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本書有機會由北京世紀文景公司出版大陸新版，我特別高興。儒學不只要解釋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用傳統(tǒng)的話說，它是治國平天下之學，是與現實緊密結合的學術思想，從此一角度觀之，儒學研究不能完全脫離孕育儒學的故土。過去有一段時間，大陸本土的儒學研究相對沉寂，雖有臺港學者持續(xù)努力，但儒學研究脫離了大陸本土，終究讓人有花果飄零之感（新儒家大將唐君毅語）。近二十年來，配合中國崛起，大陸思想界更有自信，也更能平情看待傳統(tǒng)思想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有很多學者在儒學研究上投入心力，結出豐碩的果實是必然的。在大陸儒學研究趨于蓬勃的歷史機緣下，這部探討儒學如何引導世界、改變世界的論述能與內地讀者見面，創(chuàng)造對話機會，是相當令人興奮的。

　　秦歷經百余載的擴張、兼并，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建立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帝國，卻無預警地短短十五年就土崩瓦解，此一政權急遽更替的殘酷歷史現實，對漢代士人與統(tǒng)治階層極具震撼力。因此從帝國建立伊始，如何穩(wěn)定統(tǒng)治，進而尋求長治久安，一直是帝國最核心的關注。漢初以順守之的統(tǒng)治方向的確立，也就是統(tǒng)治階層體認取天下可以靠暴力，守天下則不能倚賴暴力，須尋求帝國統(tǒng)治的穩(wěn)定機制，強化意識形態(tài)的說服，預示最能達成此一任務的儒學終將成為漢帝國的統(tǒng)治思想，甚至成為爾后二千余年帝制中國的統(tǒng)治思想。漢代儒者最大的貢獻，在于改造先秦儒學，使之成為引領帝國路線，主導帝國秩序的核心思想。透過對經藝的重新詮釋，儒學與帝國的統(tǒng)治要求結合了，儒者避免淪為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的拘學之士，有機會勾勒他們的理想與夢想，并尋求在政治現實中實踐的可能性。當然，漢代儒者要將儒學論述為主導帝國秩序的核心思想，必然要正視當時的歷史現實，特別是漢承秦制的政治現實；必須消化當時具有影響力的思潮，例如結合時人信從的陰陽五行的天人理論。而儒學進入體制后，伴隨士大夫階層的確立，由于學術與非學術的因素，不但經學產生分歧發(fā)展，儒學論述背后蘊含的權力關系，也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儒學的發(fā)展。

　　于是，后人看到的漢代儒學是包羅萬象、體系龐雜的思想，我們很容易看到漢代儒者、儒學呈現的異質性與龐雜性，諸如：儒士一面歡欣鼓舞期待新帝國的降臨，另一面是悲士不遇的普遍感傷；儒者直道而行，對道堅持，與儒學為政治服務的抉擇；儒者一面與現實權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詣留住些許儒學理想的宏愿；漢承秦制的法家制度與儒家理念的拉扯與融合互補；陰陽家天人感應、陰陽災異之說與儒家倫理的整合；儒者獻身儒家理想（道）與背后隱藏的士大夫階層的利益間的曖昧關系等。學者若以孔孟的標準來衡量，此一包羅萬象、體系龐大的思想不免偏離了先秦儒學，但儒學在爭取扮演帝國意識形態(tài)核心的過程中，須與時俱新，它必然會不斷自我轉化。漢代儒學的包羅萬象、體系龐雜，及其所呈現的異質性與龐雜性，是儒學面對時代呼喚，在不斷自我轉化、自我修補的過程中必然會呈現的，正是這些復雜的內涵，共構形成漢代儒學的樣貌。

　　本書環(huán)繞著儒者為漢帝國建立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特別是儒者如何幫助帝國建立統(tǒng)治思想，建立深層的穩(wěn)定機制，以及如何在全新的政治環(huán)境中面對自己的處境，做了一系列的探討。這些探討呈現出漢代儒學的一個重要面向，即有關儒家理念、帝國統(tǒng)治、儒者利益之間互相依賴又互相牽制的關系。透過本書各章的論述，也可以清楚看到，儒學面對不同的歷史情境，需要不斷用不同的方式論證其有效性與合理性，而且需要呼應帝國各種重要的問題提出主張與論述，才能符合時代要求，繼續(xù)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角色。儒學不斷自我轉化、重新論述，也是后來儒學在兩千多年的帝制中國能長期扮演統(tǒng)治思想的重要因素。

　　本書對意識形態(tài)一詞的使用，非一般學者比較常用的貶義，而是盡量采取非評價性的、描述性的意義，不把它視為以歪曲的形式表現的錯誤意識。在此一視角下，漢儒具有理想性格的一面，以及對文化理想與王道理想的追求，自然容易被呈現出來；漢儒在專制皇權壓力下，對儒學的推展以及對歷史進程所起的正面作用也會被呈現出來。當然，漢代以后，儒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更為密切，儒學論述背后蘊含的權力關系或反映的儒者的個人與集體利益，仍有不可掩者，本書也剖析了漢儒論述未明白講出，也不在作者的意向之中，卻隱藏在字里行間里、存在于理論結構或理論框架中的復雜權力關系。

　　感謝世紀文景同意本書出版大陸新版，并感謝馮慧敏編輯的細心協(xié)助，使本書得以與眾多的大陸讀者見面。唯本書處理了儒學為漢帝國建立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進程中的諸多重大論題，缺漏難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林聰舜

　　2016 年7 月于新竹清華園

　　自　序

　　這部書是以儒學發(fā)展成為漢帝國意識形態(tài)之核心為主軸，探討此一發(fā)展過程前后所呈現的某些面向，特別是在此過程中，儒學有哪些特質讓它成功扮演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調整，使其得以在長期思想競逐中勝出。此外，本書也特別留意莊嚴的儒學論述背后蘊藏的權力關系，諸如經學理想、帝國統(tǒng)治、儒者利益之間互相依賴又互相牽制的關系。本書除結論外，共分八章，分別處理漢代儒學扮演帝國意識形態(tài)核心的幾個重要階段的問題，全書在長達二十年的漫長歲月中分別寫成，現加以整理、修訂、改寫，算是留下個人在清華大學（指臺灣清華大學，下同編者）中文系教學研究的腳印，更希望能成為兩漢思想史研究的墊腳石。

　　意識形態(tài)（ideology）的術語在法國大革命后出現，由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在1797 年提出來，但此一術語到馬克思（Karl Marx）以后才流行起來。在馬克思主義的初始階段，意識形態(tài)概念具有貶義，馬克思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The German Ideology），就把占支配地位的觀念系統(tǒng)稱作意識形態(tài)，認為意識形態(tài)是錯誤的意識，把社會狀況表現成受某個集體利益和喜好歪曲的形式。從這個意義看，所有的思想家、宗教家、政治綱領的制定者都可能是意識形態(tài)專家。馬克思有關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后來受到各種修正與補充，它可以是科學的，可以是非評價性的（nonevaluative），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大為豐富。

　　本書以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tài)為題，但對意識形態(tài)一詞的使用，盡量采取描述性的意義，對漢代儒學的成就與儒者的人格表現，亦絕未貶低，這是首先要聲明的。書中用了一些西方社會學家的觀念， 諸如韋伯（Max Weber） 的 正當性（legetimacy） 觀念、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的 文化霸權（hegemony） 觀念、阿爾文 古爾德納（Alvin W. Gouldner） 的 文化資本（culturecapital） 觀念、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 紀律（discipline） 觀念、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 的 鎮(zhèn)壓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與 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觀念等， 其中多位具有新馬克思主義的背景， 但筆者絕非其信徒，這也是必須聲明的。筆者在論述過程中有時借用他們的理論架構，是因為在深入漢代儒學背后隱藏的權力關系，探討儒學為漢帝國建構帝國意識形態(tài)時，這些理論架構會使詮釋工作進行更順暢、表達更清晰。此外，亦有助于將文獻表面未明顯說出，也不在作者的意向之中，卻隱藏在字里行間里，存在于理論結構或理論框架（problematics，或譯問題設定）中的問題從深處拖出來，清楚地呈現。至于本書所有的論述基礎與詮釋的推展，完全立基于與討論對象有關的材料（當然也使用了出土的材料），這也是必須聲明的。

　　從孔、孟開始，儒學就強調個人的道德內在生活，強調某種精神境界的追求與實現，在此一價值取向下，心性之學確實是儒學很重要的構成成分。然而，不管是修齊治平或內圣外王，儒學也強調其王道或人文化成的理想，因此如何在政治社會領域扮演積極的角色，也是儒學重要的面向。尤其到了漢代，儒學逐步成為體制的重要組成要素，儒者逐步取得現實權力，在儒學逐步發(fā)展成為帝國意識形態(tài)之核心的過程中，儒學論述背后蘊藏的權力關系必然是錯綜復雜，值得深入探討。而儒家理想如何堅持下去？如何修正？如何與現實結合？本書也嘗試提出解釋。儒學固然具有崇高的理想性格，也以其道德理想激勵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投入其懷抱，然而，儒學不但需要不斷證明自己精神境界與文化理想上的吸引力，也必須不斷證明它有助于維護統(tǒng)治秩序，士人才有機會與帝國體制結合在一起，成為帝國穩(wěn)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才不會喪失改造世界的舞臺。本書各章中，透過不同儒者別出心裁的論述，可以看到儒者如何與時俱新，將儒學論述成合乎現實、主宰歷史發(fā)展的思想；也可以看到儒者在論述儒學成為帝國意識形態(tài)的過程中，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了自身階級的利益。當然，也可以看到儒者在與現實權力周旋的過程中，如何苦心孤詣留住儒學的些許理想。儒學的不斷自我轉化、重新論述，也就成為儒學生存發(fā)展必然表現的樣態(tài)。

　　由于筆者為學貪多務得，教學之暇除了從事漢代思想的研究外，也同時從事《史記》、明清儒學與魏晉玄學的研究，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這部書的稿子前后居然花了二十年的時光，但每一章書稿卻也留下我在清華中文系的生活印記，清華大學是我讀完學位后長期服務的單位，在我的教研生涯中，除了出境研究、講學外，所有時間都在清華度過，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歲月，修訂過程中，許多師友論學的美好回憶常一一浮現出來，今雖斗換星移，但借此修訂的機會打開塵封已久的美好記憶，算是意外的收獲。

　　各章的初稿依序曾分別發(fā)表于《清華中文學報》、《哲學與文化》、《先秦兩漢學術》、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第六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華學報》、《大陸雜志》、中國人民大學《先秦、秦漢史》雙月刊、臺灣國科會人文處、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哲學論文集》。其中有關陸賈、《韓詩外傳》、《白虎通》的研究曾獲得國科會專題計劃補助；有關董仲舒的研究曾獲得富布萊特基金會（Fulbright Foundation）一年補助，于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學系完成。另外，有關董仲舒的論文曾獲得國科會優(yōu)等研究獎（舊制），有關叔孫通、賈誼、《白虎通》，以及西漢郡國廟興毀的論文，曾分別獲得國科會甲種研究獎（舊制），謹此致謝。

　　感謝不具名審查委員與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主編鄭吉雄教授與伍安祖教授的寶貴意見，使本書加強了一些原本忽視的論述。

　　謹以此書獻給已過世的父母，紀念這對勤樸的鄉(xiāng)下人辛苦養(yǎng)育一群幼小長大成人的艱辛歲月，父母的愛是我奮斗向上時永不匱乏的甘泉。此書順利完成也要感謝內人美鈴，感念我們從學生時代就一起相處的美好日子。內人也在學界服務，雖不是孜孜矻矻的學究，但穎悟善解，不但是我生活上的好伴侶，也在長年談古論今過程中讓我得到心神上很大的快慰，頗得古人所說的輒覺形神超越之樂。本書的順利完稿，內人提供的觸發(fā)與激蕩，無形中發(fā)揮很大的助益。

　　這部書的研究對象由西漢帝國肇建時期的叔孫通、陸賈，一直到東漢章帝時期的《白虎通》，討論了很多儒學發(fā)展的重要議題，疏漏之處恐難避免，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2013 年3 月于新竹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