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斯多亞派著名哲學家、古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勒留（公元121180），原名馬可·阿尼厄斯·維勒斯，生于羅馬，其父親一族曾是西班牙人，但早已定居羅馬多年，并從維斯佩申皇帝（6979年在位）那里獲得了貴族身份。馬可·奧勒留幼年喪父，是由他的母親和祖父撫養(yǎng)長大的，并且在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修辭、哲學、法律甚至繪畫方面受到了在當時來說是最好的教育。他從他的老師那里熟悉和親近了斯多亞派的哲學（例如愛比克太德的著作），并在其生活中身體力行。

還在孩提時期，馬可·奧勒留就以其性格的坦率真誠得到了赫德里安皇帝（117138年在位）的好感。當時，羅馬的帝位常常并不是按血統(tǒng)，而是由選定的過繼者來接替的。在原先的繼嗣柳希厄斯死后，赫德里安皇帝選定馬可·奧勒留的姑父安東尼·派厄斯為自己的繼嗣，條件是派厄斯亦要收養(yǎng)馬可·奧勒留和原先繼嗣的兒子科莫德斯（后名維勒斯）為繼嗣。當赫德里安皇帝于138年去世時，馬可·奧勒留獲得了愷撒的稱號──這一稱號一般是給予皇帝助手和繼承者的，并幫助他的叔父治理國家；而在其姑父（也是養(yǎng)父）于161年去世時，旋即成為古羅馬帝國的皇帝。遵照赫德里安的意愿，他和維勒斯共享皇權(quán)，但后者實際上不起重要作用。

馬可·奧勒留在位近二十年，這是一個戰(zhàn)亂不斷、災難頻繁的時期，洪水、地震、瘟疫，加上與東方的安息人的戰(zhàn)爭，來自北方的馬爾克馬奈人在多瑙河流域的進逼以及內(nèi)部的叛亂，使羅馬人口銳減，貧困加深，經(jīng)濟日益衰落，即使馬可·奧勒留以其堅定的精神和智慧，夙興夜寐地工作，也不能阻擋古羅馬帝國的頹勢。在他統(tǒng)治的大部分時間里，尤其是后十年，他很少待在羅馬，而是在帝國的邊疆或行省的軍營里度過�！冻了间洝愤@部寫給自己的書，這本自己與自己的12卷對話，大部分就是在這種鞍馬勞頓中寫成的。馬可·奧勒留與安東尼·派厄斯的女兒福斯蒂娜結(jié)婚并生有13個孩子。據(jù)說，他在一個著名的將軍、駐敘利亞的副將卡希厄斯發(fā)動叛亂時表現(xiàn)得寬宏大量，但他對基督教徒態(tài)度比較嚴厲，曾頒發(fā)過一道反對基督教徒的詔書。公元180年3月17日，馬可·奧勒留因病逝于文多博納（維也納）。

斯多亞派哲學主要是一種倫理學，其目的在于為倫理學建立一種唯理的基礎(chǔ)，它把宇宙論和倫理學融為一體，認為宇宙是一個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體，由原始的神圣的火演變而來，并趨向一個目的。人則是宇宙體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火的一個小火花，他自己也可以說是一個小宇宙，他的本性是與萬有的本性同一的，所以，他應該同宇宙的目的相協(xié)調(diào)而行動，力圖在神圣的目的中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以求達到最大限度的完善。為此，他必須讓自己的靈魂清醒，讓理性統(tǒng)率自己，正如他統(tǒng)率世界一樣。

所以，斯多亞派對人們的要求是：遵從自然而生活，或者說，按照本性生活（nature有自然本性兩層意義），而所謂自然、本性，實際上也就是指一種普遍的理性，或者說邏各斯（在某些方面類似于中國的道），或者說一種普遍的法（自然法的概念就是由此而來）。自然──本性──理性──法，不說它們有一種完全等價的意義，它們也至少是相通的，并常常是可以互用的。而作為一種理性存在物的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一種分享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一種能認識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安東尼在《沉思錄》中常常講到一個人身外身內(nèi)的神，講到身外的神（或者說宙斯）把自身的一部分分給了人的理性靈魂（即身內(nèi)的神），人憑內(nèi)心的神，或者說憑自己支配的部分，就能認識身外的神，就能領(lǐng)悟神意。他說的其實也是這個意思。我們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里所說的理性主要不是對自然事物的認識，而是道德德性的踐履，所以，理性和德性又聯(lián)系起來了。

總之，在斯多亞派哲學家的眼里，宇宙是一個井然有序的宇宙，世界是一個渾然和諧的世界。正如《沉思錄》中所說：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聯(lián)結(jié)的，這一紐帶是神圣的，幾乎沒有一個事物與任一別的事物沒有聯(lián)系。因為事物都是合作的，它們結(jié)合起來形成同一宇宙（秩序）。因為有一個由所有事物組成的宇宙，有一個遍及所有事物的神，有一個實體，一種法，一個對所有有理智的動物都是共同的理性、一個真理；如果也確實有一種所有動物的完善的話，那么它是同一根源、分享著同一理性。在這個世界上，低等的東西是為了高等的東西而存在的，無生命的存在是為了有生命的存在而存在的，有生命的存在又是為了有理性的存在而存在的。那么，有理性的存在，或者說理性的動物（人）是為何又怎樣存在的呢？理性動物是彼此為了對方而存在的，所以，在人的結(jié)構(gòu)中首要的原則就是友愛的原則，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同類友好，意識到他們是來自同一根源，趨向同一目標，都要做出有益社會的行為。

這樣，就把我們引到人除理性外的另一根本性質(zhì)──社會性。人是一種理性動物，也是一種政治動物（這里沿用了亞里士多德的說法），一種社會動物。《沉思錄》的作者認為：在人和別的事物之間有三種聯(lián)系：一種是與環(huán)繞著他的物體的聯(lián)系；一種是與所有事物所產(chǎn)生的神圣原因的聯(lián)系；一種是與那些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聯(lián)系。相應地，人也就有三重責任、三重義務(wù)，就是要處理好對自己的身體和外物、對神或者說普遍的理性、對自己的鄰人這三種關(guān)系。人對普遍理性的態(tài)度前面已經(jīng)說過了，就是要尊重、順從和虔誠。對自己的身體和外物，斯多亞派一直評價頗低，基本上認為它們作為元素的結(jié)合和分解，并沒有什么恒久的價值。身體只是我們需要暫時忍受的一副皮囊罷了，要緊的是不要讓它妨礙靈魂，不要讓它的欲望或痛苦使靈魂紛憂不安。對于我們和鄰人的關(guān)系，人們的社會生活和交往，斯多亞派則給予了集中的注意，事實上，人的德行就主要體現(xiàn)在這一層面。

一般來說，斯多亞派哲學家都是重視整體、重視義務(wù)的。他們認為，人不能脫離社會、脫離整體而存在。使自己脫離他人，或做出反社會的事情來，就好比是使自己變成脫離身體的一只手或一只腳。如果發(fā)生了這樣的事情，就要致力于使自己與整體重新統(tǒng)一起來。人作為宇宙的一部分、個人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對于來自整體的一切事物就都要欣然接受，就都要滿意而勿抱怨，因為，如果凡是為了整體的利益而必須存在的，對于個體也就不會有害。對于蜂群無害的東西，也不會對蜜蜂有害；不損害國家的事情，也不會損害到公民�！冻了间洝返淖髡哒f，我們每天都要準備碰到各種各樣不好的人，但由于他們是我的同類，我仍然要善待他們。不要以惡報惡，而是要忍耐和寬容，人天生就要忍受一切，這就是人的義務(wù)。要惡人不作惡，就像想讓無花果樹不結(jié)果一樣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要能完成自己的義務(wù)就夠了，對于其他的事情完全不要操心，我們要表現(xiàn)得高貴、仁愛和真誠�？磥恚�斯多亞派哲學家對個人的德性、個人的解脫看得比社會的道德改造更為重要，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個人無能為力的時代，生活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上。所以，他們特別注意區(qū)分兩種事情：一種是在我們力量范圍之內(nèi)的事情；一種是不在我們力量范圍之內(nèi)的事情。許多事情，例如，個人的失意、痛苦、疾病、死亡，社會上的丑惡現(xiàn)象等，這些往往并不在我們的力量范圍之內(nèi)，但是，由于所有對我們發(fā)生的事情都是符合宇宙理性的，我們必須欣然接納它們。我們也可以做在我們力量范圍之內(nèi)的事情，這就是按照本性生活，做一個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這是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我們的，誰也不能強迫我們做壞事。在斯多亞派哲人對德行的強調(diào)中確實有許多感人的東西。例如，安東尼談到：德性是不要求報酬的，是不希望別人知道的，不僅要使行為高貴，而且要使動機純正，要擯棄一切無用和瑣屑的思想。要使自己專注于這樣的思想：即當你在思考時，別人問你想什么，你任何時候都能立即坦率地說出來。而且，不僅要思考善、思考光明磊落的事情，還要付諸行動，行動就是你存在的目的，全然不要再談?wù)撘粋�高尚的人應當具有的品質(zhì)，而是成為這樣的人。

總之，斯多亞派哲人所追求的生活是一種擺脫了激情和欲望的冷靜和達觀的生活，他們把他們發(fā)生的事情都不看成是惡，認為痛苦和不安僅僅是來自內(nèi)心的意見，而這是可以由心靈加以消除的。他們恬淡、自足，一方面堅持自己的勞作，把這些工作看作是自己的應分；另一方面又退隱心靈，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寧靜一隅。斯多亞派哲學的力量可以從它貢獻的兩個著名代表看出：一個是奴隸出身的埃車克太德，另一個就是《沉思錄》的作者，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他們的社會地位懸殊，精神和生活方式卻又相當一致。安東尼作為柏拉圖所夢想的哲學家王，他的政績、他所治理的國家狀況卻和理想狀態(tài)相去甚遠。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斯多亞派哲學精神的巨大力量，看到它如何泯滅社會環(huán)境的差別而造成同一種純凈有德的個人生活；另一方面又看到這種精神的極端無力，它對外界的作用，對社會的影響幾近于零，因為它本質(zhì)中確實含有某種清靜無為的因素。

此外，我們也看到，斯多亞派的道德原則并不是很明確的。把本性解釋為理性，把理性又解釋為德性；道德在于按照本性生活，而按照本性的東西就是道德。這里面雖有某種強調(diào)理性、普遍和共性的優(yōu)點，但也有形式化的循環(huán)論證的弱點。在斯多亞派哲學中有令人感動的對道德的高揚，但也有令人泄氣的對斗爭的放棄。它也許永遠不失為一條退路，但對于朝氣蓬勃、銳意進取的人，尤其是生命力洋溢的青年人來說，走這條路還是一件太早的事情。它還不像基督教，它沒有過多的對于彼岸的許諾，而是強調(diào)在此岸的德性中自足，但在情感和意緒方面也為基督教的盛行做了某種鋪墊和準備。我們大概可以說，斯多亞派哲學能夠為一個處于混亂世界，面對道德低潮又感到個人無能為力的人，為一個在個人生活方面遭受挫折和失望（這是永遠也免不了的），但又不至于請求上帝援手的人，提供最好的安慰，不過也要小心這種安慰變?yōu)槁樽�。最后，我們也注意到，斯多亞派哲學雖然不可能像有些理論（例如社會契約論）那樣對社會制度的變革和改善發(fā)生直接的影響，但是，它其中所蘊含的那種胸襟博大的世界主義，那種有關(guān)自然法和天賦人權(quán)、眾生平等的學說，卻越過了漫長的時代，對近現(xiàn)代的社會政治理論及實踐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

美國一位教授、《一生的讀書計劃》的作者費迪曼認為《沉思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魅力，它甜美、憂郁和高貴。我們可以同意他的話，并且說，它的高貴，也許是來自作者對身羈宮廷的自己和自己所處的混亂世界的感受；而它的甜美，則只能是由于作者心靈的安寧和靜謐了。這幾個特點往往是結(jié)合在一起的，比方說，當我們讀到《沉思錄》的最后一段，即說從人生的舞臺上退場的一段，我們即感到憂郁，因為這就是人的命運，人難逃此劫，即使你覺得你的戲還沒有演完，新的演員已經(jīng)代替你成為主角了。這里的憂郁就像卓別林所演的《舞臺生涯》中那些老演員的心情：苦澀而又不無欣慰，黯然而又稍覺輕松；但我們又感到高貴，因為我們可以體面、莊嚴地退場，因為我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給新來者騰出了地方。

我們也要記得，《沉思錄》是寫給自己的，而不是供出版的，而且，這里是自己在同自己對話，字里行間常常出現(xiàn)的不是我……，而是你……，并常常用破折號隔出不同意見。既然是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自己說服自己，自然也就不需要過分講究辭藻、注意效仿和安排結(jié)構(gòu)，而是注意一種思想的深入和行進。有時話沒說完又想到別處，并經(jīng)�？吹降�是這樣的轉(zhuǎn)折。我們需要在閱讀中記住這些，不然，也許會因為它不是一個精美的體系而感到失望。只要我們讓我們的心靈沉靜下來，就能夠從這些樸實無華的句子中讀出許多東西。這不是一本時髦的書，而是一本經(jīng)久的書，買來不一定馬上讀，但一定會有需要讀它的時候。近兩千年前一個人寫下了它，再過兩千年一定也還會有人去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