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劍橋中國秦漢史》，原為費正清、崔瑞德共任全書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劍橋中國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這卷之前，第10、11和3卷業(yè)已先后問世，并且已經(jīng)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翻譯出來，以《劍橋中國晚清史》、《劍橋中國隋唐史》為題出版了�，F(xiàn)在歷史所的朋友們又譯成《劍橋中國秦漢史》，要我在書端寫幾句話，我既感欣幸，又頗為惶恐。我在秦漢史方面學力有限，本沒有著筆的資格，但承魯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書后即行寄贈，得以成為國內(nèi)很早讀者之一。細繹全卷，曾將一些感想寫作書評，發(fā)表在《史學情報》上，其中即呼吁趕快把這卷書翻譯出來�，F(xiàn)在經(jīng)過歷史所各位努力，這個愿望實現(xiàn)了，寫一篇小序確實是我的義務(wù)。

　　《劍橋中國史》規(guī)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許多學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達981頁，分別執(zhí)筆的學者大都對章節(jié)論述的范圍有長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國和秦帝國》的作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國的個統(tǒng)一者》一書；第3章《王莽，漢之中興，后漢》的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畢漢斯，著有《漢朝的中興》；第6章《漢朝的對外關(guān)系》的作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著有《漢代的貿(mào)易和擴張》；第9章《秦漢法律》的作者荷蘭萊頓大學退休教授何四維，著有《秦法律殘簡》、《漢法律殘簡》；第7章《政府的結(jié)構(gòu)與活動》、第12章《宗教和知識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魯惟一博士，著有《漢代的行政記錄》、《通往仙境之路》等書，諸如此類，不遑枚舉。還有的學者，如法國法蘭西學院的戴密微、日本東京大學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陣容在西方學術(shù)界可稱極一時之選，這部書也可謂西方研究中國秦漢史的結(jié)晶。

　　西方對秦漢史的研究有相當長的歷史。本卷《導論》對此有概括敘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衛(wèi)匡國的著作。中國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記》、《漢書》，讀史者也總是從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觸中國史就是秦漢，同時秦漢在整個中國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學者研究秦漢史的較多，成績也較豐碩。看本卷所附參考文獻目錄，便可得到相當?shù)挠∠蟆＿@部《劍橋中國秦漢史》，正是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加以綜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況的讀者，通過本卷不難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學者的論著也很多，足供讀者參取。

　　這部書有幾個特點，想在這里介紹一下。

　　首先是秦漢史列為《劍橋中國史》的第1卷，這一點恐怕是國內(nèi)讀者不易理解，而且是會有較大意見的�！秳�橋中國史》的總主編序?qū)Υ嗽�有說明，他們提到，在籌劃編著這部巨著的時候，本想從中國史的開端寫起，可是我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日新月異，70年代以來更有進一步擴大的傾向，把中國史前史以至公元前千紀的歷史面貌幾乎徹底改變了，而現(xiàn)在還沒有能把嶄新的考古材料與傳統(tǒng)的文獻記載融會貫通而成公認的成果，因而全書只好從有大量可靠文獻依據(jù)的秦漢開始。這種看法，和晚清以來疑古思潮的見解是有實質(zhì)差別的。

　　《劍橋中國秦漢史》廣泛引用了文獻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獻的辨?zhèn)魏涂加�，這是不少西方中國學家一貫堅持的作風。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經(jīng)過整理校訂的版本，包括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的各種注釋。卷中圖表也盡量做到有足夠的文獻依據(jù)。這是作者很重視文獻的一種表現(xiàn)。

　　這樣說，并不意味本卷的寫作不重視運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發(fā)掘和一批大墓的發(fā)現(xiàn)，在書中好幾個章節(jié)得到介紹引用。尤其是有關(guān)經(jīng)濟史和社會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幾位是秦漢簡牘帛書研究的專家，他們寫作的章節(jié)引用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論法律時，征引云夢睡虎地秦簡；論屯戍時，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漢簡，使這些專門的研究匯合到歷史的論述中去。中國的學者研究秦漢史，也是這樣做的，但當前還有人在談考古對歷史研究的貢獻時，總是過多地強調(diào)先秦，對秦漢考古重視不夠，應(yīng)該說這是不很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