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中國特性

　　我從事法治問題的教學研究已經(jīng)三十余年了。這三十多年的時間里，我曾反反復復地考慮一個問題：什么是中國的法治以及如何研究中國的法治問題。隨著歲月的流逝，個體的經(jīng)驗在增加，我對社會政治的思考也不斷地趨于真切。我想，這些東西應該是有效觀察中國法治的主觀條件。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雖然實行計劃經(jīng)濟體制，但同時允許發(fā)展一定程度的私營經(jīng)濟，私營經(jīng)濟在國家計劃的框架內(nèi)進行。有領導人把這種經(jīng)濟模式稱為“鳥籠經(jīng)濟”。鳥兒可以活動，但必須在籠子之內(nèi)。據(jù)我對中國法治的觀察，中國政治體制與法治的關系，基本也是“籠子”和“鳥”的關系，也可以叫作“鳥籠法治”。

　　一、法治之“籠”

　　我們先從“民主集中”這個概念說起。

　　在通常語境下，“民主集中”是指中國當代各級領導人的工作方式。但是，我們這里老詞新用，用它來描述中國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征。

　　“民主集中”包含兩個方面，一是“集中”，二是“民主”。二者均擁有豐富的內(nèi)涵。

　　我們先說說什么是政治體制的“集中”。

　　西周封建制瓦解以后，秦始皇采用法家學說，塑造了自上而下、一體貫通的中央集權體制。在這種體制中，政治運行的基本動力來自皇帝和中央。當皇帝和中央有足夠的權威時，就會國家統(tǒng)一、政令暢通；相反，當皇帝和中央的權威不足時，地方勢力就會挑戰(zhàn)整體秩序，從而導致軍閥割據(jù)、戰(zhàn)爭叛亂，甚至改朝換代。

　　為此，中央擁有足夠的權威、政制保持“集中”的狀態(tài)，就成了中國政治追求的一個基本目標。這是兩千多年的歷史經(jīng)驗。及至當代，中國政治依然遵循著這樣的節(jié)奏。中央具有充分的權威，始終是中國政治健康的一個基本標志。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發(fā)展，也無法脫離“中央權威”這一前提條件。一旦中央權威失墮，改革和發(fā)展就會出現(xiàn)嚴重障礙。

　　然后我們說說什么是政治體制的“民主”。

　　秦始皇創(chuàng)設了自上而下的“集中”政制，但二世而亡。秦代之后的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總結經(jīng)驗，認為“秦制”需要配以“德政”，方能國祚綿長。所謂“德政”，主要來自于儒家學說。它的核心要素就是，皇帝和各級官員需要有善于納諫、兼聽則明的德性。統(tǒng)治者只有開放言路、虛心聽取意見，才能做出有質(zhì)量的政治決策，從而擁有優(yōu)良的統(tǒng)治效果。秦始皇、隋煬帝這些“暴君”與唐太宗、宋太祖這些“賢君”的本質(zhì)差別，就在于前者獨斷專行、不能納諫，而后者廣開言路、從善如流。后者的這種德性，也就是我們今日語境中的“民主”。

　　從歷代王朝到當下，在“民主”的方面，我們僅僅向前邁進了一小步。古時候，統(tǒng)治者虛懷若谷、虛心納諫的“民主”，主要以個體德性的形式存在；只有德性卓越者才能踐行這種“民主”。但是，到了當代，“民主”被外化為一種制度形態(tài)，各級黨委會、政府、人大、政協(xié)和職能機構在做決策時，都被要求進行廣泛地協(xié)商并認真地聽取意見。

　　當我們用“民主集中”這個概念審視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時，發(fā)現(xiàn)在“集中”的方面，古今皆然；在“民主”的方面，略有進步，德性要求被轉(zhuǎn)化成一種制度化要求。

　　“民主集中”的政治，實質(zhì)就是一種“開明的中央集權”政治。這是中國政治文明自身邏輯演進的結果，也是當代中國法治發(fā)展的約束性條件。法治的發(fā)展，就是在這樣一個“民主集中”的制度之“籠”里展開的。

　　我們這里描述古今政治的延續(xù)性，除了說明中國政治的基本體制之外，還要思考當代中國法治問題，要關注它的中國語境——中國法治是在如此的中國語境中生成的。

　　二、法治的基本內(nèi)涵

　　西方法學對于法治，有著獨立的學科敘事；政治與法治的分離，是法治敘事的一個基本特征。然而，在中國語境下，政治則成了法治敘事的前提。所謂“鳥籠法治”，就是指在政治的“籠子”中展開法治。

　　細細觀察，中國法治有兩項基本內(nèi)容：一是權力體系自身的規(guī)范化，二是對國民的賦權。

　　“文化大革命”使建國初期形成的政治體系受到嚴重破壞。改革開放以來，“法治”面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章立制”，以規(guī)范的方式重建權力體系。過去的30多年里，通過頒布各種組織法，中國政治具有了相對完備的體系。

　　“法治”成為政治體制重塑的手段，它與權力體系的建設同步展開。權力體系的完備與規(guī)范，成為中國法治發(fā)展的一個基本目標。

　　另外，法治發(fā)展過程也是中央權威對國民賦權的過程。在中國的政治脈絡中，自古及今，官民關系的變化不大。政府與國民基本上是“治者”與“被治者”的關系。兩千多年的歷史經(jīng)驗告訴我們，一旦最高統(tǒng)治者想有所作為，他就必須對官僚系統(tǒng)加壓，使之積極治事。但其中存在著風險，最高統(tǒng)治者的加壓會導致官僚系統(tǒng)濫用民力和濫用權力，從而官逼民反，最后危及整個統(tǒng)治秩序。所以，歷代最高統(tǒng)治者總是面臨一種悖論性困境——不作為會積重難返，面臨顛覆的危險；積極作為會打開社會動蕩的“潘多拉盒子”，同樣面臨顛覆的危險。這其實也是中央集權體制特有的悖論性困境。

　　那么，當代中國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呢？概括說來，一方面，由于中央政權面臨國際競爭壓力，它通過對下級政權制定考核標準、實施政治上的獎懲，敦促其積極作為、發(fā)展社會經(jīng)濟；另一方面，為了防止下級政權濫用民力和濫用權力，中央政權又通過各種立法，賦予國民相當?shù)臋嗬麃淼种频胤秸�權的不合理行為�?/p>

　　中央政權對國民的賦權，構成了中央政權約束地方政權的一個基本手段。地方政權在中央政績壓力和國民權利的雙重壓力下大體維持了均衡，既積極作為，又有所節(jié)制，從而避免了像秦朝、隋朝那樣濫用民力、官逼民反的消極后果。

　　審視當代中國法治的內(nèi)涵，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的發(fā)展道路是獨特的。這是由“民主集中”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中央主導下的權力體系規(guī)范化和對國民的賦權，構成了中國法治的基本內(nèi)涵。中國法治的內(nèi)涵不是由民主、自由等先驗理念決定的，而是由古今延續(xù)的中國政治精神和政治體制決定的。

　　因此，當代中國法治是一種政治約束下的法治，也是一種歷史精神籠罩下的法治。

　　三、中國法治的研究

　　如果排除那些既有命題的干擾，會心細味，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國法治呈現(xiàn)出來的樣態(tài)和歐美法治的樣態(tài)，有著非常大的差別。這種差別的緣起，就在于它們是在不同的歷史淵源和政治體制中生成的。

　　中國法治的發(fā)展，是一項未竟的工程；而中國法治的研究，也需要持續(xù)的探索。就我自己的研究感受來說，以下幾個方面應當被注意到。

　　首先，當代中國法治是政治發(fā)展的一個部分。西方法理學有一個基本命題，就是政治與法律的分離，這在西方法治語境中是對的。但是，對于中國法治來說，如果我們堅持政治與法治的分離，既會從法治的緣起上造成割裂，也會從法治的運行機制上造成割裂。這種強行割裂或許能在實踐層面上對法治運轉(zhuǎn)有某種益處，但對于法治的理論研究，則會造成根本性的遮蔽。理論研究的直接目的就是透視問題，尋求真相，這種遮蔽對于理論研究來說是致命的。

　　其次，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官民結構決定了中國法治的獨特內(nèi)涵。我國30多年的法治發(fā)展，其根本就是政治實用主義——因為它符合政治發(fā)展的利益，所以具有了存在和成長的空間。古代中國有自己的“自然法”，即儒家禮法學說。政治的運行在相當程度上還包含著純粹價值追求的要素，皇帝和官員們還會直接根據(jù)儒家價值原則展開行動。但對于處在轉(zhuǎn)型過程中的當代中國來說，政治的運行仍是實用主義，中國政治的純粹價值體系、“自然法”尚未形成。中國政治采用法治就注定了它是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進行的。具體說來，法治的采用能推進政治體系的優(yōu)化、能消解中央集權體制的悖論性困境，因此法治才具有了存在和發(fā)展的必要。

　　最后，法治問題的研究，首先應當是一種價值中立的闡釋性研究。作為現(xiàn)代學術工作者，中國法學者應當將“求真”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如果不能提供真實的知識，不能提供有深度的闡釋，法學者就有違自己的本分了。事實上，也只有有了真實的知識和深度的闡釋，法治演進中的問題才能被發(fā)現(xiàn)，法治問題的研究才能更加順利。

　　如上這些，算是我的一點初步但真切的體驗吧。

　　本書寫作分工如下：

　　序言：王人博

　　第一章：張勁

　　第二章：孫德鵬

　　第三章：劉宗珍

　　第四章：周睿志

　　第五章：汪棟

　　第六章：周睿志

　　第七章：田艷、周真剛

　　第八章：徐爽、王博文

　　除了周真剛同志和王博文同志外，本書的其他撰寫者都是我的學生。他們分布在不同的崗位上，均從事著與法學相關的工作。對于我的這些體驗，我相信他們是認真對待的。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同意我的觀點，每個人的情況又有所不同。這本書，就當作是對中國法治研究的一份嘗試性努力吧。

　　是為序。

　　王人博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