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春夏相交之際，在氣候宜人的六個星期時間里，僅僅由于一場戰(zhàn)役的全面失利，一個世界強國崩潰了。它是世界第二強國，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高度文明的民主國家，托馬斯·杰斐遜稱之為“每一個人的第二故鄉(xiāng)”。全世界驚愕而迷茫地注視著希特勒的軍隊擊敗了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軍隊之一的法國軍隊。這是怎么回事？對于我們其他人這又意味著什么？
六月十七日，納粹德國取得勝利三天之后，威廉·L。夏伊勒以一名中立國記者的身份到達淪陷的巴黎。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他一直在法國的國內國外工作著；他對納粹德國進行報道已達六年之久。此時，他開始用歷史學家的方法，對其作為一名見證人在這些不幸而恐怖的歲月里的所見所聞進行長期的考證和深入的闡述。一九六〇年，經(jīng)過十余年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一書。該書因其對納粹德國在這一歷史轉彎處所扮演之角色的最完整最權威的記述，受到學者及數(shù)以百萬計的讀者的贊許。接著，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留下的大量檔案材料進行了幾乎又一個十年的研究之后，他寫出了一部同樣權威的關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物質與精神衰亡史的專著。
《第三共和國的崩潰：1940年法國淪陷之研究（套裝全2冊）》借助對歷史背景的展示，敘述了一九四〇年法國面對希特勒軍隊的潰敗，而歷史背景本身即有助于闡明潰敗的原因。在夏伊勒描繪著最后一役的激動人心的章節(jié)里，充滿了新鮮并令人震驚的史實；法國軍隊與英國和比利時軍隊加起來在數(shù)量上超過了德國軍隊；他們的武器裝備也優(yōu)于納粹軍隊；當法蘭西戰(zhàn)役結束時，法國空軍所擁有的作戰(zhàn)飛機比戰(zhàn)役開始時還要多。而在戰(zhàn)爭的背后，他耐心地研究了滋長著困惑、無奈和玩世不恭情緒的人民、他們無能的領導人和將領，以及已經(jīng)消耗了一個偉大國家的實力與強盛的古老而不可思議的腐化墮落。他與第三共和國的領導人如保羅·雷諾和愛德華·達拉第交談過，還與許多將軍、外交官、歷史學家、新聞工作者和普通公民進行了交談。他查閱了由法國國民議會調查委員會搜集到的堆積如山的二戰(zhàn)以來的證據(jù)和機密文件，查閱了戰(zhàn)后審判法奸——特別是貝當和賴伐爾——的大量資料，查閱了一九四〇年曾被納粹軍隊繳獲過的法軍總司令部和法國外交部的機密文件以及法國外交部當時開始公布的同類文件，同時查閱了足有數(shù)百位男士（和一些女士）的回憶錄和日記，這些人在那場毀滅第三共和國的災難中，都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本書補充并完善了《第三帝國的興亡》的戲劇性敘述，已經(jīng)與之一起成為當代最重要的歷史巨著。
以大量的私密檔案、日記、回憶錄和文獻資料為基礎
用近十年嚴謹考證寫就的一部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物質與精神的衰亡史
《第三帝國的興亡》姊妹篇譯者全新修訂版
紀念二戰(zhàn)勝利70周年
這是我所寫的第二本書。在這本書中，我試圖以我的親身經(jīng)歷和現(xiàn)在終于可以查閱的大量歷史資料為依據(jù)，記述一個偉大的歐洲國家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其高潮的那段歲月里的遭遇。我在我的第一本書指《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一書�！g注（本書腳注除注明者外均為原注）中記錄了納粹德國的興亡，同時描述了一個文明而且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是如何在二十世紀中葉墮入野蠻狀態(tài)的：他們甘愿舍棄自由，置人類生活的一般行為準則于不顧，用極其粗暴殘忍的手段對待其他國家和民族，而且令人不可思議地對此一點也不在乎。那本書的完成，受益于一批難得的原始資料：盟軍在戰(zhàn)爭結束時所繳獲的第三帝國的機密檔案。我覺得，我個人對于納粹德國的了解對此同樣有所幫助，在納粹德國存在的十二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我是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
我相信，通過對于事件的身臨其境，通過接觸領袖人物而獲得的第一手材料，通過對有關國家、社會、體制尤其是平民百姓在危機時刻所表現(xiàn)出來的性格特點和精神狀態(tài)的感受，足以彌補無法通觀整個時代給所有現(xiàn)代史研究者所造成的缺陷。在我看來，《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一書并沒有因為修昔底德告訴我們他曾“經(jīng)歷了這場戰(zhàn)爭的全過程”而有所遜色。對于這場戰(zhàn)爭，他給我們留下了如此令人難忘的描繪。人們感謝他沒有把這一工作留給后人。
從一九二五年起，我曾在法國生活工作過許多年。當時的法國不僅是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而且至少在我看來，也是最文明、最進步的國家。在隨后的年代里，我越來越憂慮地注視著第三共和國江河日下。由于爭吵和分裂，由于在外交、內政和軍事政策上莫名其妙的盲目性，由于其領導者的無能、新聞界的腐敗以及在人民中間滋長著的一種困惑、無奈和玩世不恭（Jem‘enfoutisme法語，意為“滿不在乎”、“我行我素”�！g注）的情緒，它的國力日漸衰微。雖然我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轉赴別處任職，但我經(jīng)�；氐桨屠�，因而仍然可以接觸到——或者說至少可以感覺到——隨處可見的腐化墮落現(xiàn)象。
從一開始我就喜歡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常常抱著同情的態(tài)度專注于討論研究他們的問題、他們的領導人、他們的新聞出版業(yè)以及他們的文學作品。而且像杰斐遜以及其他許多在那里生活工作過的美國人一樣，我漸漸地開始感覺到，巴黎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這種情感始終沒有從我心中消失過。盡管我并不打算掩飾我的同情與偏愛，但我畢竟是一個外國人，這使我保持著一定的客觀立場，置身于黨派斗爭之外，并且對來自右派、左派或是中間派的許多主張持懷疑態(tài)度。三十年代，出于各自相反的理由，極右派和極左派全都希望第三共和國滅亡，因此，我傾向于左派中的社會黨人、中間派中的激進社會黨人和中間稍微偏右的溫和保守派。這些黨派代表了法國人民的絕大多數(shù)，是共和國的捍衛(wèi)者。人們希望他們知道如何排除千難萬險保衛(wèi)共和國。
顯然，對于法國人來說，一九四○年夏天法國的淪陷和第三共和國的崩潰是痛苦的一頁，他們寧愿盡快忘掉它。迄今為止，沒有多少法國歷史學家觸及這一題材。一九五七年，政治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勒內·雷蒙曾經(jīng)哀嘆，關于第三共和國最后十年的著作實在太少了。他說，不僅僅是歷史學家，就連新聞工作者也避而不談這一話題，學術刊物甚至唯恐提到它。從那以后，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雅克·沙特內和愛德華·博納富已經(jīng)完成了各自的多卷本第三共和國史，他們的著作記述了第三共和國最后的年代與結局。更早一些，E。博·德·洛梅尼詳盡地描繪了第三共和國的“覆亡”；而另外一些歷史學家則涉及了其他的方方面面，他們當中有：皮埃爾·勒努萬、莫里斯·博蒙、弗朗索瓦·戈蓋爾、勒內·雷蒙、J。-B。迪羅塞勒和皮埃爾·德爾。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從來沒有任何國家——包括我自己的祖國在內——讓我像在法國那樣得到歷史學家、編輯人員、圖書管理員以及一些身為當事人的政界要人如此積極的協(xié)助。其中的前三類人士，除了向我提出新穎的見解之外，還引導我查閱無法從其他途徑得到的資料，這些資料通常取自他們的個人收藏。為了回答我的問題，在共和國最后那幾個關鍵的月份擔任總理的保羅·雷諾給我寄來了信件和長篇備忘錄。作為補充，我們還在他那位于舊國民議會大廈后面的寓所里多次長談。曾經(jīng)擔任總理或國防部長或身兼兩職直至共和國氣數(shù)將盡時才被雷諾所取代的愛德華·達拉第，也曾與我進行過數(shù)個小時的交談。他們是第三共和國最后幾年中的兩位關鍵政要。
困難當然有。主要的困難之一在于一項法令。該法令禁止學者或是任何其他人士查閱國家機密文件，除非這些文件已經(jīng)塵封長達五十年之久。即使是在五十年之后，法國政府仍然阻止人們查閱。例如，陸軍部技術顧問M。德拉富尼埃曾經(jīng)書面通知我，“非常遺憾，”陸軍軍史處一九○○年以后任何時期的檔案對于研究者概不開放——“即使對于法國軍隊的將軍也不例外，”他補充說。法國外交部友善地給我寄來的一份法令副本表明，允許學者查閱“直到一八一五年”的某一些、“直到一八四九年”的另一些、“直到一八九六年”的又一些檔案�？磥硭坪跏窃诨乇芏兰o。無論如何，外交部最近已經(jīng)開始公布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機密文件，盡管大量原始文件的損失給此舉制造了不利條件。損失的是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被焚燒于凱道賽凱道賽（Quaid′Orsay）是巴黎市內塞納河畔的一座碼頭，位于法國外交部的對面。就像用白宮指代美國總統(tǒng)府、用唐寧街十號指代英國首相官邸、用愛麗舍宮指代法國總統(tǒng)府一樣，人們經(jīng)常用凱道賽指代法國外交部�！g注的院子里的那些文件，當時傳來了德國坦克和軍隊正在逼近首都的消息，這使心驚膽戰(zhàn)的官員們一陣恐慌。溫斯頓·丘吉爾是從二樓的一個窗口目睹了這次焚燒的著名人士之一。
國家檔案局局長安德烈·尚松寫道，對于未能讓我如愿查閱里永法庭里永（Riom）為法國中部奧弗涅大區(qū)多姆山省的一個城鎮(zhè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德國占領時期，維希政府在里永設立了最高法院。該法院曾經(jīng)審判過第三共和國的三位總理愛德華·達拉第、保羅·雷諾和萊昂·布魯姆，還審判過對法國戰(zhàn)敗負有責任的莫里斯·甘末林�！g注的文件一事，他“深感遺憾”�！暗牵彼又鴮懙溃皩τ凇迨瓯Ｃ芊睢�，尤其是在涉及到上次大戰(zhàn)和占領時期的那些文件的內容時，我們必須非常堅決地嚴格遵守�！鄙兴傻倪z憾是真誠的。他是一位著名作家和法蘭西學院的院士，他了解作家的難處。不幸的是，在這件事情上，他不是法律。甚至巴黎大學文理學院的著名教授皮埃爾·勒努萬——他本人就是戰(zhàn)后整理公布國家機密文件的總負責人——也在一九五八年抱怨：“法國的檔案……迄今未能供人查閱，即使對于特許的研究者�！崩字Z和達拉第則向我抱怨說，由于這項法令，他們甚至不能查閱他們在任職期間所取得的屬于他們自己的政府文件。不過，雷諾肯定拿到了他的大部分文件，因為在他所發(fā)表的回憶錄中，此類材料隨處可見。
法國的歷史學家對這一著名的——或如他們所言是“臭名昭著的”——五十年保密法令怨恨不已。然而，與他們一樣，我最終發(fā)現(xiàn)，大部分機密材料都可以在不違反禁令的情況下搞到。就拿那些政要和將軍來說，尤其是后者，他們或者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或者是在戰(zhàn)后審判法奸——特別是對貝當和賴伐爾的審判——的法庭上宣誓作證時，或者是在接受國民議會調查委員會的調查期間應付讓人筋疲力盡的訊問時，全都使用了這種材料。國民議會調查委員會被國民議會授權調查“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間發(fā)生在法國的重大事件”。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它聽取證詞、搜集證據(jù)達五年之久。司空見慣的場面是，前內閣部長、外交官和陸海軍將領在委員會中露面，從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扎扎他們保存的機密文件，并用這些文件為他們自己的案子作證。調查委員會發(fā)表了數(shù)百份關鍵性文件，其中許多是被訊問者留下的，另外一些則是設法從不情愿的政府那里搜挖來的。在該委員會所公布的九卷證據(jù)材料中，包括了第三共和國最后那幾年的幾乎所有頭面人物所提供的證據(jù)。這些經(jīng)過反復深入調查而取得的證據(jù)，為人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事實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我在巴黎完成我的研究工作之前，案頭的材料已經(jīng)堆積如山。從文件和證據(jù)的密林深處開辟一條通往明凈之地的道路，是要花費些工夫的。
一九四一年德國外交部公布了所謂“威廉大街威廉大街是柏林市內的一條街道，位于柏林東部，靠近勃蘭登堡門，德國外交部因位于該條大街而得名�！g注文件”，這些文件涉及從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年六月三日之間與法國有關的種種事件，具有相當珍貴的價值。它們是從法國外交部的一千八百箱機密文件（顯然是未被燒毀的全部文件）和三十箱機密軍事文件中挑選出來的，后者包括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間擔任法軍總司令的甘末林將軍的許多文件。一九四○年六月，德國軍隊在一列因空襲而受阻于盧瓦爾河畔的一個村莊附近的法國火車上發(fā)現(xiàn)了這批文件。這批文件已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被美軍在德國圖林根重新奪回并在兩星期后運回巴黎，此后它們一直被嚴密地保管在那里。為了證明這批名為《法軍總司令部秘密文件》的資料真實可靠，德國外交部公布的內容包括文件原件的影印件。
如果手頭沒有法軍總司令部和前線指揮官的秘密命令和報告，就不可能記述法蘭西戰(zhàn)役。（我們已經(jīng)有了德國人繳獲的那些文件）盡管受限制性法令的約束，如今人們還是可以通過半官方的軍事史學家皮埃爾·利耶上校的著述——他那部關于法蘭西戰(zhàn)役的專著以及發(fā)表在他本人擔任編輯的《軍史評論》上的一些文章——查閱這些文件中的絕大部分內容。另外一些官員，部分來自和藹而且博學的科塞-布里薩克將軍所主管的陸軍軍史處，在《軍史評論》和珍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史評論》上面披露了更多的命令、公文急電和決議文本。如其繼任者魏剛將軍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所做的那樣，甘末林將軍在他的三卷本回憶錄中提供了許多資料。法蘭西戰(zhàn)役中實際指揮作戰(zhàn)的喬治將軍的參謀長羅東將軍在他發(fā)表的日記中提供的資料甚至更多。盡管這些資料遠遠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法國作為戰(zhàn)勝國所公布的軍事文件——包括兩卷命令和公文急電——那樣完整，但已足以準確地描述曾經(jīng)發(fā)生了什么事情，特別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問題。
上次大戰(zhàn)結束以來，政府、國民議會、軍界和外交界名流們的回憶錄、會議記錄以及個人日記形成了事實上的傳播，我認為，這一傳播的價值遠遠大于某些原始文件的一般性流傳。盡管這些著作由于作者的需要通常全都有所保留（甘末林、魏剛、保羅·博杜安和喬治·博內等人的保留有時令人瞠目結舌），它們仍然提供了關于其人所言所行——以及某一時間的所謀劃——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包括許多通常在其他地方無法獲得的機密文件的原件。這些著作不僅可以與作者的每一位法國競爭對手的著作參照對比，而且可以與英、德、美等國涉及法國的機密文件和備忘錄參照對比，而這些文件和備忘錄目前大部分都能看到。
總而言之，我得出結論，盡管存在著“五十年保密法令”，但是，通過這樣或者那樣的途徑，我們現(xiàn)在幾乎已經(jīng)掌握了與共和國的最后幾年及其在一九四○年七月的土崩瓦解有關的所有必要的文獻資料。
與撰寫關于第三帝國的那本書一樣，我覺得有必要對歷史進行一下簡單的回顧。在我看來，這對描述第三共和國的毀滅過程至關重要。我并不企圖書寫它的歷史，那將會卷帙浩繁。但是，進行某種程度的探討卻大有必要。這不僅有助于理解它在戰(zhàn)敗時失去了什么，而且有助于理解它是如何以及為什么最終淪陷的。一個偉大的國家，即使遭遇最悲慘的命運，也不應該驟然土崩瓦解。禍根早已埋下，終成大禍的蛛絲馬跡可以回首追尋，第三共和國是一個典型的實例。看得見的禍根十九世紀即已埋下，蛛絲馬跡并非難以追尋。
法國的淪陷確實是一九四○年春夏之交那場打了六個星期的戰(zhàn)役的結果。但是，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倘若一場特定戰(zhàn)爭這樣一個偶然因素可以毀滅一個國家的話，那就應該存在著一個必然因素，導致這個國家不得不打一場致命的戰(zhàn)爭�！比欢�，就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第三共和國還相當強大，它的政府、軍隊、人民以及國家制度堅強有力，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災難性的血戰(zhàn)之后浴血重生。隨后的二十五年里所發(fā)生的一些事情，使共和國筋疲力盡、元氣大傷，以致一旦災難臨頭，就只能落得個垂死掙扎、國破家亡的下場。這正是本書大部分篇幅所討論的主題。
我刻意避免從這一段歷史當中為那些生活在或是治理著當今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們總結教訓。不過，我猜想，讀者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必須讓歷史自己說話。一名歷史學家如果能夠給人們帶來一點啟發(fā)，他也就心滿意足了。詩人兼外交家保羅·克洛岱爾曾經(jīng)說過：“僅僅知道過去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了解過去�！睆倪^去的歲月中汲取教訓吧。
威廉·L.夏伊勒（1904-1993），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出生于芝加哥，畢業(yè)于艾奧瓦的Coe學院并獲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曾供職于《芝加哥論壇報》、紐約《先驅論壇報》（巴黎版）、環(huán)球通訊社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媒體。他的主要著作還有《柏林日記》《第三帝國的興亡》等，其中《第三帝國的興亡》曾獲1961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
戴大洪，1982年畢業(yè)于北京工業(yè)學院（現(xiàn)北京理工大學）光學工程系。譯有《古拉格：一部歷史》、《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種子，1821-1849》。深圳十大好書評選2013年度致敬譯者。
序 曲
第一章崩潰！
一九四○年夏
一九四○年，在五、六、七月溫暖宜人的日子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崩潰構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景觀。
在人們的記憶中，當時法國的天氣比上次大戰(zhàn)結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風和日麗。在春天和初夏的六個星期時間里，這個古老的議會制民主國家、世界上第二強大的帝國、歐洲列強之一、或許還是最文明并且擁有一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軍隊的國家，遭致軍事上的慘敗，使其享有悠久而光榮的歷史傳統(tǒng)的人民茫然不知所措，隨即完全喪失了信心。
在他們還沒有緩過神來之前，七月中旬，經(jīng)由一個倉皇出逃的國民議會批準，一位八十四歲高齡的老態(tài)龍鐘的陸軍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傳奇英雄，在一小撮敗軍之將與失敗主義政客的協(xié)助和事實上的慫恿下，拋棄了第三共和國及其民主生活方式，代之以一個企圖多方面——縱然不是全面——效仿納粹德國征服者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法西斯獨裁國家。
這些法國人希望通過這種做法，不僅可以緩解戰(zhàn)敗這一結果所造成的痛苦，而且可以消滅自己國家大家公認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盡管這一制度曾經(jīng)帶給他們許多榮譽和特權，同時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機會，使他們事業(yè)有成、生活富足而且大多腰纏萬貫。他們長期鄙視這一制度，并且在它極度痛苦的這一時刻嘲笑它，宣稱它應該對這場可怕的失敗負責。
某個強大的帝國土崩瓦解在二十世紀屢見不鮮，但是，此前從未見過如此突如其來的浩劫。人們必須追溯到上一世紀才能發(fā)現(xiàn)實際上極不明顯的類似情況。一八○六年，拿破侖一世的法國迅速使普魯士就范。一八七○年，拿破侖三世的法國被普魯士用四十二天的時間打敗。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法國在其盟國的協(xié)助下，不僅堅持抵抗宿敵的入侵長達四年之久，并且在一九一八年成為戰(zhàn)勝國。一九四○年六月法國被希特勒的德國頃刻毀滅這一事實，在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心理上，同樣也在或近或遠注視著戰(zhàn)局發(fā)展的大多數(shù)人的心理上，造成了極大的震撼。它似乎超出了他們的理解能力。
23
“在我們民族整個漫長的歷史中，”一位法國歷史學家這位歷史學家是巴黎大學的馬克·布洛克教授。他是一名猶太人，一位抵抗運動的英雄。他于法國解放幾周前的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在法國被德國蓋世太保逮捕，慘遭野蠻折磨后被槍殺。哀嘆，“這是一次最可怕的崩潰�！� 1在天主教哲學家雅克·馬里坦看來，這是一個“偉大民族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恥辱”。2
在淪陷的首都巴黎，我在六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在這里，我覺得我們正在看到法國社會的徹底瓦解—— 一次軍隊、政府以及國民精神的崩潰。可怕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三周前的五月二十六日，法國內政部長喬治·芒代爾在巴黎對英國將軍愛德華·L.斯皮爾斯爵士說：“沒有人愿意戰(zhàn)斗�！麄�法蘭西民族都崩潰了�！� 4芒代爾也是一名猶太人，后來被法國的法西斯國民軍在德國納粹的默許下殺害。 3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這是怎么發(fā)生的？這怎么可能發(fā)生呢？是什么可怕的弱點、缺陷、昏聵和躊躇使這個天資卓越的民族陷入了如此卑微可憐的境地？我試圖回憶歷史上的某一刻，一個國家的失敗與其說是由于自身的問題，倒不如說是由于敵國意想不到的強大實力。這難道是最新的實例嗎？多年來，我在柏林注意到，納粹德國的軍事力量持續(xù)增長，而昏睡的西方民主國家?guī)缀鯖]有進行任何努力與之抗衡。我還親眼目睹了希特勒施展他那玩世不恭卻有驚人成效的外交手腕，如此輕而易舉地愚弄了西方國家，從而為他迅速取得一個又一個軍事勝利鋪平了道路。但是，盡管如此，在我置身于其中的這一刻，我發(fā)現(xiàn)自己對于法國的潰敗依然十分困惑不解。甚至我在柏林與之交談過的那些德國將軍對此也是始料不及。雖然他們了解一些法國的弱點并且打算利用它們；而且，由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戰(zhàn)爭中的個人經(jīng)歷以及可以追溯到拿破侖戰(zhàn)爭時期的歷史記憶，他們對于法國軍隊曾經(jīng)懷著某種應有的敬意。
六月十七日那一天，大約正午時分，我跟隨快速挺進的德國軍隊進入巴黎。其時美國尚未被日本和希特勒拖進這場戰(zhàn)爭，我作為一名中立的美國特派記者獲準隨軍采訪。那是一個美好的六月天，萬里無云，陽光普照，天氣也不太炎熱。在這樣的日子里，這個古老而美麗的大都會的生活往往顯得美妙異常。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我曾在這里工作生活多年，直到被派往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最后去了柏林。不過，從來沒有哪一年我不因某些工作或借口返回巴黎，于是，我得以在某種程度上直接觀察發(fā)生在這個已經(jīng)成為我精神上的第二故鄉(xiāng)“法蘭西是每一個人的第二故鄉(xiāng)”，托馬斯·杰斐遜曾經(jīng)這樣寫道。的國度里的那些令人憂慮的事件。
24
在六月的這一天，平常人頭攢動的街道上空無一人，人行道上也幾乎看不見一個法國人，偶爾只有四處溜達的身穿深灰色軍服的小隊德國士兵，他們像旅游者一樣呆呆地望著這座大城市里的那些地標性建筑。店鋪都關著門，鐵制的活動遮板拉起來嚴嚴實實地封閉了商店的櫥窗，在居民區(qū)里，窗簾整齊劃一地遮住了窗戶，就像通常半數(shù)巴黎人離開城市前往海濱、鄉(xiāng)村或者山區(qū)度假的八月份一樣。
此時，大部分巴黎市民都逃離了。據(jù)警方估計，六月十四日德軍進入巴黎的那一天，五百萬居民中只有七十萬人留在城中。 5兩天前，當從郊區(qū)燃燒著的油庫升起的一片巨大的煙云籠罩著近乎荒涼的首都時，人們可以看到，從歐特伊的一個奶牛場里跑出來的一群迷路的奶牛，正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阿爾瑪廣場漫步，幾乎就在塞納河對岸埃菲爾鐵塔的陰影之下。 6
就在這個時候，六月的第三個星期，八百多萬恐慌的難民行進在巴黎以南塞納河與盧瓦爾河之間乃至更遠的數(shù)百英里的道路上。在德軍逼近、巴黎市民集體逃亡之前，另外六百萬難民——其中包括來自比利時的兩百萬難民——拋棄了他們在北部和東北部的家園，匆匆搭乘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向南方逃難，以免被敵軍俘獲。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有過在德軍占領區(qū)生活的經(jīng)歷，因此這一次他們決心使自己和子女不要遭遇同樣的命運。在法國，由于幾乎所有道路全都通向巴黎，所以，在五月的最后兩周里，許多難民經(jīng)過巴黎，其中相當一部分乘坐的是相對舒適的火車，火車里擠滿了人。他們經(jīng)過時秩序井然，一些人留了下來，他們相信，巴黎會像一九一四年那樣堅守城池。然而，這些人的到來加劇了巴黎人的不安。沒有來自政府和軍隊首腦的關于前線潰退的確切消息，四起的謠言充斥于耳，人們開始擔心最壞的情況出現(xiàn)。
五月十五日，戰(zhàn)斗打響將近一周時，當人們聽說德軍已經(jīng)從色當以及位于這個不祥之城—— 一八七○年該城的陷落導致了法國的厄運——以北的各個渡口突破默茲河防線時，一場恐慌出現(xiàn)了。法軍總司令部通知政府，已經(jīng)沒有什么可以阻止敵軍的裝甲部隊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進抵巴黎，致使政府大為震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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