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造藝之妙，惟詩居首。詩之義大矣哉！凡舉委曲含蘊之語，要眇精微之論，窮形盡相之言，皆可目之為詩，非僅韻語之謂也。詩義之廣大如此，若謂詩主于情，析理、紀事之職無預焉，斯亦固陋之言也。雖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若論豐神情韻，固以唐音為勝；揆之筋骨思理，則宋調無讓焉。宋詩之擅于析理，世已熟知；其亦長于敘事，則人所罕言也。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有云：“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唐以后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逼溲噪m疏，然所論亦犁然有當也。宋詩之善于敘事，推源其故，在有宋作者身份之特殊性使然。天水一朝之立國，元氣乃出于新三統(tǒng)學說。此一學說最重《春秋》，其要義在使有宋士大夫以先圣思想（道統(tǒng)、文統(tǒng)）繼承者之身份，獲得趙宋王朝（正統(tǒng)）主人翁之地位。昔者范希文“先天下之憂”云者，即服膺新三統(tǒng)學說之士大夫以邦為家、舍身維國之寫照也。兩宋士大夫秉持《春秋》大義，以本朝主人翁之心態(tài)，關切當代史事，故宋詩涉及本朝史事之篇什遂夥矣。自今視之，謂為“詩史”，不亦宜乎。 

　　詩史之名，其來久矣，其說亦紛紜。錢默存《宋詩選注》言揀擇標準，論及詩史之義，嘗有“押韻文件”之議評，余不敢逃其譏也。雖然，猶有一言可以辯之。竊以為，上古之巫也，無狩獵田耕之能以活數口之家，而先民汲汲尚事之、以為一族之人格象征者，蓋因其人能留存部族之史事傳說、樹立部族之群體價值、撫慰部族之心理情感，即如人身之有首腦以供記憶、判斷及情緒宣泄之用也。后之史家、學者、詩人，所謂知識階層者，執(zhí)精神形上之事，其功用與古之巫初無以異，特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異派而同源，實皆為巫之流衍也。人文之學，小而言之，能見智識之超拔，成價值之判斷，為情感之依托；大而言之，承前啟后，以維系一國家一民族之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以此揆之，歌詩、歷史理一分殊，雖因作者才智稟賦之異，體制有別，其終則皆以促進人類集體記憶之構成為目的也。若謂詩能存史，固適其宜，以史證詩，得其所哉，世當不以吾言為河漢也歟？ 

　　昔人云，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邵博《聞見后錄》載：“司馬文正公修《通鑒》時，謂其屬范淳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余性好讀詩，而每以斯言為惕。自甲申歲始，通覽《全宋詩》七十二冊，每得篇什有涉于史事者，隨就掇拾，纂為長編。今又刪汰繁蕪，存三百篇，列為九門，曰：“立國，建都，政事，黨爭，內患，外交，邊防，經濟，文化�！币灶愊鄰�，舉其始終。且不揣孤陋，撰為箋證，考其時地人事、沿革背景，籍諸歌哭之音，參互公私史錄，以見兩宋三百年成敗興衰之大較，成一種《宋史別裁集》暨《宋詩紀事本末》也。注詩者眾，然以一朝之詩載一朝之史，似未前聞。司馬君實“空言文章”之刊落，冀可免旃？惟茲事體大，余學也淺，其叢脞饾饤、訛誤疏忽之處，必所難免，惟望讀者有以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