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戈爾丁的《啟蒙之旅》

許志強

自從塞巴斯蒂安·布蘭特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在十五世紀末問世后，一個新的意象便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想象圖景里——世界之舟駛向永恒的意象。也許它不算是新的，在布蘭特使用它時即已十分古老，但英、法、荷諸國的“愚人文學熱”倒是直接源于這部德國詩體敘事作品。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認為，激發(fā)文藝復興早期想象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有象征意義的瘋人乘客是去尋找自己的理性。福柯的闡釋與其說是要揭示一種習俗的確切含義，不如說是要拓展我們對文明的理解。

象征性的航行或航行所具有的象征性能夠吸引作家的興趣。美國作家凱瑟琳·安妮·波特出版于一九六一年的小說《愚人船》（Ship of Fools），構思受到布蘭特同名作品的啟發(fā)，描寫二戰(zhàn)前夕從墨西哥開往德國的一艘客輪上的各色人物，試圖傳達一種現代文明的象征性。這幅色調灰暗的“世態(tài)畫”是一則“道德寓言”（moral allegory），探討善與惡的二元景觀：“惡”如何在“善”的妥協與默認下施行、人如何具有毀滅他人和自我的本能�；�督教文明的末世想象和善惡觀，在“愚人船”的圖景中展開，顯得再適合不過了。船上乘客或是去尋找財富和事業(yè)，或是去尋找“理性”（如福柯所言）；他們的尋找即便未獲成功，至少也會成為命運或理念的某種化身。于是作家的靈感一次次地被這種象征性的航行所激動，試圖構造出漂流在水面上的小社會，描繪出精神歷險的旅程。

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出版于一九八〇的小說《啟蒙之旅》便屬于這個創(chuàng)作系列；在柯勒律治、麥爾維爾、康拉德、安妮·波特等人的傳統(tǒng)中，又提供了一個海上“道德寓言”。該作品背景是十九世紀初葉拿破侖戰(zhàn)爭末期，場景是一艘由英國南部經赤道駛向新西蘭的民用戰(zhàn)艦。船上乘客組成一個有代表性的小社會，諸如威權的船長、善感的牧師、勢利的紳士、自由派畫家，以及蕩婦、孕婦、酒鬼等，在足以引發(fā)憂郁癥的航程中，在一個“木頭的天地”里——“吊在海水下面的陸地與天空之間，猶如樹枝上掛著的一個干果，或者是池水上漂浮的一片葉子”，上演人間戲劇。

二

埃德蒙·塔爾伯特，小說的主角兼敘事人，以撰寫航海日志的方式講述見聞。他是年輕的上流紳士，受過良好教育；此行去殖民地任職，受到其保護人（一位上了年紀的爵爺）的關照，而該爵爺是總督大人的弟弟，可見來頭不小。塔爾伯特向船長點明這層關系，后者有所忌憚，頓時收斂了威風。在這艘等級森嚴的船上，門第和權勢的光環(huán)尤為耀眼。船長固然是后甲板“禁地”的暴君，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可他沒法不重視某個總督大人的弟弟的裙帶關系。

讀過理查德森、菲爾丁或簡·奧斯丁的小說，我們對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的等級現象不會感到陌生。但是《啟蒙之旅》所觸及的等級概念，嚴格說來更接近于舊俄小說展示的社會內涵，那個以通古斯軍事極權主義為根基的俄國社會。因為，“一艘軍艦卻是一艘卑鄙而專制的船”，是“具體而微的暴政之船”。塔爾伯特的海上經歷和這個載體的性質不可分割。這位舞文弄墨的貴人，不得不領受污臭的艙房、可怕的暈船、“愚人船”的乘客和密不透風的戰(zhàn)艦等級制。如果說他是用一只勢利的眼睛打量周圍的世界（上流紳士改不了的脾氣），他則是用另一只“陌生化”的眼睛記錄觀察，表達其不適感和恐懼感。他和那位叫羅伯特·詹姆斯·科利的牧師一樣，是“對這個世界的光怪陸離現象產生的奇怪感覺”的人。畢竟，英國陸地社會不同于海上“奇特的環(huán)境”，正如小說結尾時所說，“因為彼此如此接近，與太陽和月亮之下所有荒謬事物太接近了”。

麥爾維爾在《水手比利·巴德》中也講過類似的話，試圖幫助讀者去理解，一艘孤零零的海船上何以會發(fā)生某些不可思議的事件、某種謎樣的行為和遭際�！凹m察長”無故迫害“英俊水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是一種“神志錯亂”的瘋狂。戈爾丁這篇小說也寫迫害狂，——船長安德森厭惡牧師，以詭詐的手段虐待羅伯特·詹姆斯·科利，致使后者蒙羞而死。透過晦澀的懸疑和層層影射，該作品要講述的便是這樣一個故事。

我們知道，任何“道德寓言”都不只是在經驗層面上講述故事，而是關乎文明的象征符號的連續(xù)詮釋的復合體，有其神話解釋的基點和視角。所謂善惡二元論的辨析，也是在這神話解釋學的基點或視角中導入的。麥爾維爾從非基督教的立場表達超驗（比利·巴德所象征的希臘式的肉體美和精神美），戈爾丁則用基督教的框架探討善惡（新教的個人拯救和自省）；前者接近希臘的命運觀，后者無疑是信奉“原罪說”。通過比較可以看到，由于神話解釋的基點不同，小說的構思和象征意義也就大有區(qū)別。戈爾丁有意在小說中安排一個人物，讓人看到其詮釋的差異。水手比利·羅杰斯的體貌特征處處和水手比利·巴德相似，卻全無精神和人格的超凡之美，這是對《水手比利·巴德》的一種顛覆性處理。信奉“原罪說”的戈爾丁試圖演繹的，并非善美的化身遭到毀滅的悲劇，而是柔弱的心靈備受凌辱的故事。在這粗鄙、冷酷的世界里，科利牧師像可憐的小狗任人宰割，以至于發(fā)出驚呼：“這是一只沒有神的船�！比绻�說麥爾維爾對惡的詮釋是玄秘的，戈爾丁的詮釋則顯得直白，從基督教的觀點看是容易理解的，科利牧師的遭遇就是信仰墮落和“人性惡”的表征——在與世俗權力的交涉中，牧師拯救不了自己，拯救不了世界，他是一個當眾出丑的滑稽角色。

在水手們安排的“獾皮囊酒會”上，科利牧師被強行浸入盛滿尿液的污水盆中，慘遭凌辱。這是船駛過赤道分界線時通常舉行的一個儀式，水手以此驅除對大海的恐懼感。這部小說的書名Rites of Passage直譯是“過界儀式”，所指也包含這場冒瀆神靈的洗禮。作者試圖通過此類描寫加深諷喻意味（在其名作《蠅王》中，西蒙之死也是和狂歡的瀆神儀式相關），除了“過界儀式”，還有牧師的葬禮儀式和嬰兒的洗禮儀式（科利死后船上有嬰兒降生，洗禮居然是由船長安德森主持），這些描寫的諷刺意味不能不說是辛辣的。書中引用拉辛的臺詞：“‘善’攀上奧林匹亞的峭壁，步履維艱，‘惡’也一路蹀躞，走向地獄的魔殿！”可以說，在戈爾丁的作品中，《啟蒙之旅》對儀式的象征性描寫最為典型和充分，凝聚其“道德寓言”的強烈諷刺意圖。

善惡二元論是詮釋戈爾丁創(chuàng)作的公式，自然也是《啟蒙之旅》建構寓言的關鍵，如上所述，以船長（代表塵世權力）和牧師（代表天國福音）的沖突為情節(jié)樞紐，構成明顯的二元論的框架。問題在于小說中的牧師是否代表“天國福音”？要說清楚這個問題，似乎不那么簡單，這就如同要把戈爾丁定義為基督教作家，讓人頗感躊躇。戈爾丁和但丁一樣，對“隔離”的圖景懷有深刻的興趣，但基督教作家應該有的主題預設，卻沒有成為他的依靠。

科利是個英國國教教徒，擁有牧師從業(yè)資格證書，試圖在船上行使其宗教職責，毫無疑問他是傳播福音的牧師。如果不是船長阻撓，并且設計陷害他，斷不至于如此狼狽，成為眾人眼中的笑柄。牧師自身“特殊的天性”也適合于得到“宗教安慰”，他柔弱、真誠、善感，且不乏勇氣。遭到一系列羞辱后，他自絕于人世，這也是一種勇氣的表示。如果事情僅僅如此，我們對這個人物的同情就不會摻雜疑慮了。小說隱晦的敘述卻披露這樣一個內幕：科利牧師喝醉酒并且和水手口交。在“一群紫銅色皮膚的年輕兄弟”中他看中一個小伙子，即比利·羅杰斯，“一個細腰、細臀，可是闊肩的‘海神之子’”（此處的描寫多么像麥爾維爾的比利·巴德）；他把朗姆酒比作“靈液”（ichor），即希臘諸神的血液，是為比利·羅杰斯這樣的“半神”準備的；牧師感到心醉神迷——

我突然發(fā)現在我這個走廊、艙房與船腰甲板構成的王國里，自己出乎意料地受到廢黜，一個新的帝王登基了。因為這個紫銅的年輕人，渾身都是灼熱的‘靈液’……我慷慨地遜位了，并且渴望著跪在他的面前。

這番火辣辣的自白中，有著一個基督徒的異教沖動。牧師渴望友情，“特別需要友情”，這一點不難理解，醉酒后的出格行為或許也不必太苛責，但是，“靈液”一說又是從何談起？似乎對異教的偶像崇拜勝于對救世主的崇拜，或者說他把自身的宗教情感做了希臘化處理，一種不可思議的逆轉或顛倒。

尼采在《朝霞》中說過一段話，像是針對科利牧師說的。書中寫道：

在道德領域中，基督教只認道德奇跡：全部價值判斷的急劇變化，所有習慣方式的斷然放棄，對新事物和人的突如其來的不可抑制的傾慕。基督教將這些現象看作上帝做工的結果，稱之為重生，在其中看到一種獨一無二的無與倫比的價值，從而使所有其他被稱為道德但與這種奇跡沒有關系的事物對他來說都成為無所謂的——事實上，它們甚至可能使他感到害怕，因為它們往往帶來驕傲和幸福之感。……只有精神病學家才能決定，我們所看到的這樣一種突然的、非理性的和不可抗拒的逆轉，這樣一種從不幸的深淵到幸福的頂峰的置換的生理學意義是什么（也許是一種變相的癲癇癥？）；他們確實經常觀察到類似的‘奇跡’（如以自殺狂形式出現的殺人狂）。雖然基督徒‘奇跡轉變’的結果相對來說要更令人愉快一點，但它們的本質是一樣的。

尼采的闡釋和戈爾丁的敘述，其觀察的立場都不能說是傾向于宗教的�？评�牧師的“奇跡轉變”令人詫異，不僅僅是由于其色情內涵。那種以謙卑的形式表達的“驕傲和幸福之感”，在道德和心理領域中“突然的、非理性的逆轉”，委實耐人尋味。我們試圖以善惡二元論的公式解讀這篇小說，卻不曾料想到書中還有這些復雜的隱情和逆轉。作家諷刺的筆尖并沒有放過值得同情的人物，而且觸動驚懼的神經——當我們跟隨牧師步入塵世和天國間的黑暗地帶，從那凄涼的崖巔一窺“地獄的魔殿”時。

三

《啟蒙之旅》是一部怪誕諷刺小說，如果要闡釋此書的詩學風格，那就應該這樣來定義。柔弱的心靈遭受諷刺的故事，小人物在社會等級體系中受到排擠和凌辱的悲劇，這是頗有俄國風味的一種創(chuàng)作類型，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怪誕諷刺文學類型。這種類型的創(chuàng)作中，令人發(fā)噱的笑料和“引人發(fā)狂的憂郁生活”結合起來，小人物的權利訴求和小人物的出乖露丑互為表里；其諷刺性的摹擬主導敘述，其悲喜劇的含混導致怪誕。

英國當代文學中，奈保爾的《守夜人記事簿》流露“果戈理傳統(tǒng)”的余韻，戈爾丁的《啟蒙之旅》則是這個傳統(tǒng)的域外嫡傳。后者的怪誕風格不僅讓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格》《地下室手記》等，某些細節(jié)描寫和怪誕諷刺筆法較之于陀氏也未必遜色多少。

該篇的敘述主要是由兩個文本構成，一是埃德蒙·塔爾伯特的航海日志，一是科利牧師寫給他姐姐的長信。英語評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兩個文本的敘述導致了小說敘述的不確定性，具有典型的后現代創(chuàng)作特色。但是細讀這篇小說，從信息交代的層面上看，兩個文本的設置與其說是帶來含義的“不確定性”，倒不如說是一種細節(jié)的互為對照和補充，將迷亂的隱情完整地拼湊出來，并且達到多聲部的諷刺性摹擬的效果。

盡管一些關鍵場景中敘事人塔爾伯特是缺席的，造成一種敘述的延宕，但科利牧師的言行卻在這種非連續(xù)性敘事中獲得了更具場景化的描述，也產生了更多的笑點，從牧師在后甲板受辱到他當眾醉酒撒尿，逐步抵達其悲喜劇的高潮，不僅敘述導向清晰，節(jié)奏和效果的控制也十分出色（奈保爾、魯西迪的笑謔藝術不會比這更出彩了）。牧師酒醒后閉門不出，面壁而臥，一只手抓住艙壁的環(huán)狀螺絲釘不放，直到死去為止，這個細節(jié)也讓人難忘。雖說此類滑稽諷刺描寫未免殘忍，愈是精彩愈是殘忍，和俄國大師的作品一樣，卻能將小人物的心酸又可笑的命運有力地描繪出來。多聲部敘述方式無疑也在強化其諷刺效果：同樣的細節(jié)，塔爾伯特顯示對科利牧師的冷嘲熱諷，科利牧師則顯示對塔爾伯特的甜蜜尊崇。兩個文本的諷刺性對照，為讀者提供有張力的敘事空間，讓人深切感受到牧師的孤獨和羞辱。

羞辱的主題，在陀氏的《雙重人格》《地下室手記》等篇中有出色的處理。羞辱意味著人的自我評價的降低，從公開或隱私的層面上講，都是在遭受排斥的過程中實現的。《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在一名軍官面前擋了道，被對方像撥拉一根木樁那樣挪到一邊去，體嘗到羞辱的滋味。戈爾丁的《啟蒙之旅》也有類似的“肉體”描寫，科利牧師被碰巧轉過身來的船長撞倒在地，他是這樣感覺的——

他的胳膊打到我的時候并不是一個人行走時胳膊無意中碰到別人那樣，而是碰到我之后繼續(xù)擺動，增加了一種很不自然的力量——而且過后，又加上他的胸部用力一撞，萬無一失地把我撞倒。

雖說這是牧師自己的“身體感覺”，甚至有可能是一種主觀夸張，但不能否認這也是連續(xù)的冷暴力施加于他的一種心理結果。賴因哈德·勞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學》中指出，如果“完全被排斥的事情被意識到了，那么人就會感到羞恥或厭惡”，而“對自身人格的社會評價或私人評價大大降低感到恐懼”，也是被排斥的一個原因。從身份上講，牧師不能算是小人物，他是在一個蓄意將他排斥的等級體系中被降格為小人物的。（連塔爾伯特這樣的“局外人”不是也試圖戲弄他嗎？）從情理上講，牧師的訴求并無半點可笑之處，無論是為基督福音還是為自身尊嚴他都有權利表達訴求。問題是，在他不占有位置的等級體系中，他的訴求變成了對等級的“僭越”，只能以恐懼和病態(tài)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巴赫金看來，俄式笑謔藝術的社會學基礎即在于此，等級的壓抑和等級的僭越導致人物的譫妄發(fā)作和出乖露丑。換言之，那種不容逾越的等級制是很有俄國特色的，是播種羞辱和丑聞的天然溫床，舍此也就談不上“果戈理傳統(tǒng)”。我們有時會感到，這種藝術的道德基調似乎不易把握，當悲喜劇的結合顯得未免含混的時候。作者如何在取笑人物的同時也介入其同情？戲謔和憐憫的雜糅豈非失之于怪誕？這個問題早就有人提出來。閱讀《啟蒙之旅》時也許仍會有此疑慮。

怪誕諷刺藝術的特質確實主要也是基于悲喜劇的含混。從詩學的角度講，所謂的“含混”是源于細膩的藝術分解，即對人物精神狀態(tài)的一種更為逼真的諷刺性摹擬，尤其是對憂郁癥和譫妄發(fā)作的摹擬�？梢哉f，這個方面戈爾丁是做足了功夫，不僅對兩個文本的聲音、語態(tài)竭盡摹擬之能事，對羞辱和丑聞的刻畫也惟妙惟肖。那種非連續(xù)性敘述所造成的節(jié)奏和景觀，不正是將人物巧妙地置于爆笑的聚焦點上了嗎？我們看到可憐的科利牧師一身牧師盛裝，在人頭攢動的甲板上載歌載舞、醉酒撒尿……說《啟蒙之旅》是一部怪誕諷刺小說，因為它通篇顯示出“忽而滑稽、忽而粗鄙、忽而富于悲劇性”的意義。塔爾伯特對“正義”“公理”的思考，是從科利牧師的遭遇，從這種悲喜劇的怪誕氣氛中逐漸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