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研究（第3輯·2014）》：

　　一 “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guī)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①

　　毛澤東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作用與影響，已經(jīng)超越了個體性存在，從而與中國近代以來革命斗爭史、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史、與中國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史產(chǎn)生緊密關聯(lián)，其形象和影響具有鮮明的集體意向性。這一點從毛澤東參加革命活動伊始，就深深地鐫刻在他的思想與實踐之中。斯諾在延安時期采訪毛澤東時，就曾敏銳洞察到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中國共產(chǎn)黨緊密相連的集體意向性。毛澤東在接受斯諾采訪時，總是無意識地將其作為個體性存在的價值、意義自覺地與中國共產(chǎn)黨以及中國革命的整體相結合，他幾乎很少談及自己的“個人歷史”，而是將其與紅軍相結合，用“我們”代替“我”②。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不同于對一般歷史人物的評價，直接關涉對中國革命、中國共產(chǎn)黨的集體性評價。正如鄧小平后來在評價毛澤東問題上所言，“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③。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對毛澤東的評價必須置于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整體性科學把握之中。

　　當前在毛澤東評價問題上存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對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的不同認識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于毛澤東的評價盡管也存在微觀和局部的分歧，但總體上看不是爭論的焦點。在毛澤東晚年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尤其是對以“三面紅旗”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以及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分歧和不同意見較多，這是關于毛澤東評價爭議的核心和關鍵之所在。毛澤東晚年在“自我評價”中說其一生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的國民黨統(tǒng)治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此持異議的人不多，二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對此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①這就進一步印證了以上的觀點。

　　其次，關于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這一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提出一個重要理論指引，即必須將這一問題置于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分析，必須置于對歷史條件的整體把握之中加以分析。不少西方學者借口毛澤東晚年在政治權力層面進行的斗爭，將毛澤東晚年的實踐主題界定為“權力斗爭”，這是典型的非歷史主義判斷。我們認為，盡管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有比較嚴重的失誤，但是，這些失誤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所產(chǎn)生的。毛澤東晚年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并非純粹為了進行階級斗爭、階級革命而偏廢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主題。毛澤東晚年之所以發(fā)動階級斗爭，因為在其看來，思想領域、政治領域內的資產(chǎn)階級復辟已經(jīng)嚴重影響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開展，思想政治領域內的革命構成了在完成經(jīng)濟領域內革命之后的另一革命主題，是“不斷革命”邏輯導向的現(xiàn)實彰顯。所以，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毛澤東的理論視域內，“抓革命”在本質上是為了更好地“促生產(chǎn)”，革命的邏輯、批判的邏輯始終服從和服務于建設的邏輯，并為后者的順利開展提供基本的政治保障。這樣一來，在評價毛澤東晚年實踐的問題上，就不應該將毛澤東革命與建設的邏輯截然對立，也不能認為毛澤東晚年根本無視經(jīng)濟建設，只對擴大化了的階級斗爭“情有獨鐘”。依據(jù)上述整體性判斷，可以肯定的是，改革開放前30年與后30年之間并非截然對立的，二者無論在宏觀的實踐主題抑或是微觀的制度準備和物質基礎奠定等方面都具有基本的延續(xù)性，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不同時期的重要實踐。

　　最后，認識和評價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是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個性化探索，關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原則，即具體的、現(xiàn)實的、歷史的分析范式。毛澤東時代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不僅從理論譜系學意義上源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般性特征，而且也蘊含著深刻的特殊性，并且正是這種特殊歷史條件的規(guī)約，深刻地影響著晚年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一方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是一次嶄新的探索，在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發(fā)展史中并無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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