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憶》正文賞讀
　　我的父親吳德峰曾是“中共特務三大亨”之一
　　文/吳持生
　　吳德峰，中共早期革命家，湖北保康人，1922年參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9月任中共武漢地區(qū)委員會委員兼軍委書記。吳德峰長期從事和領(lǐng)導黨的地下工作，是“隱秘戰(zhàn)線的卓越領(lǐng)導人”（王震語）。他曾是大革命時期武漢國民政府的公安局長。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武漢發(fā)現(xiàn)的國民黨刊物上，曾這樣描述他——“中共特務三大亨，猶若孺子是康生，喜怒無常李克農(nóng)，老奸巨猾吳德峰”。他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中央政治保衛(wèi)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省保衛(wèi)局局長、紅六軍團和紅二方面軍保衛(wèi)局局長等重要職務。1937年到西安發(fā)展和領(lǐng)導黨的地下工作。1946年任北平軍調(diào)處執(zhí)行部秘書、武漢執(zhí)行組顧問，后歷任晉察冀中央局敵工部部長兼阜平縣委書記(糾偏)、鄭州市委書記。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吳德峰出任新生的武漢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長。后歷任國務院政法辦副主任，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政法學會會長、黨組書記。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父親多年從事秘密情報、交通等特殊性工作，他的事跡鮮為人知，甚至在黨內(nèi)除一些老同志外，真正了解他的人也不多。但他老人家在我們兒女的心目中始終是受崇敬的嚴師、慈父。他有堅定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信念；對黨、對革命事業(yè)有執(zhí)著、無私奉獻的精神；他對敵人、對艱難險阻和對突發(fā)事件，有隨機應變、臨危不懼、機智多謀、堅韌不拔的能力；他博聞強識、思維敏捷，長于邏輯推理、分析預測，更有優(yōu)秀的組織能力。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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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被敵人稱為
　　“中共特務三大亨”之一
　　1949年5月14日，父親受命任中央直轄市武漢市市長。那時，武漢剛解放，城市千瘡百孔，百廢待興，正常秩序尚未恢復，城市建設(shè)、糧食、防汛、災民救濟安置、特務的破壞、暗殺等問題一件件接踵而來，特務曾幾次在新生花園等處預謀暗殺父親，但均未得逞。
　　足智多謀、臨危不懼、愛憎分明、堅韌不拔是父親工作的風格和特點。那是1947年，武漢的國民黨刊物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共內(nèi)幕”的文章，稱父親為“中共特務三大亨”之一的“老奸巨猾的吳德峰”。敵人的怨恨和謾罵，反映了父親令其喪膽的一面。實際上，他并沒有什么神秘之術(shù)。正如他自己所說：“忠誠則膽大，認真則心細，知己知彼則戰(zhàn)無不勝。”
　　父親在長期的地下工作中留下的傳奇故事正是這一“神秘之術(shù)”的體現(xiàn)。
　　1938年父親在西安做情報工作時，曾拜訪一名國民黨上層人物，并趁其打針之際，偷看他桌上放的一份重要情報并牢記下來，然后電報傳至延安，后來與得到的原件比對，連標點符號都不差�！拔幕�大革命”中，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講法院獨立審判的問題是反黨、反毛主席的，他告訴造反派這不是他講的，是毛主席講的，告訴造反派是毛選哪種版本第幾頁、第幾段、第幾行，并把原文全背了下來，并告訴造反派這本書現(xiàn)在在女兒持生手中。造反派找我要書一查，果然講得絲毫不差，不得不佩服地說：這“老家伙”的記性真好。
　　還有一次，他同羅表叔（為地下工作需要，稱羅青長為表叔）出外辦事，手提箱內(nèi)放著一份秘密文件。正走著，突然發(fā)現(xiàn)前面國民黨設(shè)了搜查行人的關(guān)卡。父親暗示羅表叔一起進了路邊的書店，借購書付錢之際將文件夾在新買的字帖中。父親交店員包好后卷在手中，讓表叔提著箱子先走，他隨后大搖大擺地向卡子走過去。輪到搜查他時，他很自然地將雙手舉起，書也隨著舉上去，搜完后走了兩三步后慢慢將手放下來，好像突然想起手中的書，又慢慢轉(zhuǎn)身，原地不動地將書出示給搜查的敵人看，并示意地問：“先生這書……”話還沒講完，對方就不耐煩地擺了擺手讓他走了。
　　1930年秋冬，中央交通局受命負責完成中央領(lǐng)導機關(guān)由上海搬家到中央蘇區(qū)的任務。父親親自去過一趟蘇區(qū)，順便到鄂東特委書記胡梓處取回一批巨額（十斤左右）黃金回上海。這項工作要求很嚴格，必須有一整套完備的手續(xù)，帶回的黃金數(shù)量與賬單必須相符，不能缺斤少兩。在提取黃金時，只找到一個沒有秤砣的秤，這給計量工作帶來了困難。父親靈機一動，用四塊銀圓（袁大頭）做秤砣，按當時銀圓制造局規(guī)定的一塊銀圓重量為七錢二分，按此計算稱出黃金重量。然后找人特制了一個子彈袋，將黃金裝進去縫死背在身上，外罩長袍，在另外兩名交通員的配合護送下，日夜兼程順利趕回上海。父親回到上海后，將黃金交給中央經(jīng)費管理部門驗收，發(fā)現(xiàn)數(shù)量對不上。管理部門的負責同志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非常相信父親，說：“德峰同志向來心細，不會錯的，你們再找德峰同志核對一下看問題出在哪里。”父親仔細回想，黃金從鄂東到上海，始終未離過身，子彈袋縫得很死也不可能掉出來，想來想去，問題可能出在做秤砣的四塊銀圓上，造幣廠可能為了克扣銀兩，銀圓分量不足。結(jié)果把帶回的四塊銀圓拿去核對，果然如此，按四塊銀圓核對黃金數(shù)量無誤。經(jīng)手的同志無不稱贊父親知識淵博、膽大心細、做事嚴謹，對黨的事業(yè)一絲不茍、忠貞不貳，同時也佩服周恩來對干部的信任、了解。
　　1928年，父母從開封撤回上海后，以河南商賈身份租房住機關(guān)。房東太太見父母人口簡單、有紳士氣派，非常歡迎，誰知家具一到馬上翻臉，說什么也不讓進門，說要住房必須得找三家鋪保。一問才知道，這套家具和前面的房客家具一模一樣，前面的房客沒住幾天就被以共產(chǎn)黨罪名抓走，家具現(xiàn)在還堆在一間客房中。父親一聽不動聲色地解釋，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就近隨便臨時購買了一套家具，并答應立即找三個鋪保，房東太太這才答應他住下。事后父親馬上把這一情況報告中央，并下發(fā)通知，今后住機關(guān)購買家具、用品必須注意避免千篇一律買便宜貨，防止暴露身份……
　　《揭秘》正文賞讀
　　梅光迪與胡適：從諍友到對手
　　很多人知道梅光迪的大名，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那時，他在東南大學和胡先骕、吳宓諸位教授辦了一份雜志《學衡》，與胡適積極推行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唱對臺戲。論戰(zhàn)的結(jié)果自然無損于新文化與新文學前行的腳步，《學衡》一幫人從此落下了文化“保守主義”的詬名。而事實上，《學衡》主將梅光迪與新文化主將胡適是有一段曲折的交往歷程的。
　　亦師亦友
　　梅光迪，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弋江西梅鄉(xiāng)西梅村。字迪生，又字覲莊。梅氏為宣城望族，宋代出了著名文學家梅堯臣，清代出了數(shù)學家梅文鼎。其祖上數(shù)代務農(nóng)，至其父梅藻一輩始親詩書，膝下有三子，梅光迪為長子。十二歲前，梅光迪在家鄉(xiāng)受教于父親梅藻，讀完四書五經(jīng)。據(jù)說梅光迪天資聰慧，能夠過目成誦，精于制藝文字，十一歲考中秀才，被鄉(xiāng)人視為神童。家族的榮耀、舊學的深厚以及成名之早對梅光迪思想與性格的形成自然有很大關(guān)系。繼承了徽州人闖蕩天下的傳統(tǒng)，梅光迪年紀輕輕就出門求學，先后在安徽高等學堂、上海復旦公學學習。
　　1909年秋天，胡適在上�？赐�宗友胡紹庭，而梅光迪與胡紹庭同舍而居，因得相識。1910年仲夏，胡適和友人北上應游美之試，梅光迪也去北京，參加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學習考試。兩人恰巧乘坐同一條船，彼此相見，真是驚喜過望。這段本來枯燥漫長的旅行，卻因為兩個年輕人的邂逅而充滿愉快的氣氛。兩人促膝長談，徹夜不眠，暢談鄉(xiāng)情、理想、抱負，越談越投機，真正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到了北京，胡適多次看望梅光迪，梅光迪逾時不見胡適則心情郁悶。這為他們以后的交往打下深厚的感情基礎(chǔ)。
　　胡適赴美留學臨行前，讓梅光迪“一言相贈”，梅光迪不僅在贈言中表達了對時局之憂患、報國之心切的情感，并勉勵胡適努力學習，施展抱負，“無負于吾國人之責望”。在隔洋相念的日子里，兩人書信往來不斷，相互勉勵，交流思想情感。胡適初到美國，是在康乃爾大學農(nóng)學院學習，但是興趣廣泛的胡適對人文的學習與研究依然濃厚，這和本來就致力人文學習與研究的梅光迪有了許多共同語言與話題。
　　1911年8月15日，胡適從北京清華學堂榜上知道了梅光迪來美學習的消息，在日記里用“狂喜不已”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不過，梅光迪去了威斯康辛大學，兩人平時難以相見，只有書信頻傳。
　　胡適樂意和梅光迪交往，除了同鄉(xiāng)之誼之外，更多的是兩人在文化領(lǐng)域的興趣與思考有共同語言。梅光迪舊學功底深厚，勤于思考，時有見地，并直言不諱，使人真誠有益。有一段時間，胡適甚至要到梅光迪所在的大學讀書，因遭到梅光迪的斷然反對而放棄。而梅光迪敬佩胡適的才氣與活力。總之，彼此之間，傾心相對，亦師亦友，堪稱佳話。怪不得梅光迪不無自得地給胡適寫信說：“得師固難，得友亦難。迪竊嘗思之，吾人擇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際又能契合無間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強同者，正可藉以他山之助，以長補短，彼此借鏡耳�！�
　　在胡適成長過程中，梅光迪的“他山之助”至少可以從幾個方面看出來。
　　其一是鼓勵胡適棄農(nóng)從文。胡適去美學農(nóng)，梅光迪覺得不合適，不過他沒有多說什么，只鼓勵胡適不要放棄人文的學習。后來，在是否真正改換專業(yè)的問題上，胡適依然主意不定，就寫信與梅光迪商討，他連同自己的日記一同寄給了梅光迪。梅光迪立即表態(tài)，極其贊成，他說胡適“本非老農(nóng)，實稼軒、同甫之流”，選擇專業(yè)應該“就其性之所近而為之”。這終于使胡適做下了一生早就應該做的最重要的選擇。不僅如此，梅光迪還鼓勵與規(guī)劃了胡適文科學習的發(fā)展方向：“淹灌中西文章，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則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誰？”讀到這樣的文字，胡適真的沿著這樣的道路前行了，而且走得比梅光迪想象得遠得多。
　　其次，梅光迪促進了胡適開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考與研究。在胡適從事文學革命思考與嘗試之前，這是胡適專業(yè)學習的主要領(lǐng)域。而梅光迪已經(jīng)確立了自己的專業(yè)方向與文化理想，對于國學的探討成為一段時間兩人頻繁通信的主要內(nèi)容。有時洋洋灑灑，動輒千言，用心用力，豐富而深入。
　　不過，在文化立場與方法上，梅光迪整理國學的思想與方法是學貫中西，去除“謬說”，回到原典；而胡適認為“凡一種學問必須見諸世用，始不得謂之空談”，一個回到“本源”，一個追求“致用”，雙方已經(jīng)出現(xiàn)分歧。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兩人的感情交流與思想對話。1916年1月幾個同學同游時，胡適還寫下這樣的詩句：“種花喜種梅，初不以其傲，欲其蘊積久，晚發(fā)絕眾妙�！卑岛�了對梅光迪的欣賞與激勵。
　　漸行漸遠
　　1913年9月，胡適轉(zhuǎn)康乃爾大學文學院，梅光迪在芝加哥西北大學。兩人依然書信不斷，傾談國事、家事、身邊事，親密無間。其間，梅光迪的心境并不好，除了痛失親人，經(jīng)濟拮據(jù)，在人事處理和學業(yè)操作上依然沒有理出很好的頭緒。他的收獲之一，是結(jié)識了后來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擔任文理科主任的劉伯明。而胡適則依然活躍而忙碌，他辦《科學》雜志，到處演講、調(diào)研，風頭正健。
　　1914年7月18日，諸友成立“讀書會”，約定每周讀英文文學書一部，周末聚論，人數(shù)不多，梅光迪也在列。這段時間，胡適寫詩的興致越發(fā)濃厚，且開始有自己獨特的寫作感受，這為善于在生活中發(fā)現(xiàn)問題的胡適后來致力文學革命埋下了伏筆。
　　1915年，“文學科學研究部”成立，胡適的研究論題是：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在研究過程中，胡適認為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文學也應該改革。討論中，梅光迪一開始就持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這給胡適留下了“最守舊”的印象。不過，胡適并不灰心，他四下游說，積極鼓動，認為文學革命的時機已經(jīng)來臨，同學們不容坐視，希望梅光迪等同學立志“文學革命”并積極投身其中，遺憾的是當時并沒有獲得同學們的廣泛理解與支持，這反而激發(fā)了胡適獨自挑戰(zhàn)的志氣與勇氣。
　　經(jīng)過討論，胡適決定從詩歌革命入手解決文學革命的問題。他首先提出的觀念是：“作詩如作文�！睂Υ�，梅光迪不以為然，并斷言“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以來已分道而馳”。
　　在胡適1917年歸國前的這段時間，梅光迪和胡適就詩歌改革問題進行了尖銳而激烈的爭論，也顯示出雙方在文化觀念與文學觀念上的深刻分歧。
　　總體上，梅光迪雖也認為“文學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但是，他始終堅持詩歌白話化絕不可行。他認為文化清理工作已經(jīng)夠亂了，激進的做法只會有害無益。他希望胡適致力于思想與學問之研究，不必搞什么詩歌改革，瞎折騰。執(zhí)著而耐心的胡適一面依然致信梅光迪，繼續(xù)做說服工作，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俗話文學是中國的正統(tǒng)文學”，應該用白話替代古文。胡適顯然已經(jīng)開始從“歷史”的考察中為自己的主張尋求依據(jù)。
　　1916年7月8日，同學相聚交游，引發(fā)一場筆戰(zhàn)。在任叔永與胡適寫詩、論詩的過程中，梅光迪站在了頗為不服的任叔永一邊。他認為胡適的想法與做法“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于藝術(shù)上是降格以求，于文化上是“以暴易暴”。而胡適似乎堅持，既然改革是大家都認同的，那么不去嘗試與實施，只限于紙上談兵、高談闊論是不行的。胡適為了說服他，還寫了一首很長的打油詩送給梅光迪。這一次，梅光迪帶有嘲諷的語氣回敬他：“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毫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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