要的地勢，可攻可守，在戰(zhàn)略上爭取主動權。他還認為荊襄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來乃兵家必爭之地。它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及湖湘，北控關洛，進退自如，以此地為根據(jù)地向北可圖中原恢復之業(yè)。因此，一定要在戰(zhàn)略上加以重視，宜派德高望重之能臣鎮(zhèn)守，協(xié)調軍民，實行屯田制度，解決糧草之需。在對金戰(zhàn)略上，應采用寓攻于防、攻防兼?zhèn)涞姆e極防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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