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距今2億年前，青藏高原還是一片汪洋，印度板塊以每年45毫米的速度擠壓歐亞板塊，這種擠壓形成了地球上最壯觀的造山運動。經過2000多萬年，海床隆起，古喜馬拉雅山脈被大幅度抬高，形成高原地貌，同時也在青藏高原東南部的地質結構中造成豐富的碳酸鹽巖。大自然經過漫長的地質年代營造出碳酸鹽巖，又經過千萬年水滴石穿的作用，通過江河帶走地表的石頭、泥沙，把覆蓋碳酸鹽巖的地表切開，借助江水對鹽巖的溶解作用，使部分鹽巖溶化為鹵水，成為井鹽的重要來源。大自然慷慨無私地賜予人畜維持生命所必需的資源，同時附加上高海拔的嚴酷條件以考驗人們生存的毅力與耐心。居住在川、滇、藏民族交界區(qū)的人們，很久以前就發(fā)現在瀾滄江岸邊常常從地下涌出一股股熾熱的鹽泉。從此，人們稱那個地方為鹽井，炯人、藏族人和納西族人都在那里居住過。面對同樣的環(huán)境，生存的動力推動著不同族群利用文化去戰(zhàn)勝自然，獲取各種資源，尤其是利用炭取法制鹽。當地人有了鹽，就可以用鹽交換到糧食和其他產品。炭取法不知延續(xù)了多久，直到森林濫伐、水土流失、巖石裸露、沒有柴薪時，這種生產方式便難以為繼了。恰在這時，木氏土司的臣民來了，這支族群帶來了新的生產方式，繼續(xù)提取鹽資源。在歷史的長河里，文化的發(fā)明并不經常發(fā)生，但每一次新的文化因子的出現都會給社會注入活力，為更多的人群帶來發(fā)展機遇。思維的創(chuàng)造離不開材料的支撐;反過來說，材料必須用精神點綴才有生命，二者互為附麗，否則彼此皆空。本書是思維與材料的有機結合，在擇材上，采用田野調查與歷史文獻結合的辦法解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問題，對于獲得的這兩種材料采用縱橫兩面法一爐共冶，先理解，再敘述；消化材料在先，構思繼之，敘述在后。具體說來，橫向維度當中貫穿著縱向視角立足于田野場景中的生產過程，兼顧流通過程，通過介紹自然資源與傳統技術的關系，制鹽的條件、工具與工藝，以今天的材料昭示昨天的事件，在田野現場中解讀歷史文獻，說明鹽業(yè)生產資料、生產方式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縱向維度當中則貫穿著橫向視角基于制鹽過程的世代交替，呈現了技術水平的提高、產品流通圈的擴大、鹽利爭奪的激烈程度，烘托出發(fā)生在鹽場內外的技術、經濟和政治關系，再推出各種因素引起的地方社會變遷。這就解決了田野素材和文獻資料的合理搭配問題，編織出一幅令人目不睱接的關于川、滇、藏民族交界區(qū)鹽業(yè)關系的動力史圖景。峽谷社會的變遷是本書始終關注的核心，鹽是其中解決問題的關鍵。鹽是一種特殊的物質，人畜離不開它，抓住了鹽就抓住了當地發(fā)展的關鍵一環(huán)，可以拖出整條鏈子。本書不從物理、化學性能看待鹽，而是從社會文化的性能來看鹽，把鹽放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層面上來探討，通過展現鹽的生產、流通以及對鹽利的控制，來描繪川、滇、藏民族交界區(qū)的社會變遷，回答社會變遷的動力、方向、過程等問題。本書在經濟基礎的層面上，主要談人類利用工具、工藝和技術與自然界交換能量，獲取資源，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推動生產發(fā)展。生產的發(fā)展必然引起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改變，這就是上層建筑層面要談的問題，主要是關于鹽稅的分割，利益集團假借各種旗號對其爭奪，既有暴力方式的爭奪，亦有和平方式的謀取，都是為了解決人與人之間（民族間、階級間、階層間）的矛盾，推動政治的進步。本書未將經濟看作獨立因素，而是將其作為黏合劑貫穿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中;或者說，生產動力和政治動力反映著經濟動力。這樣看問題拋棄了神秘感，焦點集中，能夠簡潔明快地接近正確答案。也就是說，社會變遷的動力始終發(fā)生在兩個層面上：生產方式的變更和上層建筑的變更，二者都尋求或維持一種動態(tài)、良性的生態(tài)平衡。變量也發(fā)生在這兩個層面上，既有自變量，又有因變量。說到底，變量就是動因，動因有主動與受動之分，較之于因變量，自變量更加重要。本書以民族志材料烘托變量，一方面注意破壞生態(tài)平衡的變量，另一方面則緊扣破壞政治平衡的變量，這也就掌握了解釋問題的關鍵。上述兩個層面并不是平列的。較之于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更加根本。制鹽要考慮所依賴的六大自然要素：燃料（森林、煤炭、天然氣）、風（風量、風力、空氣濕度）、光照、鹵水濃度、峽谷空間（寬度、高度和坡度）、鹽巖厚度，它們與工具、工藝和技術互相搭配，體現了一些函數關系。例如，炭取法與燃料、鹽巖厚度等因素相匹配，而與風量、光照等因素則不大相關。在這里，森林是炭取法的自變量，炭取法是因變量，當森林耗盡時，利用這種技術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便難以為繼了，于是人們便要進行技術革新，考慮新方法，于是風干法便應運而生了。同樣，新方法利用風力蒸發(fā)作用使鹽鹵結晶有適合于其自身的因素，即它與風量、風力、空氣濕度、光照和鹽巖厚度等因素相搭配，而風量、風力背后的支撐因素是峽谷的高度、寬度和彎曲度，而這些因素在炭取法時代對制鹽來說并不顯得重要。在炭取法時代是隱性因素的風力，在風干的生產方式下則成為顯性因素。但是，鹽巖厚度（鹵水濃度實與鹽巖厚度成正比）作為恒定的因素，在兩種方法下均起著重要的作用。隨著鹽井的繼續(xù)開發(fā)，總有一天，鹽巖會消融，鹵水會歸于平淡，那時鹽井就不再有開發(fā)的價值了。本書除了導論之外,共有10章，第一至三章鋪墊田野材料，解決共時性研究所面臨的微觀描述問題，即以鹽業(yè)生產為緯，對制鹽工藝和鹽稅分享進行深度探究，烘托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作用；第四至八章擇以方志文獻，解決歷時性研究所承擔的為研究提供歷史背景的問題，即以歷史線索為經，大跨度地勾勒出幾個時段中對鹽資源進行開發(fā)的情景和利益集團對其利益的爭奪，烘托出該鹽場與周圍區(qū)域的經濟政治關系；導論及第九章、第十章為綜合性地做研究引導、模型鞏固和歸因分析。全書穿插著行動者的故事，以此為建構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動力學中介。本書關注的地點在西藏自治區(qū)芒康縣納西民族鄉(xiāng)，當地的千年鹽井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當地對鹽資源的開發(fā)利用，不僅反映了人類早期利用資源的智慧，而且是洞察民族文化多樣性的窗口，代表著民族文化的取舍與傳承。本書揭示了六個方面的問題：（1）鹽在早期部落社會形成中有何作用？鹽是如何被精英者所控制的？（2）古鹽田的技術從何而來？是當地土著民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還是文化傳播的結果？（3）促使鹽井的利益集團不斷與周邊利益集團擴大交往的原因是區(qū)域位置的特殊性，還是各種鹽利的誘惑？（4）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影響鹽井鹽業(yè)的生產和運銷的？而鹽業(yè)生產者又是如何應對制度變革的？（5）鹽井同周邊民族地區(qū)的互動關系是如何形成的？維系的方式是什么？鹽業(yè)在鹽井地方社會同國家權力互動過程中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6）在現代制鹽技術條件下，古鹽井的傳統技術是如何得到保存而煥發(fā)新春的？循著現實與歷史的途徑尋找材料，經過綜合分析，針對上述問題可得出以下結論：第一，鹽在早期部落的形成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它決定了人類的活動區(qū)域主要集中在有鹽泉的地方。而且可以明確的是，在國家未形成之前，鹽一直由地方精英（部落首領、宗教領袖）掌控著。第二，鹽井曾是古代羌系部落沿江河走廊南下尋找鹽泉的駐足地，為民族的發(fā)展保留了文化火種。通過對吐蕃制鹽技術的分析，可以認為吐蕃時期鹽井等地的制鹽方法為炭取法。從吐蕃控制到明代木氏土司進入鹽井這一歷史時期，鹽井的曬鹽法可能還未出現。第三、鹽井地理位置特殊，地處南北走向的瀾滄江峽谷，從鹽井扎果西吐蕃時期人造石像的發(fā)現來看，鹽井一度處在民族走廊之中；從吐蕃、南詔、唐王朝三者在昆明池爭戰(zhàn)開始，圍繞鹽的爭奪在鹽井及周邊區(qū)域屢次出現，藏族史詩《姜嶺大戰(zhàn)》中的《保衛(wèi)鹽田》正是基于鹽的爭奪而流傳下來的傳說。第四，政治制度是鹽業(yè)生產和運銷的指揮棒。鹽井長期處在政教制度的控制下，地方權力和寺廟對鹽業(yè)的管理主要依靠對鹽稅的控制，而對具體的鹽業(yè)生產關注并不多。在趙爾豐改土歸流時期，當地鹽業(yè)曾出現了短暫的發(fā)展，這和趙氏頒布了一系列有利于鹽業(yè)生產的稅收制度及其他管理制度有關。而鹽戶對制度的回應多是逃避，或在不同權力之間尋求庇護，以此將鹽業(yè)生產者與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不同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在單一權力管理期間，鹽戶則只能忍辱負重，很難做出反抗。第五，鹽井人地矛盾凸顯，當糧食生產不足時，鹽業(yè)生產促進了鹽糧交換。不同歷史時期的管理者均對鹽稅感興趣，無論是土司、喇嘛寺還是清末以來中央政權派駐的趙爾豐及駐軍等均利用鹽稅增加收入。這無形之中也推動了鹽井同周邊的怒族、獨龍族、僜人、藏族等產生互動關系，輻射范圍以鹽井為中心，以早期形成的運鹽古道為通道，形成了鹽的固定銷售區(qū)和非固定流動圈。在地方權力和國家政權的互動過程中，鹽作為不同時期權力控制的重要資源，對社會變遷發(fā)揮著積極作用，即對鹽（稅）的爭奪，推動了地方社會同國家的互動，以及地方社會內部各種勢力之間的碰撞。第六，基于曬鹽法自身的局限性，不同時期的管理者對鹽業(yè)的控制主要是針對稅收，而極少對生產過程進行監(jiān)管，因此，難以形成成熟的運銷制度。鹽井地處邊地，該區(qū)域一直是歷代王朝和地方政權的接壤帶，處在權力輻射的復合帶，充滿了各種勢力之間的斗爭。這導致不同時期的管理者控制鹽井的時間普遍較短，還未形成鹽業(yè)生產和運銷制度時，另一勢力便已經滲透進來。但曬鹽技術則一直傳承下來了，21世紀之后的文化遺產保護和旅游業(yè)的興起也成為鹽井傳統曬鹽技術存在的重要原因。本書通過回溯鹽井不同時期鹽業(yè)的起伏，可以發(fā)現斗爭的起源和歷史的動因：就生產而論，世世代代都生產鹽，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產、用什么方式生產則略有不同，這些構成人們維持生存的基本原因和動力。就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表現而論，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決定了鹽產品的分配，進而決定鹽稅的收取，引發(fā)不同武裝集團之間的斗爭，這種斗爭某種程度上又成為鹽業(yè)運銷的瓶頸。所以說，鹽業(yè)生產的強度與政治權力呈現耦合關系。具體為：資源、生計和人口是推動人類社會的原動力（自變量）,神權和世俗權力對地方的壓迫、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組織）是次級動力（因變量）。這兩種變量之間的關系在一定條件下角色會互換。在各種因素合力的作用下，最終鹽井的鹽田以歷經千年成為國內外少有的、不可復制的傳統曬鹽活態(tài)文化遺產。對鹽井地方社會變遷的理解和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們掌握中央政權和邊緣地區(qū)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理解邊緣地帶的民族是如何融入國家體系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