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2015年修訂版）》：
　　我的家原本貧窮。父親張如德，12歲時就給富人家攬工、放羊。那時，童工放羊，東家只管一頓中午飯，不給工錢。雖然自己家連糠窩窩也不夠吃，常常是糠菜糊口，但為了掙幾個工錢補(bǔ)貼家里，他不吃雇主家的飯。父親常對我說：“我放羊時帶著雇主家的狗，從雇主家?guī)б粋�給狗吃的窩窩，從自己家?guī)�幾塊小山芋蛋（土豆）。到了中午就把小山芋和窩窩分成兩份，與狗分著吃�！备赣H八九歲時曾念了兩年的冬學(xué)，時間很短，一期冬學(xué)也就三個月。但因他好學(xué)，加上人也聰明，以后又自學(xué)，所以粗通文字，能記賬、打算盤、寫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個有“文化”的人。
　　我的祖父兄弟兩人，祖父是老二。大爺爺沒有兒子，一年夏季，他趕著毛驢從幾十里外的高家堡往家里馱煤，途中遇到大雨，山洪暴發(fā)，連人帶驢都被洪水沖走，連尸首都未找到。大爺爺死后，我伯父過繼給他家當(dāng)兒子，兩家就把土地合到一起種了。由于父親和伯父都是強(qiáng)勞力，又吃苦能干，莊稼種得好，家境逐漸好了起來。他們在桃柳溝的村西頭，選擇了一塊有泉水的向陽避風(fēng)的坡地，自己挖土運(yùn)石，建起了一排三孔石窯，但是日子過得還是很艱難。
　　光緒末年，陜北遭大旱，餓死了許多人，鄉(xiāng)下很多人賣地外出逃荒。在離桃柳溝村五里遠(yuǎn)的楊家崖，有一姓楊的農(nóng)戶，家里人少地多種不過來，又遇旱災(zāi)，無人租買。清朝末年，每塊地春天要交銀子，秋天要納糧，官府田賦重。在靠桃柳溝村邊，楊家有一塊河灘地，因交不起田賦，地又荒著，提出誰能承擔(dān)這塊地的田賦，就把這塊地轉(zhuǎn)讓給誰。我的祖父和楊家訂立了承擔(dān)田賦轉(zhuǎn)讓土地的契約。
　　這塊地，山上是沙荒地，河溝是亂石灘，父親和伯父哥倆在山上種苜蓿，把石灘地改成水澆地，硬是把這塊地經(jīng)營好了。到了民國初年，陜西省政府放種鴉片，誰家不種，還要交“白地捐”。張家就在這塊地上種了鴉片，賣了不少錢，從此家境逐漸地富裕起來，開始買地典地。
　　有了錢后，家里在原來的三孔石窯旁邊又建起了三孔石窯。張家一字排開的六孔石窯，在這個小山村里顯得格外氣派。接著，他們在窯洞東西兩面用土石圍成墻院，南面筑起大門和棚圈，門外還依靠山體用方石和黃泥垂直砌起石壁墻體，在墻體里填土平地，門前出現(xiàn)了一塊寬敞的場院。
　　民國初年，陜西省政府放種鴉片時，每畝地要收二三十元錢的地畝稅（煙稅）。土豪劣紳勾結(jié)貪官污吏趁機(jī)敲詐勒索，在還沒有收割鴉片時，豪紳就去丈量土地，只要花點(diǎn)錢賄賂，就能少量幾分地，不給錢的就會多記幾分地。
　　父親是一個性情很耿直的人。豪紳丈量到我家土地時，父親沒給他們錢。豪紳借故不量地，還向官府告我父親，說他不交地畝稅。葭縣縣長柯國藩派親信石溫山來收稅款，聽了當(dāng)?shù)亓蛹澟Ｆ鹩赖恼_告，把我父親抓到縣里又打又罰款，幾乎傾家蕩產(chǎn)。父親不服，請來高家堡遠(yuǎn)房親戚張振銘一起去榆林，向榆林鎮(zhèn)守使井岳秀告葭縣縣長，呈文是“為違法苛法暴虐黎民事”。井岳秀派人核查案情，當(dāng)?shù)弥�他任用的收稅官下鄉(xiāng)收稅，背著他竟敢克扣稅款，還從農(nóng)民那里撈取那么多好處費(fèi)，大為惱火，一怒之下撤了葭縣縣長柯國藩。父親僥幸打贏了這場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幾乎破產(chǎn)。在舊社會，一個農(nóng)民告倒一個縣長，在那一帶算是有了名氣。
　　1926年冬，父親和大伯分了家，土地財產(chǎn)分成兩份。大伯家有四個兒子和媳婦都能勞動，土地全由自家耕種。父親分得幾百畝地（當(dāng)時值幾百塊錢），就他一個勞力，地種不過來，只好雇工。家里雇了一兩個長工，夏天鋤地時還雇短工，以后又出租了一部分土地，這樣就成了小地主。父親有了錢就買地，那時買地，一畝好地也就一塊銀圓，不好的地只值幾毛錢。
　　父親持家非常節(jié)儉，省吃儉用，用積累的錢買地或放債吃利息。他常常對我說：“千兩容易百兩難。
　　”意思是說積累一點(diǎn)是不容易的。父親去高家堡賣糧，總是從家里帶上窩窩頭，離城約五里路時，邊走邊吃，在水井邊喝口涼水，就算午飯了。賣完糧趕快買上煤炭返回家，回到家已經(jīng)是半夜了，他在城里連用一個銅板買個燒餅都舍不得。那時，農(nóng)民到城里賣糧很遭罪，零賣一斗、二斗，還要給人家送到家，如果遇到當(dāng)兵的或小官吏還被抓去當(dāng)差。
　　父親又是一位淳樸、忠厚，深明大義的人。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許多革命知識分子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父親對我說：民國十六年殺了那么多的學(xué)生，你可不敢參加革命。那時我還是一個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學(xué)生，我向父親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將來 “平均地權(quán)”的道理。父親小時的貧困生活和以后艱苦經(jīng)營的經(jīng)歷，使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滿貧富不均，又有封建的發(fā)家致富思想。他既對社會不滿，又害怕兒子鬧革命被殺。父親對我說：“你只管念書，世上的事鐵刮子也刮不平。鬧革命是孫中山他們干的事，咱們不圖大事。”我加入共產(chǎn)黨后，當(dāng)然沒有告訴他，只是向他講一些蘇聯(lián)革命后工人、農(nóng)民不受壓迫的情況，和南方朱、毛紅軍的事。他知道了一些革命的事情，逐漸產(chǎn)生了同情革命的思想。
　　1930年初，我因參加革命受反動當(dāng)局通緝和逮捕，父親冒死相救。我離開家后，家鄉(xiāng)開展游擊戰(zhàn)爭，他擁護(hù)支援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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