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猶太人的故事太多，全世界都在講述。 
大部分讀者，特別是開放國門、猶太人或猶太教變得不再那么神秘之后，恐怕都或多或少地讀過至少聽說過一些猶太人的故事，其中有出自《舊約》本身的，也有后世演繹的，或描寫他們生命之堅韌、生活之獨特，或推崇他們精于生財之道、常懷樂善好施之心。林林總總，面面俱到，其勢盛極而不衰。國人大都知道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是猶太人，后來又出了扎克伯格這個領袖網(wǎng)絡、精于經(jīng)營、善于玩錢但生活簡樸的榜樣，甚至近日曝出的國際騙局也借用名聲顯赫的猶太金融世家羅斯柴爾德的名義。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講，也許只有眼下這部《猶太人的故事》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猶太人的故事。因為作者西門·沙馬（一個真正的猶太人）作為一位“冷靜而賢明”的智者和學者，用“畫面般的字符”講述的故事直指后圣經(jīng)時代以來一直困擾著世人尤其是猶太人本身的問題：誰是猶太人，或者說什么人或怎樣做才算是一個猶太人。讀一讀這些古老而鮮活的故事，我們就會明白（盡管理解角度和程度有所不同），《托拉》對于猶太人的真正意義。 
作為這部書的讀者（當然也作為譯者），真該感謝出版社的眼光和魄力，為我們引介這樣一位偉大的作者及其動人的《猶太人的故事》！作為譯者，雖然沒有資格或者說膽識引用《傳道書》作者的告誡“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但“感同身受”還是當?shù)闷鸬�，至少對于“‘譯’書多，身體疲倦”感觸頗深。記得上一部譯作是另一位宗教研究大家梅爾·斯圖爾特主編的《科學與宗教》，那已是幾年前的事了。但在親切而敬業(yè)的責任編輯裴蕾的善意和誠意的感召下，憑著自身多年探究猶太教和猶太人的些許收獲和對歷史、藝術(shù)和考古的淺陋知識，以及對作者及其原作的敬佩與理解和對古典猶太人及其“字符”的敬畏與懷念，我似乎只能選擇再一次讓“身體疲倦”的同時，體驗“如履薄冰”的感覺。于是就有了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的這些“字符”——《猶太人的故事》，從而有幸把翻譯過程中冷靜的思考和莫名的激動（有時會會心一笑或忍俊不禁，有時又眼睛濕潤或涕淚交加）與大家分享。 
西門·邁克爾·沙馬是當代活躍和多產(chǎn)的著名歷史學家，并且從媒體鐘愛與大眾歡迎程度上講作為學術(shù)明星可以說沒有“之一”。他曾先后在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任教，后長期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歷史學、藝術(shù)史教授，并擔任BBC紀錄片解說和《紐約客》文化專欄作家。讀者可以想象，如此壯觀的學術(shù)經(jīng)歷和頭銜應該或可以寫出什么樣的文字，何況他還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 
西門·沙馬于1945年出生于倫敦，母親是一位來自立陶宛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父親則來自土耳其的士麥那（今伊茲密爾），具有塞法迪猶太背景。傳統(tǒng)的猶太家庭充滿了書卷氣，但兩種不同猶太文化元素的結(jié)合是否會孕育出兼具學院派與自由派的學術(shù)氣質(zhì)？另外可以發(fā)現(xiàn)，他的中間名是一個西文名，作品署名卻只用猶太名“西門·沙馬”，這是否意味著他仍然看重自己的猶太身份或表明自己是一個古典猶太人？我如果有幸見到他本人，一定當面向他請教這些問題。 
西門·沙馬學術(shù)造詣甚高，著述弘富，且涉獵領域和表達體裁非常廣泛。他于20世紀70年代出道時的部著作《愛國者與解放者》即獲得沃爾夫森歷史學獎。80年代到美國后，進入創(chuàng)作鼎盛期，先后出版了《財富的窘境：對黃金時代荷蘭文明的解讀》和《公民：法國大革命編年史》（均獲《紐約時報》年度圖書獎），90年代初出版《死亡的確定性》。此后走出象牙塔，開始與影視媒體（主要是BBC和PBS）合作，走上學術(shù)明星之路。他的作品往往是圖書和電視紀錄片同時推出，并且本人親自制作和解說。他于2001年榮獲大英帝國司令勛章，并曾與BBC和HarperCollins簽下單筆300萬英鎊（時價530萬美元）的天價合同！在這樣的氣派面前，國內(nèi)后起的眾多學術(shù)新星只能算班門弄斧。這類作品主要包括《風景與記憶》（1996年，5集，獲W.H.獲史密斯文學獎）、《倫勃朗的眼睛》（1999年）、《英國史》（2000年，3卷15集）、《亂世交匯：英國、奴隸制與美國革命》（2005年）、《藝術(shù)的力量》（2006年，8集，獲國際藝術(shù)設計艾美獎，已出中文版）、《美國的未來》（2009年，4集）、《猶太人的故事》（2013年，2卷5集，獲撒母耳·約翰遜圖書獎）、《英國的面孔》（2015年，5集）等。雖然沙馬有著濃重的猶太情結(jié)，但他（至少在本書之前的學術(shù)生涯中）關(guān)于猶太人的作品并不多，早期只是在1978年出版《兩位羅斯柴爾德與以色列地》（他在本書前言中曾提及此事），或許他心氣更高、眼光更遠，更喜歡自由馳騁，更熱衷野外探險，通過實地考古尋找歷史的痕跡和永恒的藝術(shù)，痛苦并快樂地享受作品完整的創(chuàng)作過程和多彩的片場氣氛（如他在后記中提到在烏克蘭野外拍攝的艱辛）。但他又認為，“歷史學家所追尋的不過是影子，他們痛苦地意識到，根本不可能完整地重建逝去的世界或揭示殘片上記錄的秘密。他們似乎只能向身邊的人和路過的人打招呼�！敝劣趧�(chuàng)作《猶太人的故事》的動機，他直言是為了兌現(xiàn)40年前的承諾，完成父親的遺愿。他在本書前言中記述道： 
……但是，無論打破這一局面（二戰(zhàn)后猶太敘事蒼白）的代價如何，沉默都不應該是一個歷史學家的選擇。我覺得，如果能為普通讀者寫一部后中世紀猶太史，一部全面評價猶太人的共同經(jīng)歷而不是一味地講述迫害和大屠殺的悲慘故事的書，那么我就是作為一個對話者，告訴讀者（以及歷史大綱的編寫者）：無論歷史研究的主要關(guān)注點是何時何地，如果缺少猶太人的故事，任何歷史都是不完整的，并且除了集體屠殺和拉比文獻，歷史意味著更多的東西，是由古代的殉教者和現(xiàn)代的征服者共同寫成的。 
隨著我長大成人，這個愿望一直縈繞心頭。我的父親對猶太歷史和不列顛歷史都非常著迷，并且在兩者之間找到了契合點。也正是從我的父母那里，我承繼了這樣的觀念：《舊約》是部手寫的歷史，盡管其中有對各種奇跡的詩意夸大，但這是一部書寫著奴役與解放、王室的自大與子孫的反叛、一代代哲人與一次次滅絕、制定律法與違犯律法的傳奇故事的羊皮紙古卷，其后的每個歷史片斷都真切地刻在石板上。如果我的父親能寫下一部歷史書的話，書名必定是“從摩西到《大憲章》”。然而，他沒有寫成。 
我也沒有寫成，至少在1973年是如此。我嘗試過，試圖接著塞西爾·羅斯的敘事思路書寫下去，但不論何種原因，這一嫁接工作一直沒有完成。然后，我就開始了40年的學術(shù)流浪，當然并不完全是在曠野荒漠中，而是進入了遠離我的猶太背景的地方，我去了荷蘭和南卡羅萊納，去了斯卡拉布雷和雅各賓的巴黎。但是，在這40年中，我本來應該宣講的故事的絲絲縷縷一直時隱時現(xiàn)地縈繞于我的思想與記憶的深處，就像親人在家族的婚禮或葬禮上輕輕地但又固執(zhí)地拽一下我的衣袖（他們有時的確會這樣做）。永遠也不要低估猶太長輩特殊關(guān)懷的力量，更不用說還有一位沉默而耐心的母親在時時地責備著我呢。 
所謂“浪子回頭”，于是他用深厚的情感、優(yōu)美的文字和動人的情節(jié)寫下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猶太人的故事。其敘事方式極具畫面感和轉(zhuǎn)折性，美艷但又寫實的風格使字里行間充滿了張力，或雷霆萬鈞、鳥語花香，或金戈鐵馬、歌舞升平，旁白式的解說時而讓人扼腕長嘆，時而讓人掩卷沉思，時而又讓人竊笑不已。他的文字極具可讀性和可感性，這或許是電視紀錄片的藝術(shù)效果，正如他的藝術(shù)紀錄片充滿了書卷氣一樣。他喜歡從小人物、小事件、小物器著筆，以映襯宏大的歷史背景和深遠的人性痕跡。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言，沙馬的作品“充滿了細節(jié)的描繪，就像一個豐盛的水果蛋糕，上面點綴著各色葡萄干、醋味果、堅果和糖漬櫻桃，然后澆上一層白蘭地調(diào)味汁”。從“不起眼”的細微處創(chuàng)造出美好與震撼，使人痛苦與快樂，催人冷靜思考并奮發(fā)前行，這就是西門·沙馬！ 
自古以來，或者說在進入現(xiàn)代以前，猶太人難以見容于世俗政權(quán)，甚至屢遭侵犯、迫害和驅(qū)逐，原因就在于他們頑固奉行的那種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本書所言：他們對男丁行割禮，他們每個星期都要休息（守安息日），他們對飲食作了嚴格的限制，他們宣稱他們那個無名無形的、動不動就發(fā)怒的神是獨一的，并且他們還拒絕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樣。僅僅如此，其實也沒有什么，如果當局寬容，你盡管旁若無人地做你的猶太人就是了。說實話，猶太人并不怎么“頑固”，他們對有些規(guī)定早就作了世俗化的改變，如安息日可以醫(yī)治病人，面對侵害可以抗爭和自衛(wèi)，“以牙還牙”也不必像諷刺夏洛克那樣割掉心口的一磅肉。但如果情形相反（異邦甚或本族統(tǒng)治者往往十分殘暴），你卻又不甘逆來順受，要反抗當局的侵犯、迫害和驅(qū)逐，尤其是面對國破家亡的危急關(guān)頭，那么就有這樣的問題：如何在世俗環(huán)境下保持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或者說究竟什么人或怎樣做才算是一個猶太人呢？在命運多舛的民族史上，這的確是猶太人時常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作為本書的譯者和仔細研讀者，我在譯事之余就常常在想：假如我是一個猶太人，我該怎么做？但我畢竟不是一個猶太人，所以至今也沒有答案。對一個虔誠的猶太人來說，《托拉》是他全部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寄托，家里供著，每天讀著，門口掛著，頭上戴著，如果有人（一般是統(tǒng)治者）宣布《托拉》是非法的，要剝奪甚至焚毀你的《托拉》，而你要保護《托拉》，那么你會面對性命之憂。此時此刻，前面提到的問題就變得尖銳而迫切。 
其實，書中提到的所謂古典猶太人在這個問題上并無爭議，樸素且近乎義氣的宗教信仰會讓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死亡。在希臘化特別是羅馬軍事入侵時期，情況發(fā)生了變化，猶太人知道了希臘哲學，開始理性地思考生命過程，知道了（至少感受到了）羅馬帝國軍事強盛，建筑物裝飾精美，羅馬人生活富足甚至近乎奢華。所以，問題不再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硬漢或義人語）或“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叛徒或漢奸語）那般簡單，理性思考和恪守信仰之間有了灰色地帶。譬如可以選擇茍活下來，但心里仍然擁有《托拉》，如后來西班牙宗教審判時期的“馬蘭諾”即地下猶太人。本書作者指出： 
這些同胞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當一個猶太人在刀劍的脅迫下必須在死亡和皈依（基督教）之間作出選擇時，他選擇后者是不是可以原諒的？……摩西·邁蒙尼德認為，要選擇生命。這并不等于他對殉難的歷代猶太人不敬，而是他對《托拉》中明確規(guī)定不得為了保住生命而放棄猶太教這種把理想簡單化的做法持有一種排斥和不敬的態(tài)度。正如他在其偉大的《〈托拉〉重述》一書開篇就明確表示的那樣，使他感觸深的是《利未記》（18:5）中要求猶太人“按照誡命生活而不是為誡命而死”的段落。神授《律法書》的內(nèi)在價值就是自由意志，即自由選擇的可能性。對那些堅持認為必然會出現(xiàn)不可能選擇的情況的人，他引用了《申命記》（30:15）作為他的哲學大廈的基石，來進一步闡述信仰與理性的關(guān)系。“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坐在扶手椅上的《塔木德》學者們又如何知道那些大膽提出他們是否叛教以便保存生命這個問題的人所遭受的痛苦煎熬呢？ 
另一個典型例證是著名歷史學家約瑟福斯，本書作者多次提到他曾是“若干個世紀里真正的猶太歷史學家”（沒有“之一”），但這個真正的歷史學家卻是在投降羅馬之后造就的，而他作為猶太祭司、指揮官并沒有獲得成功。關(guān)于他在后生死關(guān)頭的丑惡表演，他本人在后來在羅馬寫成的《猶太戰(zhàn)爭》中曾對自己的理性和機智作過炫耀，本書作者也相對客觀地作了分析和評價，但他的背叛行為一直為猶太人所不齒，使他作為一名可恥的民族叛徒載入了猶太史冊。這位“‘耶路撒冷的叛徒’被自己記錄的在約塔帕塔的所作所為所詛咒”，而他的經(jīng)歷因此被稱為“有史以來關(guān)于怯懦、奸詐和背叛駭人聽聞的故事”。就連他的母親對他的變節(jié)行為也充滿了復雜的情感，請看他本人所作的供述：“她對圍在她周圍的人說……她一直在想，自從約塔帕塔被圍以來，她就一直不愿意看到他還活在世上……她還心情沉重地私下向一直陪伴著她的女仆哀嘆，說把這樣一個不平凡的人帶到這個世界上是她大的功勞，她甚至不能親手埋葬她的兒子，只希望自己能埋在他的身邊。” 
在生死關(guān)頭，服從理性還是恪守信仰，這的確是個很難回答但有時又必須回答的問題。敢問讀者朋友，你又會如何抉擇呢？ 
本書的翻譯難點甚多，既有宗教、歷史、藝術(shù)和考古知識方面的，也有資料史實方面的，當然也有寫作技巧、行文風格方面的。《猶太人的故事》上部中文版即將付梓，推敲的痛苦與快樂也算告一段落。譯事之難在于看似淺易，實則深奧和多變，字詞之間往往“旬月踟躕”，時至今日有時還會沉迷或回味其中的某些“好”詞和“壞”字、“亮”點或“糟”點。就譯者來講，這算是用心頗深、用力甚著的一部譯作，以至于今天寫這篇小文仍然感到有點“身體疲倦”。但愿在吐出如此珍貴的心血并對讀者有所營養(yǎng)之后，在體質(zhì)上能收到瘦身之效吧。令人稍感遺憾的是，由于某些原因，原作的部分內(nèi)容有所刪減，希望讀者能夠理解和體諒。如果這部譯作及其頁下注（均為譯者所加）和這篇小文能有助于大家閱讀和理解，也就算譯者的分內(nèi)之幸和意外之喜了。
在拙作即將面世之際，譯者感謝原作者沙馬教授、出版方以及所有提供善意幫助的人，正是他們積極而嚴肅的工作態(tài)度和成果為譯者提供了精心耕耘、奮力勞作的平臺和環(huán)境，使這部相對完整和緊湊的譯作順利出版成為可能。由于譯者知識和學問上的粗陋，真正做到翻譯、研究與世俗生活三面精到尚是目標。信筆寫出，未盡和欠妥之處，誠望各界方家指教。 


黃福武 
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山東大學出版社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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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能說沒有人提醒過我�！拔覂海�”那位冷靜而賢明的《傳道書》作者早就這樣告誡我，“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 凡敢于探究猶太歷史的人就應該清楚，他所要面對的是卷帙浩繁、堆積如山的各種文獻經(jīng)典。然而，40年前，我曾答應完成由于著名猶太學者塞西爾·羅斯 不幸謝世而未竟的一部猶太史書稿。 他是上述經(jīng)典作者之一，終生致力于猶太史的研究與著述。當時，我正忙于一部關(guān)于“羅斯柴爾德家族 與巴勒斯坦”的書稿。同時，我正與劍橋大學的朋友和同事、中古晚期猶太哲學家和阿摩司·奧茲 的譯者尼古拉·德·朗日（Nicholas de Lange）一起當起了學生，在基督學院我的辦公室里舉辦的一個非正式研討班上惡補有關(guān)后《圣經(jīng)》歷史方面的知識。在那段時間里，每天吃過晚飯，總有那么幾個小時，我們這幫人會聚在一起，一邊嗑著胡桃、說著笑話，一邊品嘗紅酒，同時也品味著一杯杯的希伯來“字符”——猶太哲人、假救世主、詩人、起義領袖…… 
但是，我與尼古拉之所以搞這樣的聚會，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對我們來說，除了拉比文獻，似乎沒有其他東西能引起歷史或文學專業(yè)學生的興趣討論猶太文化這個話題，而這本身就是這個主題已經(jīng)從學術(shù)主流中分離出來的一個標志。到延請我接手羅斯未竟的書稿時，就有更迫切的理由需要在猶太人的歷史與其他民族之間建立起某種聯(lián)系。那是1973年，阿以贖罪日戰(zhàn)爭 剛剛爆發(fā)。盡管以色列軍隊并未示弱，但卻一改七年前的六日戰(zhàn)爭 結(jié)束后一直持續(xù)著的那種樂觀氣氛，變得十分沉悶。這次后的沖突就像一場勢均力敵的賽跑，在勇猛的埃及人越過蘇伊士運河進入西奈半島之后更是如此。沙丘在不斷移動，原來是安全的地方似乎不再是安全的。本來見證猶太歷史上一個個太平盛世的戰(zhàn)后歲月變成了對勝利情結(jié)的強烈的自我反思�！妒ソ�(jīng)》考古學發(fā)生了劇烈的懷疑論轉(zhuǎn)向。痛苦的氣氛彌漫開來，與1948年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發(fā)生的情形毫無二致。長期占領直至終不得不面對次起義（intifada） 的現(xiàn)實粉碎了人們的美夢。猶太歷史的話題完全被巴以沖突的現(xiàn)實所湮沒，要想和非猶太人談論這個話題是根本不可能的。重要并且可以理解的是，焚尸爐高高的煙囪上仍然掛著悲劇的煙幕。不管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記憶中那場慘絕人寰的災難 似乎要求他們在其巨大的陰影面前保持沉默。 
但是，無論打破這一局面的代價如何，沉默都不應該是一個歷史學家的選擇。我覺得，如果能為普通讀者寫一部后中世紀猶太史，一部全面評價猶太人的共同經(jīng)歷，而不是一味地講述迫害和大屠殺悲慘故事的書，那么我就是作為一個對話者，告訴讀者（以及歷史大綱的編寫者）：無論歷史研究的主要關(guān)注點是何時何地，如果缺少猶太人的故事，任何歷史都是不完整的；并且除了集體屠殺和拉比文獻，猶太人的故事意味著更多的東西，是由古代的殉教者和現(xiàn)代的征服者共同寫成的。 
隨著我長大成人，這個愿望一直縈繞心頭。我的父親對猶太歷史和不列顛歷史都非常著迷，并且在兩者之間找到了契合點。有時，他會為我們弄一條小船，把草莓、烤餅和果醬放在一個籃子里，然后他坐在船尾，手握舵柄，一家人在泰晤士河上徜徉于達奇村（Datchet）和老溫莎堡（Windsor）之間。他會不由自主地說起迪斯雷利 ，就好像和他私交甚深（“受了洗禮？”“受不受洗有什么不同？”）；然后，他會回憶起17世紀的假救世主沙巴泰·澤維 ，或許我的父親（以及歷代沙馬家族的先輩）透過他看到了些什么（“這個冒牌貨！”）。有時他也會自言自語地發(fā)問，誰該得到猶太人的權(quán)利？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還是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是寫《霧都孤兒》的那個冷嘲熱諷的狄更斯，還是寫《我們共同的朋友》的那個多愁善感的狄更斯？我們會把船系在河邊的柳樹下，陷入對夏洛克 的痛苦沉思之中。也正是從我的父母那里，我承繼了這樣的觀念：《舊約》是部手寫的歷史，盡管其中有對各種“奇跡”的詩意夸大，但這是一部書寫著奴役與解放、王室的自大與子孫的反叛、一代代哲人與一次次滅絕、制定律法與違犯律法的傳奇故事的羊皮紙古卷；而在此之后的每個歷史片斷都被刻在石板上。如果我的父親能寫下一部歷史書的話，書名必定是“從摩西到《大憲章》”。然而，他沒有寫成。 
我也沒有寫成，至少在1973年是如此。我嘗試過，試圖接著塞西爾·羅 
斯的敘事思路書寫下去，但不論何種原因，這一嫁接工作一直沒有完成。然后，我就開始了四十年的學術(shù)流浪，當然并不完全是在曠野荒漠中，而是進入了遠離我的猶太背景的地方，我去了荷蘭和南卡羅來，去了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 和雅各賓（Jacobin）的巴黎 。但是，在這四十年中，我本來應該宣講的故事的絲絲縷縷一直時隱時現(xiàn)地縈繞于我的思想與記憶的深處，就像親人在家族的婚禮或葬禮上輕輕地但又固執(zhí)地拽一下我的衣袖（他們有時的確會這樣做）。永遠也不要低估猶太長輩那特別的關(guān)懷的力量，更不用說還有一位沉默而耐心的母親在時時地責備著我呢。 
因此，直到2009年，當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亞當·坎普（Adam Kamp）安排會面，要我談一談關(guān)于新系列電視紀錄片“你心中為何愛恨交織”的想法時，還沒等他開口，我就已經(jīng)有點明白即將發(fā)生什么了。我承認，那一刻我就像飛馳的約拿（Jona）。我心中有一個聲音說：“下到約帕，遇見一只船，要往他施去�！� 但是，當時這樣做對他有什么好處呢？ 就這樣，我懷著萬般的感恩與忐忑之心重新找回了我在幾十年前放棄的使命。然而這一次，這部書稿將得到電視媒體的強力支持，借助紙質(zhì)和膠片這兩種具有有機聯(lián)系但受眾不同的媒介，我希望在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受眾之間建立起一座我在四十年前一度放棄的橋梁。 
雖然要面對各種難以想象的挑戰(zhàn)（把三千年的歷史濃縮為五個小時的電視節(jié)目和兩冊書），但這一直是也仍然是一次偉大的愛的勞作。不僅如此，與傳統(tǒng)講故事不同，我對這種講述的方式感到欣喜，特別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資料（文本以及視頻）的傳播方式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脊虐l(fā)現(xiàn)尤其是《圣經(jīng)》時期的各種銘文文本（這些文本大部分已成為人類的共同遺產(chǎn)）的產(chǎn)生與存在，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更加直接和本色的印象。從世界各地猶太人定居點出土的各種鑲嵌畫，不僅大大地改變了我們對猶太會堂和祈禱儀式的看法，也使我們對其他宗教和早期基督教分享這一宗教形式的程度感到驚嘆。如果不在敘事中融入那種感覺良好的虔誠，如果不能淡化故事中星淚點點的悲傷情懷，那么如此展開的歷史只能是一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史，不然就是一部悲劇的史詩。這部書稿和電視片充滿了具有文化味的啟示和詩意的描述：中世紀開羅的一本兒童希伯來文練習冊上畫的小丑，西班牙的一部裝幀豪華的《圣經(jīng)》上的貓鼠大戰(zhàn)插圖，公元前5世紀一個埃及女奴與當?shù)匾晃华q太圣殿管事結(jié)婚時可憐的嫁妝，一名士兵在一個被巴比倫人圍困的山頂要塞中束手無策，約西亞（Josiah）王統(tǒng)治時期用古希伯來文雕刻在一件小小的銀質(zhì)護身符上的祭司祝福詞。 
當然，這都是一些小事，但猶太人的故事本身就是平凡無奇的。猶太人所經(jīng)歷的歷史，尤其是能夠存活下來向人們講述的這些故事，這本身就是其他民族也曾經(jīng)歷的巨大不幸的歷史中感人的版本，是一部在連綿不斷的驅(qū)逐和攻擊中用獨特的文化頑強地反抗滅絕、重建家園和習俗、書寫生命詩行的歷史。正是這些，使得猶太人的故事既是獨特的，又是普世的，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共享的遺產(chǎn)，是對人類共同人性的記述。閱盡繁華與哀痛，經(jīng)歷過一次次的災難與無限的創(chuàng)造之后，下面所講的這些故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都不失為世界上偉大的奇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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