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孤寂的寶寶
1935年早春，上海北站，一列駛自天津的火車進站了。這是我的第一次長途旅行，不過那一刻我還是個胎兒，匍匐在生母的腹中。我們跟隨前來接站的親戚上了黃包車，一路奔向不遠處閘北的一條弄堂里，那里是我的三叔鄒星如（字春蓀）及三嬸張氏的家。
為什么我的生母不在天津家中安靜待產(chǎn)，要在這春寒料峭的時節(jié)，千里奔波趕到上海的三叔家呢？女人啊，一旦嫁作人婦，其所侍奉的就不僅是孩子、丈夫，還需分擔丈夫家族的責任。我的生母，作為鄒家的長媳，更是義不容辭。
我們鄒家，祖籍浙江紹興。因我曾祖父杏村公從紹興到寧波做生意，一家人就從紹興搬到寧波定居了。曾祖父娶的第一個太太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原配去世以后，再娶了太太倪氏，續(xù)弦又生了八個兒子一個女兒。所以我祖父這一輩，同父異母共有十一個兄弟、四個姐妹，鄒家的這一支可謂人丁興旺。
我的祖父鄒椿排行老三，為曾祖父的原配太太所生。也許是遺傳，我的祖父、祖母也多產(chǎn)，一氣生下了七個兒子，三個女兒。祖母終因難產(chǎn)而逝，那個年代，孕齡女子因難產(chǎn)喪命并不是罕見的現(xiàn)象。接踵而至的災難是，我的祖父才四十一歲就離世了。他在寧波開了一家鞋帽店，但因年輕時就染上了鴉片，不僅抽光了家產(chǎn)、且壯年命殞。可憐的是，留下了那一串未成年的孩子。
父母的早亡，對十個未成年的孩子而言，真是滅頂之災。嗷嗷待哺卻衣食無著的生存困境，更由于祖父吸食鴉片毀敗家業(yè)的丑事，讓我的父輩蒙羞。生活的窘迫、為人的自卑，使我的父輩難以在寧波繼續(xù)生存。祖父撒手人寰的時候，他的長子才十八歲，已遠赴東北吉林，投奔做木材生意的四叔鄒槤做學徒。老二不幸夭折，十二歲的老三，還有老四、老五，小小年紀都得自謀生路——托人收做學徒，其實就是童工。老六、老七實在太小，只能寄養(yǎng)在孤兒院里。兄弟間就此天各一方，各覓生路。也許，正是童年時代經(jīng)歷的這份痛徹肺腑的骨肉分離，讓我此生深深感受到父輩間刻骨銘心的手足之情。
光陰荏苒，到了1934年的秋末，我的生父、鄒家長子鄒精如（字梅蓀），雖年僅三十六歲，但經(jīng)過近二十年的奮斗，鄒家的這一支已落戶天津，所經(jīng)營的天津三友實業(yè)社的生意也已達一定規(guī)模。與事業(yè)發(fā)展比翼齊飛的還有鄒家的人丁興旺，此刻，生母沈氏又懷上了第七胎——我。與此同時，我的三叔鄒星如（字春蓀）也已在上海落戶，他是上海三友實業(yè)社的銷售員，收入頗豐。年已三十的他，妻子張氏也近三十了，卻始終未孕，膝下冷清。那個年代，生殖醫(yī)學不似今日，可以依賴發(fā)達的醫(yī)療技術，傳宗接代完全就是自然的造化，加之民間“無后為大”的傳統(tǒng)觀念，生意場上順風順水的三叔夫婦，心病難言；當然，這也一定是鄒氏家族的共同缺憾。
我的問世，使家族長輩們的困惑憂慮有了轉機。生父母首先考慮的是手足之情至上，同時考慮到上海的地域環(huán)境、三叔的家境，都不會對我的成長產(chǎn)生不利影響，于是由我的外婆沈老太太出面，拍板決定：鄒家長媳、她女兒的這一胎，遑論男女，都得過繼給鄒家老三。
舊時家庭，外婆、舅舅在家中事務方面都是很有發(fā)言權的。作為外姓，他們在經(jīng)濟上與本家沒有利益關系，不似同姓的叔叔伯伯；但從血緣而言，又是至親。我的外婆，不僅幫著我的生父母操持家務，還在親家去世后、鄒家最困難的時候，把年幼的五叔送到漢口，收留在外公的木器行做學徒，以后又把另一個女兒許給了五叔，親上加親。所以，在祖父母都早夭的鄒家，我外婆的地位和作用，早就不僅僅是我生父的丈母娘了。
外婆的決定讓三叔夫婦甚是驚喜。深深感激之余，掐指翹盼的日子里，不免生出擔憂：大嫂若生女孩，承諾兌現(xiàn)是有把握的；若為男孩，一向重男輕女的大哥是否會陡生猶豫、臨陣變卦呢？深知大哥秉性的三嬸，不想在希望的懸疑中忐忑無著，盡早坐實才是第一上策。于是三叔發(fā)信天津，百般誠懇地陳述各種利弊關系，力邀大嫂早日到滬，靜養(yǎng)待產(chǎn)。我的生父，自然是不會因為尚未出生的第七個孩子而不解同胞手足的誠意、讓三弟夫婦擔憂失望的。所以，我的生母在履行了一個主婦必須完成的中國春節(jié)的各式繁文縟節(jié)后，就沒有理由再留在天津的家里照料我的兄姐們了。北國冰雪中孕育的胚胎，將在溫潤的江南孕育成熟，蒂落而出。
1935年8月31日（農(nóng)歷8月3日）我順利出生了。因為是男孩，天津、上海的兩個鄒家皆大歡喜：如果把我留在天津家里，不缺兒女的生父母只是多了一個孩子而已；而現(xiàn)在，他們能為胞弟創(chuàng)造一個兒子，豈不更有勝造七級浮屠的成就感。我的外婆，正是她的英明決定、果斷決策，而為鄒家促成如此大業(yè)，阿彌陀佛！至于養(yǎng)育我一生的爹爹、姆媽，人生從此功德圓滿，無所缺憾！毋庸置疑，這個兒子就是此生至寶��！不需查經(jīng)問典、不再求神拜佛，就叫寶寶了，這是最不可能產(chǎn)生爭議、彼時恰合所有長輩心愿的命名。
如今依然值得回味的是，直到我也年過花甲、已是兒孫繞膝的年紀，幾位依然健在的嬸嬸還對著兩鬢花白的我叫著：“寶寶”。歷經(jīng)風雨坎坷、步入感情世界日益遲鈍麻木的人生晚年，還能聽到“寶寶”這樣的溫暖稱謂，真好！
如今能夠記錄我人之初的第一手證據(jù)，就是一周歲的照片了。一張是奶媽抱著我的，一張是姆媽抱著我、爹爹站在旁邊的。那年我姆媽三十一歲，爹爹三十二歲。近八十年過去了，照片上依然清晰可見，我姆媽雙腳前的地上有一灘水漬。據(jù)我姆媽說，正當攝影師忙著調整燈光時，我不合時宜地撒尿了。母親立刻表示歉意，準備擦掉，攝影師卻不讓擦，還連連表示“有財有水是好兆頭”，就這樣留下了歷史真跡。
從衣著看，我姆媽的黑色短袖旗袍，黑色皮涼鞋正是當季的穿著；爹爹灰色長衫、黑色圓口鞋，也是那個年代民族資本家有別于圍著洋人轉的買辦們的標配吧。而我，從頭到腳，衣帽鞋襪一樣不少，在這盛夏，該有多熱��！即便是為了照相。也許我從襁褓起，就是一樣不缺地被裹著的寶寶。我曾有過像那個年代的許多孩子一樣，穿著兩條背帶的田雞褲、光著腳丫、在弄堂里蹣跚學步的日子嗎？
按照當時的風俗，男孩一周歲時要“抓周”，通過“抓周”來預判小孩子將來可能從事何種行當、發(fā)展方向。據(jù)我姆媽講，當時放了算盤、毛筆、書本、秤桿等在我面前，結果我一把抓起了秤桿。對此結果，心中暗自得意的該是爹爹，他得以期許子承父業(yè)了。事實是，當我長到剛及他肩高的年齡，就讓他大失所望了。我不喜歡數(shù)字，更討厭生意經(jīng)。由我可見，傳承數(shù)千年的中國民俗“抓周”，只是用以誤導父母的游戲而已，絕不能作為人生發(fā)展的預兆。
聽我姆媽說，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時，閘北在日本人的轟炸下受到重創(chuàng)。姆媽抱著我，匆忙中從閘北逃至公共租界；在新閘路�？道镒饬艘婚g廂房住下，那是老式石庫門房子，如今已被改造得很漂亮了。直至1941年，我六歲時，全家遷至江寧路（當時稱戈登路）727弄的達德里，一條新建的新式里弄。所謂上海的新式里弄，與老式里弄的最大區(qū)別有兩點：第一，內置配有抽水馬桶的獨立衛(wèi)生間，生活由此方便衛(wèi)生；第二，外墻采用全鋼窗，密封性好，不似老房子的木門窗，因木材的熱脹冷縮而漏風滲雨。這個房子不是爹爹買下的，而是用金條頂?shù)模�類似押金），家里每個月還是要付房租的。從1941年我六歲始，至1992年的五十一年間，達德里46號是我家在上海的永久居所：我娶妻成家在此，我們的孩子都出生在此，我的父母終老于此，我的大半生都生活在此�？上У氖牵�如今它已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遷、蕩然無存了。
我對童年生活的記憶，始自五歲在新閘路�？道锏募�。記得那時我家住的是前、后廂房，加起來二十多個平方。房間一隔為二，前間起居加臥室；后間白天是吃飯間，晚上則給家里的幫傭娘姨住。六歲那年遷到達德里后，就住得非常寬敞了。46號內有上下三層，一、二層樓分為前、后兩間，三樓是一大通間，還有亭子間。那時家里只有四個人居住，我們一家三口，一個娘姨。所以從六歲起，我就有了自己的房間，一個屬于自己的獨立空間。
如今回味童年時光，感受最切的就是孤獨。家里沒有兄弟姐妹，
姆媽也不放我去弄堂里與鄰家的孩子們玩。那時候家境可以，穿戴也講究，出去玩耍，免不了手腳破皮、衣裳齷齪，這是姆媽接受不了的。哪怕就是踢踢小橡皮球，在弄堂里來來回回踢幾下，姆媽就會在身后喊話，“慢慢交，吃力了要發(fā)扁桃腺咧！”我就只得乖乖地縮回來。小時候，我也確實不爭氣，經(jīng)常扁桃腺發(fā)炎，記得每隔兩、三個星期就要發(fā)燒一次，姆媽就得帶我去看病，這也是姆媽“籠養(yǎng)”我的主要原因。當時都是看中醫(yī)、上海的兒科名醫(yī)沈仲方，不大看西醫(yī)的。說來慚愧，這輩子我連打羽毛球也不會。我從小學開始，中學、大學，體育課沒有一次及格過。單杠、雙杠、跳馬都不行。反正體育不及格也不會留級，就這么一年年地混過來了。如今強調孩子全面發(fā)展，對經(jīng)常哮喘的孩子，醫(yī)生的處方之一就是堅持游泳，而且要冬泳。我想這是對的，尤其是男孩，只有通過鍛煉變得強壯了，抗病能力強了，才不會像我的小時候，終日可憐巴巴地匍匐在二樓的窗口，看著鄰家的男孩子們在弄堂里打彈子、刮刮片……，汗流浹背。
我這輩子還與海鮮無緣，省卻了許多豪奢大餐之勞。姆媽講，我小的時候幾乎頓頓吃魚，有一次出痧子，反應不大，稍微有點低熱，喂我吃魚時我用手推開了，也許是那天的魚不新鮮、腥味重吧，而姆媽覺得小孩不想吃么也不要勉強，就順我的意愿，慢慢地我就永遠不吃了。我妻子在世時，隨我姆媽，也一味順從我的這個“怪癖”；如今由女兒們照料膳食，就難免被嬌嫃地數(shù)落：“嘴刁唻，難弄唻！”
家庭給我的另一深刻烙印，就是做人要規(guī)矩。雖然爹爹并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我姆媽還不識字，但對孩子的管教是很嚴格的。飯桌禮儀、家里待客、出門訪客，任何行為都有規(guī)則。我小時候大多穿皮鞋的，只有冬天很冷時才穿棉鞋，我姆媽講，“小囡不好穿布鞋，一雙腳樣子穿得一塌糊涂了�！彼龔纳�活細節(jié)上著眼，給小孩的一生創(chuàng)造比較好的條件，所以至今我都能穿尖頭皮鞋。我記得普希金的詩里有一句話，“整個俄羅斯找不到一雙漂亮的腳�！痹谠娙丝磥�，俄羅斯女人的腳太大了，不符合他的審美要求。無論中外，傳統(tǒng)文化還是蠻講究的，不管男人女人，手、腳的樣子蠻講究的。
小時候姆媽關照的許多道理中，我最記得的是兩句，終身牢記的：一，不好撒謊。姆媽講，你做別的事情不要緊，你說謊，我要用尺啪啪地打的。二，人家的東西不好拿。聽話、不做讓父母生氣的事，是我自懂事起的信條。所以，我從小就是循規(guī)蹈矩地做事為人，恪守一生。在傳統(tǒng)家教的熏陶下，我這輩子不可能叱咤風云，但也因之平平安安。
我姆媽雖不識文斷字，但對傳統(tǒng)道德規(guī)矩很講究。至今仍不曾忘卻的一個歷史場景是：姆媽急速交替地挪動著一雙半放的小腳，向弄堂口蹬蹬蹬地奔去，去追趕剛出門的爹爹。那是我家還住在新閘路�？道锏臅r候，我有五、六歲了。那天，因為父親的妹妹、我的小姑媽突然到訪，姆媽覺得夫家來人了，一定要留她吃中午飯、一定要添菜，而爹爹按常規(guī)給我姆媽的小菜錢就不夠了，得緊急申請“新增預算”。舊時家里都是男人管錢，每天的菜金也都是“計劃經(jīng)濟”，但我姆媽對爹爹面上的親戚都很尊重和照應，這關系到爹爹在家族中的面子。四叔、五叔、七叔、大伯伯等親戚到上海來，都住在我家里，姑嫂、妯娌間也是非常親熱。平日里姆媽操持家用總精打細算，但對來往的夫家親戚都出手大度。父親兄弟姐妹十個，親戚來家往往一住多日，一日三餐，如何待客，是為妻是否賢惠的一把標尺，要給夫家來人留下好的口碑，給爹爹撐臉面。所以，這也是我自小從姆媽那潛移默化而知的待人之道，曉得親戚之間應該如何相處，這也是舊式家庭代代傳承的基本道德準則。
我爹爹因祖父母早亡，十三歲即離開寧波老家，轉輾漢口、上海等地當學徒。二十多歲時考取了三友實業(yè)社，我曾問過他：“爹爹你考什么？”“考兩門，毛筆字、算盤。”我爹爹的一手毛筆字和打算盤都是有童子功的；右手執(zhí)毛筆，左手扒拉算盤，左右開弓；左手計算的結果，右手記錄到帳簿上，不僅快得一塌糊涂，還準確無誤，這就是那年頭生意人的基本功。
三友實業(yè)社是一家著名的民族企業(yè)，因為是由三個浙江人懷揣實業(yè)救國理想于1912年合伙創(chuàng)辦的，故名“三友”。其最著名的品牌產(chǎn)品就是三角牌毛巾。三友實業(yè)社的企業(yè)文化當時也是深入人心的，“三毛之父”張樂平曾在三友實業(yè)社做學徒畫廣告；“袖珍小生”顧也魯在三友實業(yè)社當練習生時，參加吼聲劇社，業(yè)余時間去演戲。小時候我家里用的餐具就是三友實業(yè)社的實物廣告，白色瓷碗上印著一行小字：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甜如蜜。
爹爹考入三友實業(yè)社時先是做職員，后來當上了營業(yè)部主任。工作幾年后，熟悉了不少外地客戶，就離開本部做三友實業(yè)社的推銷員（時稱跑街），專跑湖北漢口和安徽來滬采購的客商。干了幾年后，積累了些資金，即和鄒家?guī)讉�兄弟加上三友實業(yè)社的老同事們合資，先后開辦了太平洋織造廠、光大毛織廠和兩爿金國百貨公司，在上海就算是中小資本家。兩爿金國百貨公司開在南京西路、今市體委大樓和金門大酒店間，太平洋織造廠在盧灣斜土路，是生產(chǎn)帆船牌毛巾和床單的，老上海人家也是家喻戶曉的�，F(xiàn)在想起來，自己做生意，真比做朝九晚五的職員要辛苦很多。我記得小時候爹爹一個星期只回家吃一兩頓晚飯而已，大部分時間是在外面的�？赡苁墙�(jīng)濟條件比較好，也可能是生意人的禮儀排場，爹爹出門時穿的紡綢長衫、西裝襯衫，件件熨燙得刮挺，都是母親服侍的。至今我仍記得，爹爹用寧波方言押韻地說道：“若要知曉老婆賢，且看丈夫身上衣�！蹦腥隋謇镥邋荩�他的老婆不會好的；男人出門穿得體面，也是給老婆面子，說明家中太太賢惠。
相夫教子一輩子的我姆媽，生活平平，活動半徑基本圍繞在達德里弄堂的生活圈；她生前得以無數(shù)次念叨的人生亮點，就是一次難忘的京津之旅。那是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6年，鄒家父輩們的生意都做得順風順水，金秋十月，在天津的大伯（我的生父）和五叔、在北京的七叔，三家商議著聯(lián)合邀請我父母去京津地區(qū)游覽。他們通過中國旅行社的安排，乘坐美國四引擎空中霸王機由上海飛北京，這是他們第一次乘飛機，也是畢生唯一的一次。從小骨肉分離、各奔東西、自謀生路的親兄弟，很難得地四家聚在一起，在京津地區(qū)玩了半個月。那個年代、那代人，坐飛機去旅游，絕不是平常人家的平常事；所以，這次不平常的游歷，是姆媽在她的太太圈、姐妹淘里津津樂道的永久話題，也是我們兒孫輩必須永遠洗耳恭聽的家族舊事。姆媽不僅屢屢描述她所見到的故宮、頤和園，還念念不忘吃過了譚家菜，當時北京最高檔的酒席。
小時候的印象中，爹爹終日在外忙生意，姆媽也有自己的太太圈子、常出去搓麻將，能在家里與我全天候親密接觸的就是娘姨阿葉了。記得夏天她每天得給我洗澡，邊洗邊對我講：“弟弟哦，我頂好汰到儂有小囡哦�！狈捶磸蛷偷貒Z叨，她的意思是等我有了孩子，她還要幫我的孩子洗澡。可惜她的這個愿望，因為1949年以后的家境變遷戛然而止了。也許因為沒有玩伴，太寂寞了，出于孩子的天性，有時我就跟娘姨搗蛋。記得有一次洗澡前，她剛幫我脫了衣服，我就光著身子朝外跑，她一雙小腳追不上我，邊跑邊叫“弟弟，弟弟，小雞雞落脫（掉）嘍，小雞雞落脫嘍。”我下意識地停下腳步低頭向下看，被她“叭”一把抓牢，撳回澡盆里。我上學后，每天讀書都得早起，那時爹爹姆媽都還沒起床，所以每天都是阿葉為我準備早飯，然后坐在一邊陪我吃早飯。
阿葉是浙江象山人，天主教徒。我家住新閘路的�？道飼r就來了，然后跟到江寧路的達德里。她來我家時有四十多歲了，只知道她的男人很早死了，又沒有小輩。她在我家二十多年，相處非常融洽，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樣。我們從不把她當傭人看，如果她生病了，我姆媽馬上會為她請醫(yī)生、抓藥。她的至親只有一個弟弟，原是賣柴爿的，把老家象山的柴爿運到上海來賣，當時上海有很多人家還是燒柴的。爹爹覺得他往返滬浙兩地、風里來雨里去地賣柴爿蠻辛苦的，就把他安排到金國百貨公司的職工食堂燒飯。當時兩爿百貨公司就在對門，有十多個員工，需解決膳食。那個食堂，我也去吃過兩頓的，伙食不錯的。所以他跟我家也很熟，幾十年下來，都是老朋友了。
我們把娘姨當作家人，她也一直固守本份，非常守規(guī)矩，把我家當作自己的家，幫著精打細算地過日子，對東家很忠很忠的。這種主仆關系現(xiàn)在很難看到了。1952年我高中畢業(yè)時，正好“三反五反”，我家受到?jīng)_擊，她只好回了象山老家�；厝ズ笳埲舜鷮懥艘环庑艁韴笃桨病Ｎ矣浀眯U清爽，她走的時候，帶走好幾個金戒指，這是她在我家二十來年做工攢下的。舊時做娘姨的都這樣，她們在做工期間，吃穿住用都在東家，沒有什么開銷，積攢下來的微薄收入也不會存銀行，最保值且安全的辦法就是打成金戒指，日后養(yǎng)老。
記得我的生父來上海時，常帶我出去玩，出門坐上黃包車，就會把我抱坐在他的膝蓋上。那時親戚們都說大伯伯最喜歡我，我也有所感覺，但并不知道其間血緣的秘密。
回憶人之初的歲月，沒有兄弟姐妹，沒有朋友玩伴，只有父母長輩和勝似親人的娘姨。雖有錦衣玉食享用，但孤獨寂寥的惆悵，深深地根植于幼小的心靈中，那是一生揮之不去的形影相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