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曹文軒

在新時期的兒童文學中，兒童小說的藝術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可歌的小說創(chuàng)作隊伍已經形成，并正走向成熟。成熟的標志之一：小說家們在頑強地表現自己的藝術個性。其個性之豐富，是無法一一列舉的。因此，本序只有放棄分析具體作品的做法，而從眾多的文學作品中抽象出小說家們某些共同的文學精神。

我們幾乎可以從全部的兒童小說中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民族意識。

這種意識的產生，是現實的使然。

中國歷史在發(fā)生了一次重大轉折之后，沉入了深刻的民族自省。中華民族是偉大、優(yōu)秀的民族。它有悠久的歷史，并為人類創(chuàng)造了無比光輝燦爛的文化。不看到這一點，對民族的歷史采取不屑一顧、嗤之以鼻的虛無主義態(tài)度，我們就會失去自信力。但，我們倘若看不到另一點——民族性格中存有的弱點和缺陷，而一味夜郎自大，自我陶醉，我們就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從而可能造成民族文化的停滯和萎縮。面對落后于世界的現實，回顧幾十年的不停頓的政治動蕩，追溯那個被他民族蹂躪的歷史，于是便生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中華民族的性格亟待完善和加強！

正是受這樣一種社會情緒的感染，一些兒童文學作家明確提出：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這種意識并以不同形式、不同感受、不同側面體現于創(chuàng)作實踐中。

一些作品寫民族的恥辱，讓一種令人痛苦和仇恨，又令人昂揚奮發(fā)的恥辱感刻骨銘心。作品正視民族的歷史，用一種沉重的筆調寫那被他民族鄙視為劣等民族而加以非人踐踏的過去。這種作品，往往比過去那些簡單地美化自己，或一味寫自己堅強地反抗而敵人不堪一擊的作品，更能激發(fā)民族的自尊心。那種情調、情緒，有利于對性格中自樂、自得、自愉的浮躁氣質的驅除，而增添冷峻和深沉。在我們民族性格里難道不正需要加強這種氣質嗎？毫無疑問，對于新生代，除了給他們以民族的自豪感，還應當使他們有一種民族的恥辱感。這不會使民族自悲，而只會有利于民族的奮發(fā)圖強。

一些作品贊美強悍的性格。這些作品或寫人與大自然的矛盾，在滿含神秘巨力的大自然中，顯示一個少年的勇敢和頑強；或寫沉重的生活負荷，一個少年如何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艱難竭蹶地行進，顯示其重壓之下小小男子漢的優(yōu)雅風度；或寫不安于精神鎖鏈的束縛，而奮力掙扎，將一個叛逆的少年形象推送到人面前……兒童小說不再簡單地贊美忍讓、老實、厚道和溫柔之性格，而把很多優(yōu)美的篇幅給了陽剛之氣。文學有了力度和強度，不再那么蒼白、軟弱和輕飄。敦實平和、溫良恭儉讓的儒道精神，被今天的兒童文學所不齒，這乃文學的覺醒。認真剖析我民族之性格，不覺得正應該加強剛勁之雄風嗎？

一些作品發(fā)出“還我個性”之吶喊。中國曾是一個幾千年的封建大國，中有若干次沖擊和粉碎，然因內部有頑強的修復機制，故往往多則幾十年少則幾年就又修復，重新運轉。社會主義制度取代了封建主義制度，但封建意識卻絕不可能在一個早上蕩然無存，它像一股濁流漫進了社會主義的門檻，一直糾纏著我們而成為我們主要的作戰(zhàn)對象。封建意識甚多，首推大一統(tǒng)意識。這種意識要求人忘記自我，失卻自我，渾然一大片中。這種意識并未在我們的教育中清除，卻有種種表現：要求孩子規(guī)規(guī)矩矩，不可亂說亂動；要求孩子遵守一個實際上不存在的絕對價值，不能有獨立的思考；孩子是一份私有財產，因此，他的大人們有絕對制約權……新時期的兒童文學對此大為不滿，一為孩子們要求平等，二為孩子們爭取顯示個性的權利。而這一切，皆出于對民族性格和民族前途的考慮。這些作品告訴人們：壓抑個性是不道德的，是愚昧、平庸的；將自己的個性隱去，違心地接受某個自己并不承認的“準則”，這是自私的表現和不健全的人格表現；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進行自我求證時，這個人便才是真正的人。

兒童文學并未簡單地把民族性格僅僅理解為強悍，而是多層次、多含意地理解民族性格，在贊美強悍的同時，沒有忘記中華民族性格的豐富性：質樸、善良、坦誠、開朗、柔和、高貴……

中華民族面臨著自我進化的歷史重任。它對人類承擔著偉大的責任。只有承認缺陷，才可能彌補缺陷。自我夸張，自我崇拜，只會忘記對自己的進化。當年魯迅先生用一支鋒利如刀的筆，直中民族中自大、空疏、依賴、因循等種種弱點和要害，并在強烈的憎惡中一貫有深刻的悲憫浸潤流注。這一精神，未必過時。新時期的兒童小說向人們證實了這一點。

大體上說，文學可分為三個深度。第一深度：照某一種意念變幻出形象來。第二深度：寫社會問題，針砭時弊。第三種深度：寫人性。第二深度與第三深度相結合的文學尤佳。

新時期的兒童小說經歷了一個從第一深度逐漸演變到第三深度的過程——這是一個明白的文學事實。

一些作品寫理智與欲望的沖突。與成年人一樣，孩子的心靈世界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間湖泊。他們也有各種各樣的欲望（支配欲、凌駕欲、嫉妒欲、報復欲等等）。這些欲望一些屬于本能，一些受文化的熏染。它們常常與道德、責任感等理性相沖突。人心是不平靜的，經常陷于這種痛苦的矛盾之中。這些作品寫少年在經過一番激烈的理智與欲望的沖突之后，理智獲得勝利時的快感。

一些作品寫人性與社會的矛盾。作品悲嘆在各種各樣的教條面前，在畸形政治面前，在惡濁的社會風氣面前，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面前，為了生存所出現的人性退縮和畸變現象。作者渴望能永遠保持一個正當人性不受扼殺的社會壞境。人的童年時代是極其重要的時代。高度人性的童年時代，將是維持人一生有一個健康心理狀態(tài)的保證。當然，保護童年時代的人性，升不意味著放縱和絕對自由。

善與惡之間的斗爭，也許是人性里最根本的對立兩極。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屬各執(zhí)一端。其實，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孤陰不生，獨陽亦不生。區(qū)別也不過在于善惡兩極到了某一具體人身上有強弱罷了。大概正因為現實如此，故文學始終不變地在寫這一對立的兩極。那些文學大家們，永遠在教導我們思考人類生活中永存的搏斗——善與惡之間的斗爭。新時期的許多兒童小說也在寫這種人性最深處的斗爭。

大量的作品，則用純潔、安恬的筆調去寫人性之美，歌頌善良、真摯、同情、給予、勇于獻身諸種高尚優(yōu)美的情感。這些作品企圖用浪漫化了的高純度的人性，去凈化霧化了的不凈世界，使讀者不能不為之感動，并得到心靈慰藉。

沒有絕對抽象的人性。這里的人性是歷史的、文化的（當然有跨歷史跨文化的人性，但，它總要隨著歷史和文化的變動，而改變其表現形式。）它記載著特定文化時期的內容。

剖析人物的深蘊心理——這是新時期小說給人的又一個印象。

過去的兒童小說相當一部分所注意的是人的外部動作，而缺乏心理色彩。寫人的外部動作當然不是不可。但，應讓這些行動具有傳遞心理世界訊號的功能。它不是單純的外部動作，而是復雜的性格、情感和思緒在眼睛、嘴角、手以及若干外部動作上的透露。一個眼神昭示了一個內心秘密。而過去一些小說卻忽略了這一點，僅僅是寫外部動作，而缺乏心理意識，行動與心理之間沒有傳導關系，外部動作不顯示內心信號（一個動作不透出精神來，弧度越大越無意義）。

新時期小說逐漸放棄過去單純寫外部動作的做法，而逐漸轉向剖析人物的深蘊心理，是有著社會的歷史的原因的。其一，今天社會一方面在減少群體活動，而另一方面又鼓勵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加強。這樣，自然導致人的意識從對外部的注意轉向對自己內心的注意。其二，物質的憂慮消失，使痛苦從外部轉向內部；不斷加強的文化教養(yǎng)，使心靈世界復雜化、細膩化。其三，知識的競爭，迫使家庭割斷孩子與社會的接觸和聯絡，而使孩子自然進入玩味自我心靈的境地。其四，新的相處原則和行為原則，也迫使孩子不得不處于孤獨之中——而孤獨帶來的自然是心理的覺察�？傊�，從作者到他所表現的對象，心理意識都比過去強烈多了。隨著過去不肯省察內心的習慣消失，喜歡注意內心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兒童小說的心理色彩自然還會進一步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