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什么是啟蒙？
　　無疑，幾乎在每一話題上，法國、德語國家或英國的啟蒙思想家的思考方式都存在顯著差別，更不用說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米蘭、丹麥和愛爾蘭的思想家了。傳統(tǒng)、制度、宗教和習俗對最獨立的思想家在思想、道德和情感上的控制，在歐洲國家表現(xiàn)出巨大的差異。在談到國教和君主政府時，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比法國人或英國人（或大多數(shù)德國人）要謹慎得多。法國人比英國人更不敬神，這只不過是因為法國天主教會企圖更有力地掌控他們的言論，相比而言，英國圣公教教會和蘇格蘭教會則溫和得多。哲學家、散文家、歷史學家、小說家、劇作家、詩人——大多人無法簡單描述——不管怎么說，這些組成了被寬泛地稱為“文人共和國”的人是一個成員混雜的團體。一些人明顯比另一些人更激進，有些人成就顯赫，有些人則（經(jīng)常出于善意的理由）鮮為人知；有些人出身良好，而有些人——包括最著名的狄德羅和盧梭——卻是工匠（雖然受過良好教育）的后代；相當多的人有貴族頭銜，一些人則是神職人員。不能期望讓這樣一個成員混雜的團體達成所有共識，發(fā)出同樣的聲音，或持同樣的思想立場。
　　不僅如此，啟蒙運動也不像歷史上其他變革性運動那樣，能被輕易描述為一場簡單連貫的運動。和它之前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爭議頗多的）科學革命，以及緊隨其后的工業(yè)革命和民主社會主義革命一樣，啟蒙運動難以一言概之。它不只是一場風俗上的革命，也不是偉大的意大利歷史學家弗朗科·文丘里（Franco Venturi）所說的一個溫和的法律和政治改革計劃，雖然毫無疑問它也兩者全是。這是文丘里代表作中的基本論點，它不只是一種沙龍文化，甚至也不只是當代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著名論述——“公共領域”。它不僅僅是以新形式著書立說，也不是鮮活的、反政府檄文撰寫者的地下行為。在18世紀的歐洲文化中，所有這些因素都以自己的方式有了顯著發(fā)展。但爭論是其中哪一個因素，還是全部因素構成了啟蒙運動，就會清除了啟蒙運動的真正哲學內涵，而沒有哲學內涵后，對啟蒙運動性質的討論，對我們這些有意的或無意的繼承者而言，只不過是一場關于古典書籍研究的爭論，沒有什么其他意義。正如其支持者屢次堅持的那樣，啟蒙運動首先是一個“哲學世紀”。重點之處在于，佐爾納并沒有問“什么是啟蒙運動？”他甚至沒有問“什么是‘啟蒙者’”，或者說啟蒙學者或哲學家，這可能是闡述同一個問題的另一種方式。相反，他問的是“什么是啟蒙？”換言之，他不是在追問一種精神狀態(tài)，也不是社會或思想史上的一個時期，也不是知識群體的目標。他探詢的是一個智識過程的內容。
　　現(xiàn)在使用的“啟蒙運動”也表明了一個明確時刻——有時被稱為“漫長”的18世紀——在時間上同我們與19世紀聯(lián)系起來，最主要是與浪漫主義聯(lián)系起來的截然不同的智識關注點區(qū)分開。不用說，啟蒙學者自己并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自己及其對象不在當下歷史中；他們的研究對象在歷史的未來中呈現(xiàn)。他們知道，自己正在經(jīng)歷一個“光明”或“哲學”世紀，同時也敏銳地意識到，正如康德所言，雖然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卻“仍不是一個已經(jīng)啟蒙了的時代”。事實上，即便是身處有教養(yǎng)、有禮貌的歐洲社會，康德對人類當時的狀況評價也不高：我們仍然是（他最晚在1789年這樣寫道）公民的不成熟狀態(tài)。我們被自己無法全然明白的法則和全然無法理解的書加以評判……這將我們置于這樣一種不成熟的狀態(tài)，即如果停止束縛我們，我們將不能管理自己……我們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天生的良知被人為的良知所取代，我們被學者的判斷所引導，而不再遵從習俗與美德。
　　然而，即使“我們”仍然遠未達到真正的自我認識和思想獨立，卻明顯正在進步。而且，如同哲學一樣（但是明顯與神學不同），啟蒙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沒有人，不管他（她）得到了啟蒙還是可能得到啟蒙，能夠確切地預知會帶來什么。但所有人都假定，我們正在穩(wěn)步邁入孔多塞所說的“第十個時代”——正如康德本人曾經(jīng)所言，無論“人性必須停留于其上的那個最高的程度將是什么，因而在其理念及其實行之間必然留下的那道縫隙會有多大，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應當加以規(guī)定的，而這恰好是因為，它就是自由，而自由是可以超出每個被給定的界限的”。無論我們還會討論什么，“啟蒙”是關乎對人類心智歷史進化的理解。近代法國哲學家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巧妙地概括道：“什么是啟蒙？”標志著“一個問題悄然進入到思想史，對這個問題，現(xiàn)代哲學無法解答，卻也未曾成功擺脫�！薄八�補充說，這個問題無疑是在“尋找差異：與昨天相比，今天引出了什么差異？”
　　在福柯看來，正是因為啟蒙運動如此明顯地表現(xiàn)為一個連續(xù)過程，可能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思想或文化運動都沒有能像啟蒙運動這樣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在這一點上，啟蒙運動與其之前的兩次偉大變革——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不同，我們將看到的，啟蒙運動被認為在很多重要方面是這兩次變革的繼續(xù)。許多15和16世紀的人認為他們經(jīng)歷了一次“文藝復興”，那是自古代文明世界沒落以來，他們心目中被埋葬了多年的價值和風格的重生。但是幾乎沒人，即便有也很少，真正意識到“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個歷史時期。他們明白形勢已經(jīng)變化，但是卻沒賦予其勢不可擋的歷史意義�！白诮谈母铩贝篌w上也是如此，數(shù)個世紀的羅馬腐敗已經(jīng)使教會墮落惡劣，宗教改革試圖重建這個想象中的原始使徒教會。毋庸置疑，一些宗教改革家，以及具有歷史意識的批評家，例如16世紀的威尼斯人保羅·薩比（Paolo Sarpi），都意識到基督教世界或許甚至已經(jīng)是無可挽回地分裂了；但是他們幾乎沒有意識到路德（Luther）和加爾文（Calvin）的行為和觀念將最終改變歐洲的文化。當然這本不是他們兩人的初衷。如果今天在我們看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我們歷史上的兩個清晰明了的時期，是文化、思想、道德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時代，那主要是因為“啟蒙”運動出于對自己歷史定位的自覺，把它們變成了如此，把它們著實變成了啟蒙運動自身的時代先驅。
　　啟蒙運動就像其倡導者都主張的那樣，與每個哲學運動一樣也是批判性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現(xiàn)代性的真正起點，作為開放的、連續(xù)的進程，它不斷受到批判和再評估。我們會看到，啟蒙運動非常清楚地知道人類前進的方向和為什么朝此方向前進；但它從未對其未來發(fā)展做任何限制。其目標是要達到孔多塞所說的“文明狀態(tài)”，但當達到了這個狀態(tài)時，歷史就將沒有終止也沒有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