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一點頭》
　　小村里，有一個老頭，駝著背，似乎永遠都不慌不忙的樣子，慢悠悠地、沉穩(wěn)地走著。倘若和他面對面打招呼，或者從背后喊他，他都要先沖你輕輕地一點頭，再微微一笑，才開始和你說話。他的神態(tài)，顯得很有修養(yǎng)，就像是一片大海，隱藏著無限的寶藏。
　　這個老頭，是小村里的大人物。誰家的紅白喜事，都會讓他寫對聯(lián)、做賬房先生什么的。他不抽煙，不喝酒，做事公正，很得大家的信賴。
　　關于他的故事和傳聞，有很多很多，但我不能確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很多年很多年過去了，我依然搞不清真相，但我知道，他確實是個大人物。他還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
　　那一年，我拿著一張紙條，永遠離開了我的小學。
　　那是一張油印的“小學肄業(yè)證”。
　　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了顛沛流離的人生之路。有的時候，我跟著大伯父去幾十里外的小鎮(zhèn)或者縣城去炸麻花；有的時候，就跟著父親下地干活。但大多數(shù)時間，我都在地里春種夏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犁地、耙地、搖耬播種等技術性較高的農(nóng)活我干不了，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兒，如除草、打藥、敲土塊、施肥什么的。
　　雨天，夜晚，農(nóng)閑的時間，我就抱著文學書，津津有味地“啃”著。
　　偶爾，信筆涂鴉。
　　我一直在做文學夢，就像小學六年級在《我的理想》作文中所寫的那樣：我夢想著將來做一名作家。
　　有一天，我去鎮(zhèn)上的高中玩耍，見到了一個熟悉的朋友。他對我說：“武林，你不是喜歡寫文章嗎，我給你介紹個老師吧，他是我的老師，叫王永祿，可厲害啦！”
　　我難為情地說：“不不不，我不想認識王老師�！�
　　他哈哈大笑說：“你呀，怎么還臉紅，像個小姑娘似的。別怕，王老師可好啦，走！”
　　他推推搡搡就把我拉到了王永祿老師的房間。
　　第一次看見王老師，我印象很深。他眼睛不大，但是目光很銳利。他輕輕地一點頭，和藹、慈祥。他穿著毛料的中山裝，很出眾，乍一看像個很大的官兒。尤其是他的頭發(fā)，雖然花白，但直挺挺的，很像是電影里國民黨將軍的大蓋帽勒出來的。
　　朋友向王老師介紹了我的情況：家貧，愛讀書，喜歡寫文章，想當作家。
　　王老師始終微笑著，一言不發(fā)。等朋友介紹完了，他才笑瞇瞇地說：“好好好，把你的作品拿來我看看。這樣，以后你有空就來我這里學習吧。”
　　我囁嚅著，心里歡喜，但不敢答應，因為我怕父親不同意。
　　父親和爺爺正憋著勁兒。
　　我在學校里不算好學生，讀課外書是出了名的。班主任和我的父親溝通過，父親囑咐老師：“他要是再看閑書的話，該揍就揍。”回頭又威脅我爺爺說：“你孫子如果再不好好學習的話，學校怕是不要他了。”
　　爺爺很生氣，發(fā)火道：“學校不要，我要！”
　　當我拿著肄業(yè)證回家的時候，父親幸災樂禍地說：“爹，學校這一下不要你孫子了，你管他吧！”
　　爺爺氣哼哼的，但不那么理直氣壯了。他哆嗦著說：“廢話，這是我孫子，我能不管嗎？”
　　朋友介紹完我的情況，王老師沉吟了一下說：“好，我和你家里人談談！”
　　沒過幾天，一個黃昏，王老師真來我家了。爺爺和父親都在。王老師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講了很多。他說話很斯文，卻有一種不能拒絕的力量。不知道爺爺和父親心里是怎么想的，反正他們最終是同意了。
　　從此，我就經(jīng)常去王老師的辦公室了。
　　王老師送我本子，也送我書。本子是方格的作文本，他嚴格要求我把文章的每個字都寫在方格里，尤其注意要把整個文章放入結(jié)構的“方格”里。
　　記得有一次，我在露天影院看了一部黑白的戰(zhàn)爭影片，覺得很有趣。我滔滔不絕地講給王老師聽，東講一點，西講一點，一邊講，自己一邊哈哈大笑，笑得上氣不接下氣。他也笑，但那是微笑。
　　當我講完后，他輕輕地問了一句：“講完了嗎？”
　　我說：“完了！”
　　他笑瞇瞇地說：“你講的什么，我一句也沒聽明白。你講故事，是講給別人聽的，如果不慢慢地說，一字一字吐清楚，把前因后果說明白，別人怎么能懂呢？況且別人沒樂，自己先樂得不行，這可不好！”
　　我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真正意識到結(jié)構、條理的重要性，學會了如何明白地把故事講給別人聽。
　　那個時候，我喜歡寫詩，一首一首的，熱情似火，靈感源源不斷。盡管詩的內(nèi)容很幼稚，但是充滿了熱情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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