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薇拉》英譯前言（節(jié)選）

　　奧爾加·沃羅尼娜

　　夫婦間的通信多半難以示人。即便著名作家給他們的配偶寫起信來，也無多少情趣可言。喬伊斯寫給諾拉·喬伊斯的情書，主要因信中猥褻的語言而為人熟知，而不是信的抒情性。在弗吉尼亞·伍爾夫?qū)懡o她丈夫的信中，只有最后一封信——即“自殺便函”，信中她為“生活中的諸多幸�！备兄x他——會在讀者的記憶中留存下來。顯然，納博科夫?qū)懡o他妻子的信則寫得異常豐滿，令人難忘。這些信幾乎總是有趣、浪漫和精練，并不能簡化為幾句金玉良言。

　　在《說吧，記憶》中，納博科夫?qū)⑼�事編織成一塊“魔毯”，讀者能夠折疊或展開，在文本中徜徉。在《天賦》、《洛麗塔》、《普寧》、《阿達》中，他創(chuàng)造出多維度的藝術(shù)世界，其中的每一個文本細節(jié)奇妙地聯(lián)系在一起，組合成這些小說各自的時空，并將某種天命觀與人類意識相聯(lián)系。盡管這些寫給薇拉的信各有其情景，但這些信展示了一種相似的情景上的完整性。如其中兩封——一封始自他們通信的開端，另一封則作為通信的結(jié)束——組成一個敘事之弧，跨越了獨具慧心且妙筆生花的四十六年。

　　1924年，納博科夫去布拉格探訪家人，他參觀了在維謝赫拉德的圣彼得和圣保羅教堂。他對這座城市并無好感，然而他欣賞雕刻在大教堂圣殿門上的宮廷小丑的頭像，他寫信給薇拉：“我不禁想，那個雕刻家，因微薄的酬金，因陰沉的僧侶的吝嗇而受到傷害，他被指令在墻上雕刻，在不改變肖像的情況下，將那些臉處理成了小丑的臉�！保�1924年1月10日信。）1970年，他又注意到了一個修道士的臉——此次興致勃勃。當納博科夫和妻子去陶爾米納度假時，這張臉出現(xiàn)在一家旅店的墻上：“正對你房間的門是個奇特的景觀：它是假的，畫上去的，從門后，一個相當快樂的白須僧侶伸出頭來�！保� 1970年4月8日信。）

　　這些由重復(fù)出現(xiàn)的圖像所構(gòu)成的主題性設(shè)計說明了納博科夫個性的連續(xù)性，也顯示出他的書信風(fēng)格的一致性。我們翻譯這些書信時尊重這兩個特性。我們也認同這位大師自己的信條：一個好的作家亦是個魔法師，讀者至少應(yīng)該欣賞甚或識破其騙局。（《文學(xué)講稿》，第5-6頁。）作為一個熱心的棋題編寫者，一個投入的迷宮制作者，以及一個擅長說俏皮話的人，納博科夫?qū)⑺�的許多書信變成一種代碼游戲，那些短簡便函成了小說。尤其在1937年的信中，他那些異想天開的昵稱，獲得了個性、行程，甚至檔案的特征。他去布魯塞爾、巴黎和倫敦作文學(xué)朗讀及向出版商推銷他的小說，在給薇拉的信中避免直接提及他的收入——即不愿與德國稅務(wù)局打交道，也討厭一個可能存在的十分警覺的監(jiān)管者。所以，他在信中虛構(gòu)了兩個人物來代表他掙了多少錢。這兩個幽靈戲仿了他們的創(chuàng)造者，既具有納博科夫的一些品性又與他大相徑庭。格里高里·阿布拉莫維奇在1936年2月13日的信中露面，他“敏銳、務(wù)實、秀美”（1936年2月19日信），有家庭，希望在巴黎定居（1936年2月17日信），無法像納博科夫那樣計劃去倫敦旅行，因為他拿不到簽證（1937年2月4日信）。維克托，另一個幽靈，出現(xiàn)在1937年1月22日信中，他的生平資料并不全面，兩周后（1937年2月5日信）他暫時消失了。某種程度上，他與其創(chuàng)造者更接近：因一個耳背的神父的錯誤，納博科夫受洗時差點被命名為維克托，他把這個名字給了短篇小說《音樂》的敘述者和主人公，之后又為《普寧》中那位有天賦的年輕藝術(shù)家取名為維克托·溫德。在信中，維克托比格里高里具有更多的活力，被趕走后很快又出現(xiàn)，掙了更多的錢，并以一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身份變化，成了一位有血有肉的父親，名為瓦季姆·維克托洛維奇·盧得涅夫，即俄國僑民雜志《當代年鑒》的主編。（“瓦季姆·維克托洛維奇給他父親幾百法郎作為酬金。那位父親會收下的。”）既然父名是由父親名字派生而來的，那瓦季姆·維克托洛維奇·盧得涅夫就意味他叫瓦季姆，維克托的兒子，而維克托是納博科夫的文學(xué)虛構(gòu)，他的另一個自我。寫下這封有關(guān)盧得涅夫的信四年之后，納博科夫會稱贊果戈里創(chuàng)造“次要角色”的技巧，這些角色“由這樣的從句……各種隱喻、比較及直抒胸臆所產(chǎn)生”。無疑，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書信體散文是很果戈理式的。

　　如同果戈理，納博科夫不失時機地將生活的一絲一縷——或語言的一詞一句——變成一席小說盛宴。甚至他實際的財務(wù)狀況也用虛構(gòu)性的花絮來裝飾。比利時法郎變形為謝苗·路德維格維奇·法蘭克（ 1936年1月27日信），這位哲學(xué)家和老相識，讓納博科夫描寫這種貨幣，仿佛數(shù)以百計的人紛紛復(fù)制他們自己。他在英國和法國的收入成了“蝴蝶”（在1937年2月5日信中，他談及收集了“三千只蝴蝶的藏品——至今”），而維克托此刻成了一個蝴蝶專家，在大英博物館謀得一個職位，（“維克托，我也是在博物館拜訪的，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收集了129份蝴蝶樣本——從英國地帶。”）這是納博科夫夢寐以求的學(xué)術(shù)天堂，沒有經(jīng)濟上的擔心及其他后顧之憂。蝴蝶代碼最終失去了它的光澤。在1937年春季，他開始寫到收藏、儲存以及給他母親寄“書”——即他母親急需的錢。他的財政密碼添加了“期刊”和“書籍”，“頁碼”。（ “……所以加在一起，從我的‘百科全書’共寄了九百頁捷克”；“維克托昨天給他母親寄了第四冊——這兩個月來，總共一千兩百頁捷克語譯文。”）——用一系列的語言表示——代表他掙得的不同貨幣的數(shù)量。

　　納博科夫熱衷于將他的收入進行編碼，并能夠讓這種游戲看起來相當普通，相對于果戈里極為豐沛的文學(xué)想象，這種游戲甚至有點俗氣。但他書信中的大部分文學(xué)虛構(gòu)源于戲謔行為，而非實用主義。1926年，當薇拉去德國南部一家療養(yǎng)院進行治療，他發(fā)明了一大群小動物，有些名稱聞所未聞，是從他為薇拉煞費苦心所取名稱中衍生出來的，每封信中均出現(xiàn)新的稱呼。這些“小動物”中，許多確實很嬌小，屬于貓科及犬齒類動物——如“普齊”（Pooch, Poochums），（見1925年8月27日信、1925年8月29日信、1926年6月6日信、1926年7月3日信。）一種雜種小狗，1925至1926年，納博科夫給妻子取的綽號。另一些名稱顯然與人有關(guān)，如塔夫蒂夫人（Mrs. Tufty），一個穿著時尚的人，再如達令先生（Mr. Darling），一個口齒不清、天性敏感，書信中“字謎部”的德裔“編輯”，他暗戀薇拉，因她對“他的”數(shù)量眾多的字謎和文字游戲懶得理睬而耿耿于懷。達令先生躲在字紙簍里哭泣，或者膽大妄為地想借納博科夫的筆在信中給心愛的人寫上幾句，這些都是藝術(shù)的神來之筆，就像達令本人，雖有名字，但避免歸類。這猶如在藝術(shù)上走鋼絲，是“生命生成”的小說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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