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國視野下的刑事程序建設》：
　　第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關于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戰(zhàn)略決策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司法工作目標，為人民法院在司法工作的最重要領域——審判工作中提出和實行庭審中心主義提供了政策依據(jù)。
　　第三，2013年以來一系列重大冤錯案件的發(fā)現(xiàn)與糾正，以及中央政法委《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的發(fā)布，是人民法院首先在刑事審判工作中提出和實行庭審中心主義的直接動因。該意見要求，在刑事審判中，要堅持證據(jù)裁判原則，證據(jù)未經(jīng)當庭出示、辨認、質(zhì)證等法庭調(diào)查程序查證屬實的，不得作為定案根據(jù)；對于定罪證據(jù)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要切實保障律師會見、閱卷、調(diào)查取證和庭審中發(fā)問、質(zhì)證、辯論等辯護權利；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辯解辯護意見和提交的證據(jù)材料，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并在裁判文書中說明采納與否的理由；要建立健全合議庭、獨任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權責一致的辦案責任制，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在職責范圍內(nèi)對辦案質(zhì)量終身負責。這些都體現(xiàn)了庭審中心主義精神。
　　第四，從2013年1月1日起，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全面施行.其中關于刑事審判方式的一系列重要規(guī)定，如證人出庭作證制度、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等，為人民法院率先在刑事審判工作中提出和實行庭審中心主義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據(jù)。
　　第五，長期以來審判工作中形成的行政化傾向以及黨的十八大以后新一輪司法改革的提出和推進，促使人民法院重提庭審中心主義，將此作為審判改革的重點，以回歸司法的本質(zhì)屬性，符合司法的客觀規(guī)律，擔當起“司法活動是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屏障”的重大責任。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第六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提出“全國各級人民法院要切實轉變和更新刑事司法理念，突出庭審的中心地位，有效發(fā)揮審判對偵查、起訴的制約和引導作用，確保刑事司法公正�！痹谶@里不僅明確提出了“突出庭審的中心地位”，而且闡明了審判與偵查、起訴的關系是“制約和引導作用”，還提出了實現(xiàn)的目標是“確保刑事司法公正。”可以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庭審中心主義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
　　三、如何實行庭審中心主義
　　庭審中心主義不只是司法理念，更應是司法制度、司法實踐。因此，探討如何實行庭審中心主義才是研究庭審中心主義的落腳點。
　　庭審中心主義并非主觀臆想的產(chǎn)物，而是刑事訴訟客觀規(guī)律的必然要求，因此它的實行應當與其他法治國家具有共同的特點。
　　首先，嚴格意義上的庭審中心主義應當主要實行于一審程序中，在上訴程序中難以真正實行庭審中心主義。庭審的中心任務是調(diào)查案件事實及相關證據(jù)，所以需要證人、鑒定人等出庭作證，實行直接言詞原則。故理論上一般稱一審程序為事實審。至于上訴程序，無論是二審終審還是三審終審，從原則上講，既難以實行也不應該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庭審中心主義。其他法治國家基本如此，即使把庭審中心主義演繹到極致的美國也是如此。它的一審程序是事實審，實行非常嚴格的庭審中心主義，上訴程序包括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審判程序都是法律審，當事人一般不出庭，證人、專家證人更不可能出庭。上訴程序中的所謂開庭審理只是在規(guī)定的有限時間內(nèi)聽取控辯雙方律師在法律適用上的不同意見。
　　其次，嚴格意義上的庭審中心主義應當主要實行于重大、復雜、疑難及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在輕微、簡單、被告人自愿認罪的案件中，不宜也沒有必要實行庭審中心主義。從訴訟原理上講，庭審中心主義主要是針對重大、復雜、疑難及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而設置的，這樣做一是為了查明案件事實真相；二是為了保障被告人實現(xiàn)公正審判的權利。因此，對于輕微、簡單、被告人自愿認罪的案件并不需要實行庭審中心主義，而是采用簡化或簡易的審理方式。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都是如此。例如，日本的略式審判程序，德國的簡易程序、處罰令程序，美國的認罪答辯程序（含辯訴交易程序）等都不是庭審中心主義的審判程序。我國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簡易程序的修改在這方面也體現(xiàn)得非常明顯。
　　最后，嚴格意義上的庭審中心主義應當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特別是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庭審中心主義的集中體現(xiàn)是直接言詞原則，在此情形下，處于弱勢、劣勢訴訟地位的被告人是無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訴訟權利的。因此，各法治國家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都非常重視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當被告人沒有能力委托律師辯護的時候，都要由政府為其無償提供法律援助律師。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已有明顯進步，在原來三種法定援助對象（未成年人；盲、聾、啞人；可能判處死刑的人）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兩種對象（限制行為能力人、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的人），但仍不能覆蓋應當實行庭審中心主義審判方式的所有案件，實踐中仍有相當多的重大、疑難、復雜及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沒有律師參與辯護，這需要今后重點加以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