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對《矛盾，然而是事實——黑格爾邏輯學批判》的自我批判
　　《矛盾，然而是事實——黑格爾邏輯學批判》是我在1975年春夏寫的手稿，也可以說是第一部學術性“書稿”（但不是第一部以書的形式寫的稿本，1972年春插隊時曾因我們組織的“學哲學小組”從高潮到低落而陷入沉思。為了探討其原因，寫過十幾萬字對所在生產隊及當時農民情況的分析，也分了章節(jié)，對我自己來說算是以書的形式寫的第一本稿子）。當時壓根就沒想過要出版，只是想以書的形式對1974年秋上大學以來讀黑格爾《邏輯學》（包括《小邏輯》和已譯為中文的其他黑格爾著作）的總結。當時的大學正按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搞“教育革命”，我學的專業(yè)是政治經濟學，雖然課都得去上，但因課程中的書已經讀過，所以上課時坐在后排，按自己計劃系統(tǒng)地讀黑格爾的書，而下午和晚上都沒有課，政治活動也盡可能逃開，因此讀書和寫作的時間幾乎是全天候的。
　　讀黑格爾的書，是對個人思維能力的挑戰(zhàn)，也是對自尊心的考驗。雖然以前幾年也認真讀了幾本哲學書和“經典著作”，但初讀《小邏輯》則無異于天書，我的笨辦法是寫筆記，幾乎全書都抄，但總似懂非懂，有時一天也讀不過十頁。我感到屈辱，也正是這種屈辱感迫使我決心讀懂它。幾個月時間，把《小邏輯》讀了三遍，寫了四個筆記本，也因有所理解而欣慰。這段時間幾乎完全沉迷于黑格爾，記得有一天夜里十二點多從教室回宿舍，路上一個人也沒有，也沒路燈，只有保定城外兩派為了示威放空槍的聲響（雖有派仗，但城里的治安是相當好的），我邊走邊思考黑格爾，仿佛覺得自己脈搏的跳動與他的邏輯、地球的轉動都合拍了。這種奇異的感覺至今仍能記起。讀過《小邏輯》，腦袋似乎開了竅，也加強了我弄懂黑格爾的興趣，于是讀《邏輯學》《哲學史講演錄》《歷史哲學》《法哲學原理》等已譯成中文的書，并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相關著作，以及蘇聯(lián)和中國學者研究黑格爾的著述。到1975年春，就形成了對這段時間讀書作總結的想法，擬了個提綱，邊寫邊改。非常感謝河北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的齊洪、周鐵、劉英等老師，他們不僅鼓勵我讀書，還把教研室鑰匙給了我，這樣就有了一個相當好的讀書寫作環(huán)境。大概用了五六個月時間，完成了這本《矛盾，然而是事實——黑格爾邏輯學批判》的稿子。初稿完成后，又認真讀改了一次，并把需要繼續(xù)研究的問題記下——這部稿子是用無格的16開白紙寫的，按記筆記的習慣，每頁右邊都留三厘米左右的空白，供修改和記想到的問題。四十年來所寫的書稿大多數(shù)都在幾次搬遷中丟失，唯獨這部稿子一直放在書桌抽屜里，紙已由白變黃，總想拿出時間系統(tǒng)認真地修改，直到去年夏寫完《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才著手做這件事。但當我閱讀舊稿，卻不能再按原體系修改了，而是決定重新寫這本關于黑格爾哲學的書稿。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舊稿不僅只對黑格爾邏輯，更在于當時的觀點和思路都需要否定。
　　《矛盾，然而是事實——黑格爾邏輯學批判》，書名取自列寧這段話：“黑格爾邏輯學的總結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實質，就是辯證的方法——這是絕妙的。還有一點：在黑格爾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義最少，唯物主義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實！”而這部書稿的“緒論”也就從解讀列寧的這段話開始。黑格爾是客觀唯心主義者，這是蘇聯(lián)教科書的定論，但列寧又為什么說黑格爾的《邏輯學》“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義最少，唯物主義最多”呢？這是列寧和所有認同恩格斯“兩大陣營”說的人都不能解答的問題，列寧在這里也是在談自己的疑惑，但當時的我卻以為他得出了高妙深奧的結論，反復思索做了這樣的理解：“不論哪一種哲學體系，都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對立統(tǒng)一，黑格爾哲學當然不能例外。又都是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統(tǒng)一。主要的矛盾方面決定其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辯證的還是形而上學的�！保ā熬w論”。引此稿話語，都只標注章節(jié)）并認為黑格爾邏輯學實際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即對客觀事實的科學認識）基礎上，卻對人的認識“做了唯心主義的解釋”（“緒論”）。在不能懷疑“兩大陣營”說的情況下，這或許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一種理解吧。當時并不明確，一個哲學觀念是不可能由兩個對立的觀點構成，更不可能用“多”與“少”來界定其性質。雖然如此，而《矛盾，然而是事實》也就由此起筆。全部書稿由緒論和十章構成，第一章“承認物質世界——為了更徹底地否認它”（手稿中另有標著第一章的稿子，標題為“拿大頂?shù)牧κ俊�—論黑格爾的‘概念’”，我想不起為什么有兩個第一章了）；第二章“建筑在不可知基礎上的‘可知論’”；第三章“到底是真理，還是謬誤”；第四章“客觀唯心主義的辯證法”；第五章“對立同一——矛盾”；第六章“黑格爾關于質與量及質量互變的思想”；第七章“否定之否定——概念的圓圈式發(fā)展”；第八章“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的范疇論”；第九章“關于邏輯、認識論、本體論三者一致的思想”；第十章“辯證邏輯的創(chuàng)建及其與形式邏輯的關系”。
　　現(xiàn)在讀這部四十一年前寫的手稿，自覺親切，它是我研究黑格爾哲學的開始，是萌芽，但又是必須否定的，這只能由我自己進行批判，要點有：
　　一預設一個真理并以它為靠山和根據(jù)批判黑格爾的邏輯學
　　這是蘇聯(lián)教科書派的基本做法，它首先預設“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真理，對于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哲學”都要以這個真理為根據(jù)和標準進行批判，發(fā)現(xiàn)其與真理符合與不符合處，進而證明真理的正確。對于黑格爾邏輯學，則還要說明它雖然有錯，卻也為真理提供了一個必要來源。我的這部舊手稿，基本思路也是如此。雖然馬克思本人對黑格爾邏輯學的評論并不多，但也有一些要點可以倚仗，更多的是從“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列寧的論斷及蘇聯(lián)教科書中去找根據(jù)，自己所做的，就是將這些作為根據(jù)的論斷與黑格爾的著作聯(lián)系起來，并加以演繹推論。這種做法在當時蘇聯(lián)和中國的學者中是通行的，現(xiàn)在中國的一些黑格爾研究者依然如此。我作為初學者依從這種做法，雖有外部原由，但也是沒有主見的表現(xiàn)。
　　二在進行批判之先就已有結論，并以結論作為前提進行演繹性批判
　　這是上一點的展開。關于黑格爾，蘇聯(lián)教科書派早已下了定論，即“客觀唯心主義者”，而唯心主義就等于錯誤，因而所有依此定論對黑格爾邏輯學的研究或批判，都已經先有了結論，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更具體地指出它如何錯，錯在哪里，錯的特點，即與其他唯心主義者相比有哪些區(qū)別，以及他的錯有什么影響。當然，也要“一分為二”，找出其中某些合理的成分，但這種合理不能超出結論和前提。這樣做，似乎讓人為難，但相對說來又是容易的，只要把握先驗結論并以它作為前提，再仔細閱讀黑格爾著作，就可以進行演繹性批判了。
　　三不是按黑格爾的理念和邏輯，而是按外人的觀點和邏輯解讀和批判黑格爾
　　依從蘇聯(lián)教科書所制約的學術環(huán)境，對黑格爾的解讀，是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的觀點和邏輯為依據(jù)，而非從黑格爾本人的著作中歸納其觀點和邏輯來探討他的哲學觀念、方法論和學說體系。這樣在主體我與黑格爾哲學之間設立了一個媒介，如同由媒人介紹對象，按他的說詞理解對方，而非自己去認知。而且環(huán)境也不許可你有自己的認知，只能以媒人的說詞為依據(jù)。應當承認，“經典作家”對黑格爾的論斷有相當深刻之處，也對理解黑格爾著作有所啟示，但他們畢竟不是黑格爾本人，因各種條件的限制，有些論斷是與黑格爾的觀點和邏輯有偏差的，如果據(jù)此解讀黑格爾，不僅會走偏路，更增加思維的困難�，F(xiàn)在想來，初讀黑格爾時的諸多糾結，都與這一點有關。比如列寧說黑格爾的邏輯學“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義最少，唯物主義最多”，就是列寧囿于恩格斯的“兩大陣營說”而說的，是他思維矛盾的體現(xiàn)，而同樣囿于“兩大陣營說”的當時的我，思維矛盾和困境就更多了。如果不突破“兩大陣營說”，不摘去掛在黑格爾哲學上的“客觀唯心主義”標簽，列寧這段話就永遠不可理解，而對黑格爾的誤讀也會一直持續(xù)。再如馬克思說：“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xiàn)實事物的創(chuàng)造主，而現(xiàn)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xiàn)�！倍鞲袼购髞碛诌M一步說黑格爾是“承認創(chuàng)世說”，并且采取“比基督教那里還要混亂而荒唐的形式”，這就界定了蘇聯(lián)教科書派關于黑格爾哲學性質的基本點，蘇聯(lián)及中國的學者也就從“創(chuàng)世說”來評判黑格爾哲學，甚至說他的絕對精神概念就是上帝，至今仍有人這樣解讀黑格爾。我在這部舊手稿中，也是依從恩格斯這個論斷的，第一章“拿大頂?shù)牧κ俊�—論黑格爾的‘概念’”，就是從“概念決定著思維和客觀世界的本質”（第一章）論說黑格爾的概念的。至今依然能憶起當時思維中的困惑，而這困惑就是由于不依黑格爾本人理念和邏輯解讀黑格爾造成的。
　　四依蘇聯(lián)哲學教科書的框架安排書稿體系
　　蘇聯(lián)教科書大體是三塊，一是唯物主義，二是辯證法，三是歷史唯物主義。這個框架成了中國人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基本模式，至今仍未跳出。我這部批判黑格爾邏輯學的書稿，也就先批判他的客觀唯心主義，再按教科書的辯證法“三規(guī)律”加范疇論來安排體系。這樣，黑格爾邏輯學自身的體系就被打碎，進而可以很方便地按對立統(tǒng)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三大辯證法規(guī)律”及隨之而來的“辯證法范疇”來取舍黑格爾的話，并據(jù)“唯物主義辯證法”加以評判。這種做法，似乎很有條理，但卻不能依黑格爾邏輯學的體系來把握他的理念和邏輯，其作用，也主要是在證明“經典作家”和蘇聯(lián)教科書比黑格爾正確與高明，而對其中豐富的內容和應當接受的啟示，卻因此棄而不顧。也正是認識了這種做法的荒唐，所以本書的主干部分是依黑格爾哲學體系寫作的。
　　五只重視邏輯學，對黑格爾的其他著作注意不夠，從而不能把握黑格爾體系，也就不能正確理解他的邏輯學
　　蘇聯(lián)教科書有一個說法，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體系的外殼中包含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應打破體系外殼取其內核，而他的辯證法主要體現(xiàn)于邏輯學中，因此對黑格爾的研究往往集中于邏輯學。我寫這部手稿，也受此影響。當時《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尚無中文譯本，也是一個外部原因，但《精神現(xiàn)象學》已有中文譯本，我也沒有認真關注，只是參照了《哲學史講演錄》《法哲學原理》《歷史哲學》等漢譯本，因而對黑格爾哲學的緣起和體系都沒有系統(tǒng)把握，這樣對邏輯學的理解也就不免偏頗、狹隘。比如關于概念運動，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中從感性確定性開始探討的實際是從具體到抽象的概念運動，也是他關于概念形成的系統(tǒng)探討，但由于沒有對《精神現(xiàn)象學》的高度重視，因而也就發(fā)現(xiàn)不了這個關鍵點。而《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論證的是從抽象到具體概念運動的主干部分，也沒有認識到。這樣只針對《邏輯學》及《哲學史講演錄》《歷史哲學》而理解的概念運動，其局限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六對黑格爾概念運動的理解，雖有局限，卻是這部手稿寫作中的主要收獲
　　賀麟譯《小邏輯》是我讀黑格爾的入門書，但寫此手稿時，針對的卻主要是楊一之譯《邏輯學》。這兩個本子最為明顯的特點，也是讓我最為費力的就是概念運動，這部手稿中寫的最多的內容也在這里。雖然如上面所說沒能把握黑格爾體系及其概念運動全過程，但概念運動在辯證法中的核心地位還是理解了，這直接體現(xiàn)于我1976年寫作的《資本論的邏輯》中。《資本論的邏輯》初稿成于1977年初，后三次大改，歷經十一年于1987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寫作與成書，一個重要原因是明確概念運動為《資本論》邏輯的核心和主體（后將“主體”改為“主干”）。依循概念運動解讀《資本論》，是此書寫作的內在架構，也是我思路運行的原則。而這一點就受益于對黑格爾概念運動的理解。當然，對黑格爾哲學體系和概念運動理解的局限，也體現(xiàn)于對《資本論》概念運動的理解，突出的就是關于從具體到抽象的概念運動，由于對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的忽視，沒能把握他概念運動這一進程，而當時蘇聯(lián)和中國學者對《資本論》的方法只談從抽象到具體，這樣做正好如馬克思所說是一個“先驗結構”，而《資本論》的抽象概念剩余價值又不可能是先驗的，應有一個從具體到抽象的概念運動過程，才能說明剩余價值概念的形成。這個問題是在讀馬克思的幾部經濟學手稿時得以解決的，如果在讀黑格爾時就關注概念從具體到抽象的運動，對《資本論》邏輯的理解就順當?shù)枚�。同樣關于《資本論》從抽象到具體的概念運動的理解，也因沒有讀《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而比較困難，好在馬克思的思路明確，對這一部分的寫作還算順利。而對《資本論的邏輯》中概念運動的理解又對理解黑格爾的概念運動和體系是必要的前提了。
　　以上是對《矛盾，然而是事實——黑格爾邏輯批判》的自我批判，四十多年過去了，當年讀黑格爾，總覺得他是一個老先生，而今我比他去世時的年紀還長了幾歲，但還未覺得自己“老”，也不再覺得他“老”了，特別是讀他關于自由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滿懷激情的言語時，常將我們的一句歌詞“革命人永遠年輕”，改成“自由人永遠年輕”！
　　自由的精神就在于不斷的否定。
　　劉永佶
　　2016年6月10日
　　跋
　　此書初稿成于今年五月，幾次校改后于八月在承德壩上召集七八個畢業(yè)和未畢業(yè)的博士生、碩士生開了一周研討會，又再次修改。二十年來我?guī)а芯可�，都把黑格爾哲學（先是《邏輯學》，后為《哲學全書》）作為一門主課，算來也有五六百人。教經濟學研究生，以黑格爾哲學為主課，似乎“偏科”了，但經濟學研究不是用前人教條演繹現(xiàn)實經濟問題，而是要使研究者具有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作為一個自由思想的主體人去研究現(xiàn)實矛盾。怎樣使研究生成為知道明法的主體思想者，是我考慮的基本，教授和引導他們讀黑格爾哲學，并不是要求他們從中學到并依據(jù)某些教條，再找一些事例、數(shù)據(jù)，編造政策條陳。之所以選黑格爾哲學，就在于其中體現(xiàn)著豐富而系統(tǒng)的辯證法，掌握其基本原則，是成為現(xiàn)代經濟學主體研究者的必要條件。當然，在中國今天的教育體制下，只靠研究生這個環(huán)節(jié)，很難達致這個目的，又因學生各自條件和興趣的差異，學習效果也不一樣，但畢竟能對學習者的思想方法有所裨益，可以知道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研究。
　　劉永佶
　　2016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