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是一部反思人性與獸性的作品
《驢》是一部民族病態(tài)史的縮影
《驢》是一部文革時期農(nóng)村生活的精彩寫照
《驢》被孟繁華譽為能與世界著名反烏托邦小說比肩的一部中國作品
《驢》很可能是一部歷史名作
《驢》是一部非功利的多年潛心之作
中國式的“反烏托邦”小說
——評老奎的中篇小說《驢》
孟繁華
我之所以欣賞《驢》，不是說老奎寫了一部石破天驚的偉大的小說，也不是說老奎對小說創(chuàng)作做出了革命性的貢獻。在我看來，老奎這部《驢》的價值在于它是中國第一部“反烏托邦”小說，他讓我們于不曾見過的視角和內(nèi)容，看到了另一個“文革”。
“文革”期間，“下放干部”和知青是被流放的兩個知識群體。這兩個知識群體“文革”期間“走向民間”，與延安時期完全不同。延安時期的走向民間，毛澤東是為讓知識分子，特別是作家藝術(shù)家實現(xiàn)思想、情感和表達方式的“轉(zhuǎn)譯”。也就是要求他們通過向人民大眾的學習，能夠創(chuàng)作出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shù)作品，從而實現(xiàn)民族全員動員，建立一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總體目標。而“文革”期間的知識分子下鄉(xiāng)，最主要的目的則是“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因此，當“文革”結(jié)束，這兩個知識分子群體回到城里之后，最急于表達的就是控訴自己在“廣闊天地”的悲慘遭遇。這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共同的特點，也是最大的問題。在“知識分子”的“傷痕”中，中國最重要的問題，特別是鄉(xiāng)村問題，在知識分子的敘述中幾乎是看不見的。我們看到的只是知識分子的苦難，農(nóng)民的苦難或者“賤民”的苦難甚至不被當做苦難對待。也正因為如此，“傷痕文學”或“反思文學”沒有留下像樣的作品。后來，我們在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古華的《芙蓉鎮(zhèn)》、《爬滿青藤的木屋》等小說中，看到了中國農(nóng)民“文革”期間的真實狀態(tài)，我們被深深震撼了。也正是從那時起，流行中國將近四十年的以“階級斗爭”為主要內(nèi)容的“農(nóng)村題材”小說，重新回到了“新鄉(xiāng)土文學”。
現(xiàn)在，我要討論的小說《驢》，作家老奎名不見經(jīng)傳，甚至從來沒有在文學刊物上發(fā)表過作品。這部《驢》，是首發(fā)在他的小說集《赤驢》中的，又經(jīng)擴充，變成了今天的長篇《驢》。當我第一次看到中篇《赤驢》的時候，我有如被電擊：這應該是中國第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它書寫的也是鄉(xiāng)村中國“文革”時期的苦難，但它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zhèn)》、《爬滿青藤的木屋》等還不一樣。周克芹、古華延續(xù)的還是“五四”以來的啟蒙傳統(tǒng)，那時的鄉(xiāng)村中國雖然距“五四”時代已經(jīng)五十多年，但真正的革命并沒有在鄉(xiāng)村發(fā)生。我們看到的還是老許茂和他女兒們不整的衣衫、木訥的目光和菜色的容顏，看到的還是鄉(xiāng)村流氓無產(chǎn)者的愚昧無知，以及盤青青和李幸福無望的愛情；而《赤驢》幾乎就是一部“原生態(tài)”的小說。這里沒有秦書田，也沒有李幸福�；蛘哒f，這里沒有知識分子的想象與參與。它的主要人物都是農(nóng)村土生土長的農(nóng)民：飼養(yǎng)員王吉合、地主婆小鳳英以及生產(chǎn)隊長和大隊書記等。這些個人構(gòu)成了一個“幾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但是這貌似通俗文學的結(jié)構(gòu)，卻從一個方面以極端文學化的方式，表達了“文革”期間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權(quán)力的關系。
小鳳英出身于貧下中農(nóng)，但她嫁給了富農(nóng)分子，也就成了“富農(nóng)分子家屬”、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賤民”，雖然沒有飛黃騰達的訴求，但這一命名還會讓她低人一等忍氣吞聲。為了生存，小鳳英也像其他村民一樣偷糧食。但是這一次卻讓老光棍兒飼養(yǎng)員王吉合抓住了。小鳳英不認賬，王吉合不罷手，于是，小鳳英只好答應讓王吉合從她褲子里往外掏糧食。
（小鳳英）說著就松開了褲腰帶。王吉合大概是氣蒙了頭，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把手伸了進去，抓住一把玉茭往出抽時，碰到一團毛乎乎的東西，嚇得他趕緊松開糧食把手抽了出來。
小鳳英看王吉合嚇成這孫樣，就小聲說：“吉合叔你是正經(jīng)人，掏吧沒事兒。”王吉合就又傻乎乎地把手伸了進去，小鳳英就趕緊捏住他的手往那地方摁，王吉合也禁不住摸了幾下，感覺出跟他從小孩兒身上看到的大不一樣，知道已不是什么好看、干凈的東西，卻也不想住了手，一會兒就把小鳳英鼓搗得不成人樣兒了。于是趕緊頂上門兒，倆人到那邊一個空驢槽里馬馬虎虎地來了一回。小鳳英走時，除了捧走自家分的那堆土糧食，還到甕里挖了兩瓢好糧食倒進自己的口袋里。王吉合當時還在那邊驢槽旁發(fā)愣。
此后王吉合便和小鳳英不斷發(fā)生這種關系。更為荒唐的是，每次完事后，小鳳英都要按照“數(shù)字”從王吉合那里拿走一定數(shù)量的糧食或食鹽。久而久之小鳳英懷了孕。這件事情讓王吉合頗費躊躇：他是一個光棍兒，有了骨血本應歡天喜地；但他又是縣上的勞模，一個紅色飼養(yǎng)員。這種事情一旦敗露，不僅他個人失了名譽，重要的是大隊、縣上也不答應。當支書知道了這件事時，支書說：“如果讓縣里知道了，你的黨籍保不住，我的支書也得免了，丟不丟人？現(xiàn)在聽我的，你和小鳳英的事，哪兒說哪兒了，說到這屋里為止，再也不能對第三個人說了記住沒有？出了這間屋該怎么還怎么，就當啥事也沒有。至于給不給小鳳英掛破鞋游街，等你開完會再說。但我可告訴你，以后，特別是現(xiàn)在這關鍵時候，你絕對不許跟她再有問題了，記住了沒有？”王吉合自是感恩不盡。事情終于有了轉(zhuǎn)機：王吉合因欲火中燒，小鳳英不在身邊，他在與母驢發(fā)生關系時被母驢踢死。隊長看了現(xiàn)場說，王吉合喂驢時不小心讓驢給踢死了，說吉合同志活得光榮死得壯烈，他一心想著集體卻落了個外喪。王吉合與小鳳英的風流韻事也到此為止沒了后話。
但是，小鳳英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長大，富農(nóng)王大門將老婆小鳳英告到了支書這里。支書用反動家庭拉攏貧下中農(nóng)等說法把王大門嚇了回去，但他讓小鳳英到他家里來一趟：
支書嚴肅地說：“你一個富農(nóng)家的老婆勾引一個貧下中農(nóng)，這是拉攏腐化革命群眾，何況王吉合又是村革委委員，縣里的典型，你這不是拉革命干部下水嗎？光這一條就夠你受了，再加上你用這個騙取生產(chǎn)隊的糧食，更是罪加一等�！�
小鳳英用乞求的聲音說：“王吉合也死了，你就饒了我們吧，大門說你不是已經(jīng)答應要饒過我們嗎？求求支書你了。”
支書見時機已成熟，便把小板凳往前移了移，坐到小鳳英腿跟前，淫笑著說：“都說王吉合是騾馬骨頭不留后，我就不信他能叫你懷上孩子，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闭f著伸出手就去摸她的肚子。小鳳英急忙撥開他的手，喘著氣說：“支書你不能這樣，俺不是那種人�！敝χf：“你還不是那種人？咋把肚子也弄大了？”小鳳英趕緊站起來說：“俺真不是你想的那種人，要不是沒辦法俺也不�！�
支書看小鳳英很不識相，便站起來背著手說：“好好好，那咱就公事公辦，你回去等著掛破鞋游街吧�！�
小鳳英瞧支書一臉兇相，便哀求道：“別別別這樣，俺依你，可肚里的孩子都這么大了，俺怕傷著了孩子，等生了孩子再，行不行啊？”
支書搖搖手說：“那就算了，你走吧。”
小鳳英使勁抿抿嘴，狠狠心說“我也豁出去了”，然后走過去到炕上把褲子脫了下來，支書也很利索地把褲子一脫就要往她身上趴，小鳳英趕緊用兩手托著他的膀子說：“你輕點兒，你千萬別使勁兒壓我的肚子，啊，哎喲哎喲，輕點兒輕點兒……”
小鳳英和王吉合茍且，是為了生存活命。小鳳英主動獻身，是因為王吉合掌握著喂牲畜的糧食。因此，小鳳英與王吉合的關系，既是交換關系也是權(quán)力關系。如果王吉合沒有糧食資源，小鳳英不可能或者也沒有理由與王吉合發(fā)生關系。王吉合雖然是個粗俗不堪的普通農(nóng)民，但他借助掌控的糧食資源，畢竟還給小鳳英以某種補償，小鳳英盡管屈辱，但在物資緊缺時代她渡過了難關。權(quán)力關系赤裸的丑陋，更體現(xiàn)在支書與小鳳英的關系上。支書是利用自己掌控的公權(quán)力以權(quán)謀私，通過權(quán)力關系換取性關系。也就是今天說的“權(quán)色交易”。因此，“土改”期間對中國鄉(xiāng)紳階層、地主階層的重新命名，不僅重新分配了他們的財產(chǎn)，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他們此后若干年的命運�！拔母铩逼陂g他們的命運尤其悲慘，王大門、小鳳英的卑微人生，由此可見一斑�！拔母铩逼陂g權(quán)力的宰制不僅體現(xiàn)在支書明目張膽對性的索取，也體現(xiàn)在隊長對糧食的無償占有。王吉合為了掩人耳目，將給小鳳英裝有糧食的口袋放到一個草垛里，無意中被隊長發(fā)現(xiàn)，他拿走了糧食卻又賊喊捉賊：
“吉合叔你也不是別人，待我也不薄，我就告訴你實話，那天口袋里的糧食我吃了，也不清楚是哪個狗日的鼓搗糧食，當時要是有人敢認領了口袋，我非收拾狗日的不可。知道也沒人敢撐頭兒，我操了好長時間的心，看誰敢對那條口袋多看兩眼，我就敢問問他個究竟�！蓖跫险f：“我就多看了它兩眼�！痹犻L說：“吉合叔，你就是把眼珠兒都看到上面兒了，我也不疑心你。倒是小鳳英有些不地道，聽說她走到半道兒又返回去了，可我思想她也沒那膽氣。我倒是猜疑那兩個民兵，狗日的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抽時間我得刨刨底兒。”王吉合說：“要是弄清了也夠他們喝一壺的�！痹犻L說：“話又說回來，也沒啥意思。多個朋友多條路，多個仇人多堵墻，今兒也是說起閑話來隨便叨叨，我就是咽不下去這口氣�！蓖跫下犓@么說也不想接茬再說，瞇著眼哈欠連天，他看出王吉合在趕他走，就順勢說天也不早了，該走啦。王吉合也不說挽留的話，任他走出去，然后自己也到炕上歇著了。
“文革”構(gòu)建了一個虛假的“道德理想國”，道德理想主義是“文革”意識形態(tài)重要的組成部分。那個時代最著名的口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為名，二不為利”、“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等。但是，“文革”的道德理想主義訴求最后只能走向它的反面。在虛假的道德理想主義背后，恰是道德的全面淪陷。因此，“底層的淪陷”并非起始于金錢價值觀支配下的著名的山西“黑磚窯”事件。從道德理想迅速轉(zhuǎn)換為金錢理想，看起來不可思議，但其間的內(nèi)在邏輯是完全成立的：金錢是構(gòu)建權(quán)力關系和等級關系的另一種方式，它的支配力量是金錢資本；“文革”期間的道德理想主義本來就是權(quán)力構(gòu)建的產(chǎn)物，民眾的盲目認同也是建立在權(quán)力關系的邏輯之中。那個時代不斷迎接和慶祝“最新指示”、“最高指示”的虛假狂歡，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這一點。因此，從道德崇拜到金錢崇拜的轉(zhuǎn)換，都在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之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判斷，無論“文革”的道德理想還是今天的金錢崇拜，核心問題都是權(quán)力的問題。
我之所以推崇《赤驢》，更在于它是中國第一部“反烏托邦”小說。20世紀西方出現(xiàn)了三大“反烏托邦”小說：喬治·奧威爾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尤金·扎米亞京的《我們》。三部小說深刻檢討了烏托邦建構(gòu)的內(nèi)在悖謬——統(tǒng)一秩序的建立以及“集體”與個人的尖銳對立。在“反烏托邦”的敘事中，身體的凸顯和解放幾乎是共同的特征。用話語建構(gòu)的烏托邦世界，最終導致了虛無主義。那么，走出虛無主義的絕望，獲得自我確證的方式只有身體。《1984》中的溫斯頓與裘麗婭的關系，與其說是愛情毋寧說是性愛。在溫斯頓看來，性欲本身超越了愛情，是因為性欲、身體、性愛或高潮是一種政治行為，甚至擁抱也是一場戰(zhàn)斗。因此，溫斯頓嘗試去尋找什么才是真正屬于自己時，他在“性欲”中看到了可能。他贊賞裘麗婭是因為她有“一個腰部以下的叛逆”。于是，這里的“性欲”不僅僅是性本身，而是為無處遁逃的虛無主義提供了最后的庇護。當然，《赤驢》中的王吉合或小鳳英不是，也不可能是溫斯頓或裘麗婭。他們只是中國最底層的斯皮瓦克意義上的“賤民”，或葛蘭西意義上的“屬下”。他們沒有身體解放的自覺意識和要求，也沒有虛無主義的困惑和煩惱。因為他們祖祖輩輩就是這樣生活。但是，他們無意識的本能要求——生存和性欲的驅(qū)使，竟與溫斯頓、裘麗婭的政治訴求殊途同歸。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赤驢》才可以在中國“反烏托邦”小說的層面討論。它扮演的這個重要角色，幾乎是誤打誤撞的。
從百年文學史的角度來看當下小說的發(fā)展，“身體”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除了自然災難和人為戰(zhàn)爭的饑餓、傷病和死亡外，政治同樣與身體有密切關系。一個極端化的例子是“土改”，當一個人被命名為“地主”、“富農(nóng)”時，不僅隨意處置他個人財產(chǎn)是合法的，而且對他進行任何羞辱、折磨甚至訴諸身體消滅都是合法的。我們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中都耳熟能詳。在講述“文革”的小說中，對意識形態(tài)的“敵人”，實施最嚴酷的肉體懲罰或靈魂折磨，也是合法的，比如《布禮》中的鐘亦成、《晚霞消失的時候》中的楚軒吾等。同樣，“文革”結(jié)束之后，張賢亮、王安憶等率先表達的“身體解放”，雖然不乏“悲壯”，但也扮演了敢為天下先的“文化英雄”的角色。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憶的“三戀”等，無疑是那個時代最重要，也最有價值的小說。但是，這些欲言又止猶疑不決的“身體解放”訴求，比起《驢》來顯然有著明顯的時代局限性，也充分表現(xiàn)了知識分子首鼠兩端的不徹底性。老奎作為一個來自“草根”的鄉(xiāng)土作家，他以生活作為依據(jù)的創(chuàng)作，不經(jīng)意間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文學革命，那就是——他以“原生態(tài)”的方式還原了“文革”期間的鄉(xiāng)村生活，也用文學的方式最生動、最直觀也最有力量地呈現(xiàn)了一個道德理想時代的幻滅景觀。但是，那一切也許并沒有成為過去——如果說小鳳英用身體換取生存還是一個理由的話，那么，今天隱秘在不同角落的交換，可能就這樣構(gòu)成了一個欲望勃發(fā)或欲望無邊的時代。因此，性、欲望，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本能的問題，它與政治、權(quán)力從來沒有分開。
2014年12月26日于北京
老奎，堅持20多年自由寫作，不為名利，沒發(fā)表過，只是這兩年才被發(fā)現(xiàn)。
山村野戶里就數(shù)叫驢的吼聲最響亮了，第一聲一下子就躥到了半山腰，稍候一下緊接著第二聲便上了山頂，盤旋幾圈兒后拐彎抹角地下到山谷，叫聲漸漸消失掉了。
有了這吼聲，天便亮了許多，山便活了許多。尤其是放驢歸來，驢們擠蹭在戲樓坪上，有叫驢，有草驢，有騸驢，叫驢吼得就更加帶勁。叫驢愛沖動，見一個叫別的就隨著叫，于是叫聲連成一片，驚天動地，驢吼著風風裹著吼，順著山溝往上飄，直飄到九霄云外。叫驢一邊叫一邊還攆著草驢亂跑，叫驢勁兒大，跑來跑去，叫驢便將前腿搭到了草驢的后背上，沒來得及做什么事兒，草驢就向前突然一躲躥，掙開了。叫驢進攻的目標大，不一會兒就跑累了，便挨到墻根兒喘氣，身下慢慢脫出那長長的物件來。
有驢叫的地方一定是個村莊，循著驢的叫聲走到十里皇溝的溝底就是皇溝村。皇溝東面是座令旗山，山下有九道嶺，相傳大概宋朝時，村里有一窮人家的爺爺死后埋到了第五道嶺下的坡地上，第二年這家的媳婦懷孕了，臨產(chǎn)時突然發(fā)現(xiàn)房梁上纏著一條長蟲，男人見了便拿起一把鐵锨捅下那長蟲給鏟成了兩截，剛生出的男嬰此時也斷了氣，脖子上有一道紅紅的印痕。老人們聽他們的老人們說這是真龍現(xiàn)了原形，不該這孩子成事當皇帝，原因是墳前明堂不夠三十里；老人們還聽他們的老人們說，當時連保國大將都有了，大虎頭、二虎頭和螳螂手力大無比，能把碌碡舉到樹杈上，每頓能吃斗米斗面，真龍?zhí)熳記]成事，后來這三個保國大將也就被餓死了。雖然沒有出了一代君主，但這條溝依然叫皇溝，這個村依然叫皇溝村�；蕼洗灞怀缟骄䦷X環(huán)抱，公雞尖細的叫聲喚不醒這里的大山，只有驢的吼聲才能叫來皇溝的黑夜和黎明。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個特殊的時期，皇溝村發(fā)生了許多令人唏噓不已的故事。
驢圈
驢圈
驢圈在那個年月可是個要害地方，十幾間平房一多半驢占著，剩下的是飼養(yǎng)員的宿舍，并兼作生產(chǎn)隊辦公室、會計室、記工室、會議室、飼料庫，那時叫小隊部。其實農(nóng)村老百姓都不習慣這么斯文，就是小隊長召集開會，站在房頂上，雙手叉著腰腆著肚子也是這么喊：“一隊社員都來驢圈開會嘍——”連門口墻上掛著的半截鐵軌，也分不清是對驢敲還是對人敲，反正鐵軌一響，牲口和人都會馬上支棱起耳朵來。
一隊驢圈東向房，共有十二間，人占著四小間，驢占著八大間。驢占的八間房，寬8米，長25米，兩排柱子中間一米半是條夾道，順著兩排柱子是驢食槽，北山墻處也有一排驢食槽，槽上方橫著一根小碗口粗的木棒，拴驢用的；后墻靠著山坡，偏東一點有個陷在后山坡里的石券小窯洞。人占的那四間，寬5米，長16米，生產(chǎn)隊一切集體活動都在這里進行。人占的屋和驢占的屋都留有大門口，驢那邊的大些，門都是兩開扇木板門，門腰有木閂（農(nóng)村叫插關兒），門頂還有木絆子；兩屋中間有道過門，只吊著門簾。人占的房和驢占的房連在一起，統(tǒng)稱驢圈。為了區(qū)分人和驢占的地方，也把人占的那屋稱作“驢圈外間或驢圈外邊那間”，把驢占的那屋稱作“驢圈”或“驢圈那邊”、“圈那邊”。
驢圈外間，進門左手是一個大鍋臺，鍋臺后面是高高的炕垛，炕垛里面是盤土炕，炕和后墻之間有個一米寬的夾道；后墻沖門口放著一張三屜桌，左邊放著一個小坐柜，右邊順墻擺放著五六個盛驢飼料的大甕；三屜桌上方有個墻龕，龕里貼著一張主席像，龕兩邊貼著一副對聯(lián)“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桌下、甕前、墻根墻角放著一些板凳、板床、木墩、石頭等物件兒，供社員們來開會或記工的時候坐。
社員們都說一隊驢圈拴了條瘋狗，人們除了開會、記工、勞動、問驢推碾倒磨等必須去辦的事兒之外，很少邁進驢圈的門檻兒，都怕稍不注意讓王吉合汪汪幾聲，甚至咬兩口。別看王吉合跟人老是一副棺材面孔，但對牲口們卻格外的親熱，嘴里有叨叨不完的話，驢也聽懂人話似的沖他啊啊幾聲，舔他的手，吻他的臉，尾巴歡快地搖擺著。人們都說他是大叫驢轉(zhuǎn)世。
驢圈其實就是十幾間普通平房，木梁木檁木柱子，石頭干茬墻，墻外白灰勾縫，墻里白土抹面，房頂用爐渣摻著白灰砸成，地面用白土摻著麥秸夯成。驢圈往往連著庫房，這一塊兒就成了生產(chǎn)隊的“武裝重地”，所以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和后來人們的記憶里，驢圈永遠是那么高大、寬敞和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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