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竹生院士傳記》：
　　1．生命之初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九一八，九一八， 這首創(chuàng)作于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的歌曲《松花江上》，飽含血淚和悲憤，唱出了當(dāng)時中國東北普通百姓的心聲。當(dāng)時的東北，狼煙四起，日寇橫行。1931年9月18日，中國東北地區(qū)淪陷，日本關(guān)東軍出兵，先后侵占了中國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利用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中國東北炮制傀儡政權(quán)，成立了偽滿洲國，妄圖在中國領(lǐng)土上構(gòu)建所謂的“王道樂土”。盡管日本一再宣傳其所謂的大東亞共榮理論，但在普通中國老百姓心里，這只不過是他們的欺世謊言。中華民族的理念，深深根植在老百姓的心里。
　　這首感人肺腑的歌曲，唱出了中華兒女悲愴的心聲。這其中，就包括平凡的哈爾濱市民劉廷珍。
　　作為家中長子，劉廷珍最初和父母住在遼寧省海城縣蘆屯站，一家人靠種地為生。8歲那年，父親過世，母親忍住悲痛，獨自拉扯大三個兒子。窮人的孩子早當(dāng)家。在大多數(shù)同齡人無憂無慮之時，劉廷珍已擔(dān)當(dāng)起家庭的部分責(zé)任，每日扛著鋤頭在田間揮灑汗水，收工后，幫助母親照看兩個年幼的弟弟。
　　9歲多的時候，劉廷珍曾有過短暫的讀書生涯。
　　他深知家中境況的窘迫，讀書時，特別認(rèn)真，成為了“文化人”，但家中的生活卻更加拮據(jù)，一家人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媽媽一頓飯只吃很少一點兒，盡量把飯勻給三個正長身體的孩子，一家四口勉強(qiáng)度日。
　　兩年后，一家人甚至到了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地步。劉廷珍不得已輟學(xué)，并四處掙錢貼補(bǔ)家用。放過牛，打過零工，當(dāng)過藥鋪小伙計，劉廷珍珍惜每一次掙錢的機(jī)會。尤其在藥鋪，他打掃庭院，收拾鋪子，包下了所有的粗活兒、累活兒，深得老板歡心。日子久了，耳濡目染，有些簡單的病癥應(yīng)該怎么治療，劉廷珍也能略知一二。
　　有一天，劉廷珍從藥鋪回家，剛一進(jìn)門，看到母親正興奮地跟一位大伯說話�？吹酵⒄�，母親高興地招了招手：“快過來，你大伯說中東鐵路中央電話局現(xiàn)在正招人，你大伯正好在那兒做事，你想去不？”“想去，當(dāng)然想去！”劉廷珍毫不遲疑地連聲說。
　　在大伯的介紹下，劉廷珍進(jìn)入電話局工作，專職負(fù)責(zé)電話轉(zhuǎn)接。對劉廷珍而言，這真是一個好差事，電話局不僅是正兒八經(jīng)的大單位，而且——多神奇啊，通過一根小小的電線，就能和遠(yuǎn)距離的人說話，兩邊的人還能聽得很清楚。第一次，劉廷珍對科學(xué)技術(shù)有了深刻的感性認(rèn)識。
　　因為干活踏實、勤快好學(xué)，劉廷珍深受大伯的喜愛。不久，大伯便把自己的寶貝女兒許配給了他。招工招成了佳婿，這也成為當(dāng)時的一段佳話。在哈爾濱郊區(qū)的一座小平房里，二十幾歲的劉廷珍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隨著家庭的組建而帶來的人間溫情，多少減輕了劉廷珍心頭的憤懣。雖然此時的東北大地滿目瘡痍，雖然內(nèi)心依然充滿著對日寇的憤恨，但劉廷珍也感受到了肩頭的責(zé)任。照顧好妻子和親人，在亂世中踏踏實實地活著，一切都會有希望…… 妻子劉金氏是一位溫柔嫻靜的女子，話語不多，但勤勞文靜。動蕩的時局之下，兩個新婚的年輕人相互體貼、彼此照顧，支撐起共同的家庭。
　　1935年，兩人的第一個孩子降生，是個女孩，劉廷珍欣喜萬分，對孩子萬分喜愛，給她取名劉梅生。
　　四年后，1939年11月17日，天空灰蒙蒙的，凜冽的寒風(fēng)陣陣襲來，烏云籠罩著哈爾濱市，大地裹著厚厚的積雪，街上行人稀稀落落，身穿制服、腳踩皮靴、身背槍支的日本兵在馬路上走來走去。下午4點，天空就像傍晚一樣昏暗。
　　在哈爾濱道里區(qū)安化街內(nèi)18號宅子里，一聲嬰兒的啼哭劃破寂靜，劉金氏誕下一名男嬰。亂世之中喜得麟兒，劉廷珍欣喜若狂。抱著襁褓中軟軟的嬰孩，他思慮再三：這是家中的長子，該取個什么名字好呢？“文化人”劉廷珍想想此時的國與家，想想孩子的未來，決定為孩子取名：竹生。
　　竹子，在中國人眼中是堅毅與氣節(jié)的象征。與梅、蘭、菊一起，竹被認(rèn)定為四君子之一，象征著自強(qiáng)不息、清華其外、淡泊其中等品格。雖然國事艱難，但劉廷珍覺得，這個孩子的一生，應(yīng)該像竹子一樣挺拔、堅強(qiáng)、有毅力、有氣節(jié)。
　　劉竹生的誕生，為這個貧苦的家庭帶來了欣喜和希望，而“竹生”這個寓意頗深的名字，則寄托了父親沉沉的期望：做一個不慕榮華的人，做一個正直有節(jié)、勇于擔(dān)當(dāng)?shù)娜�，做一個講道義、辨是非的人。
　　2．抗戰(zhàn)勝利 劉家居住的地方在哈爾濱市道里區(qū)的偏臉子。這里原是一片沼澤地，蘆葦叢生、野鴨成群、狐獾出沒、蚊蠅孳生。20世紀(jì)20年代起，俄國人在這里建立了“納哈羅夫卡村”。村子里，一些破舊的房屋雜亂地建在高地上，地面坑洼不平，被當(dāng)?shù)厝朔Q為“偏臉子”。當(dāng)時的哈爾濱道里區(qū)流傳著這樣一個關(guān)于地名的民謠： 火車頭，嗚嗚叫，吭哧吭哧進(jìn)地包。
　　地包里，路向西，過街就是難民里。
　　難民里，朝西行，眼見莫斯科大兵營。
　　石板道，大兵營，往北那是紙園町。
　　紙園町，畫紙上，路邊有家打牛房。
　　打牛房，奔道里，坑坑洼洼偏臉子。
　　盡管住在偏僻荒涼之地，居住條件有限，但劉竹生的童年時代卻是豐富多彩的。
　　從三四歲開始，劉竹生就常常跟隨在母親和姐姐的后邊跑，她們?nèi)ツ睦�，他就跟著去哪里。在他之后，家里又有了四個弟弟妹妹。一家八口，擠在一間又小、又破的房子里。在外人看來，房小屋窄太過寒酸，但在幼小的劉竹生眼里，房子的新舊、大小，他并不關(guān)心，只要自己和家人能在一起便是快樂的。春去夏來，秋去冬來，在結(jié)滿了冰的小水溝里玩滑雪，工具是簡單、自制的，但快樂卻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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