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裝是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的一種服裝，很多著名人物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都常穿著中山裝。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決心“易服”。他當時覺得西裝式樣煩瑣，穿著不便，而且不大符合當時人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實用要求，而我國原來的服裝如短衫褂、長衫等也不能體現(xiàn)大力革新、移風易俗的精神。
　　為此，他廣泛征求意見并展開討論，在此基礎上親自設計，終于創(chuàng)制了具有我國民族特色的中山裝。
　　中山裝兼具中西裝之所長，以廣東便服為基樣，在直領上加一翻領，就好像將西裝內(nèi)襯衣的硬領“移植”過來一樣。如此一來，中山裝的上衣就兼具了西裝上衣、襯衣和硬領的功用，穿起來顯得很硬挺。
　　另外，孫中山將便服或一般西裝的三個暗袋改為四個明袋，如此“雙雙”“對對”，很符合中國傳統(tǒng)美學講究的“對稱”審美觀。同時，又在上下左右四個衣袋上加上軟蓋，并各釘一枚紐扣，這樣既美觀、安全，又可防袋內(nèi)物品遺失。下面的兩個明袋采用能伸縮自如，頗具彈性的“琴袋”式樣，旨在便于放置書本、筆記本等，以體現(xiàn)隨時不忘讀書的美德。
　　中山裝除上衣外，還有中山褲，中山褲前面開縫，一律用暗扣，左右兩側(cè)各置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設一小暗袋，俗稱表袋，也可藏用。這種褲子穿起來方便，褲袋也可放置隨身攜帶的必需品。此外，褲袋的腰部打褶，褲管翻腳也有異于其他服裝。
　　中山裝因為具有美觀、大方、實用、方便等優(yōu)點，既可以使用高級衣料制作，也可以使用一般布料制作；既可以作為禮服，也可以作為日常便服。所以，自出現(xiàn)以來，它就很受廣大群眾的歡迎，舉國崇尚，蔚為風尚。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我國紡織和服裝工業(yè)的發(fā)展，穿中山裝更為風行。1984年元旦開始換裝的“中國八三式警服”，就是取材于中山裝。但是改革開放以后，美輪美奐的歐洲服飾、自由豪放的美國服飾涌人中國，很多中國人因此慢慢脫下了中山裝，套上了牛仔褲等現(xiàn)代服飾。
　　對于經(jīng)歷過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人來說，文化衫曾是他們的集體記憶。就好像是在一夜之間，小青年們都穿上了無領無袖的白色T恤文化衫。
　　文化衫的制作其實很簡單，就是在原來的白T恤上印幾個字，所寫的一般都是當時流行于社會上的口號，不是政治口號，而是反叛式、調(diào)侃式、消解式的各種發(fā)泄型口號。這些口號，又受王朔式的語言影響特別大。比如“別理我，煩著呢”“我是流氓我怕誰”“跟著感覺走”“我吃蘋果你吃皮”等，還有“掙錢真累”“沒錢苦”等，人們紛紛在衣服上書寫著自己的情緒。
　　但是，文化衫印的字也有走正道的時候，比如1991年在南方遭受大洪災時，市場上很快出現(xiàn)了印有“風雨同舟”“伸出你的手”等字樣的文化衫，而且占據(jù)了市場的主流，這也表明了人們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兄弟情結(jié)。
　　現(xiàn)在想來，這種流行的發(fā)生應該也體現(xiàn)了當時中國的一種社會態(tài)度吧，人們接受了外國的一些文化衫的影響，再以中國式的形式將其表現(xiàn)了出來。
　　后來的十余年間，精明的商人發(fā)現(xiàn)了文化衫流行中的巨大廣告價值，開始在文化衫上做文章銷售他們的商品。當時有些流行的文化衫就有相當一部分是純粹的“廣告衫”，如“博士倫”“銀箭”“高樂高”等，他們把自己的牌子印在文化衫上，讓人們穿著，在人們的背上、胸脯上不安分地晃動著。
　　真正能夠稱得上有文化意味的，恐怕只有21世紀初那件印有切·格瓦拉頭像的文化衫了。中國青年將這位出生于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游擊隊領導人“穿”在胸前，無聲表達著對完美的理想主義者的頂禮膜拜。
　　但是，每樣東西都有物極必反的時候，當文化衫完全充斥著商業(yè)味道的時候，人們的抵觸情緒就上來了，以至于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文化衫也終于告別了它的輝煌。
　　袍是上衣下裳連裁的形制，單層的長衣稱衫，內(nèi)夾有絲棉、粗麻毛作絮的稱為袍。袍最早是作為內(nèi)衣穿的。戰(zhàn)國以后，才逐漸成為外服。
　　到清朝時，袍有了長袍、短袍之別。長袍在清初時長僅及踝，但到了甲午、庚子以后長衫則長到能覆蓋足面。清代長袍在穿著時往往要在其上加穿馬褂或罩緊身短馬甲，故有“長袍馬褂”之稱。
　　長袍常取御寒的厚料制作，早期以寬大為主要流行趨勢，寬松的袖口可至一尺有余，后來受西洋服靈便的影響，袍身變得緊窄，袖也只可容臂。
　　從款式上來說，長袍在二三百年問其實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只不過剪裁和線條更趨于簡單明快罷了。民國至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些商人、知識分子穿著長袍，但頭上往往帶著西式禮帽，兩種著裝在中西合璧的風格中更表現(xiàn)出現(xiàn)代風采，又在發(fā)展中體現(xiàn)了時代的過渡性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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