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3年6月。我生于憂患。

我出生之前，1931年“九·一八”日本軍隊突襲沈陽北大營，隨后占領東三��；1932年“一·二八”日本軍隊向上海發(fā)起進攻，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被炸毀；1933年1月，山海關落入日軍之手；同年5月，日軍沿長城攻陷中國軍隊陣地，占據(jù)了密云、懷柔，威脅北平，即將長驅(qū)直入，在華北大地上耀武揚威。

似乎遙遠的北方近鄰，在北半球擁有最遼闊疆土的蘇聯(lián)，已經(jīng)強制完成了農(nóng)業(yè)集體化，把成百萬的農(nóng)民和許多少數(shù)民族趕出家園，流徙異鄉(xiāng)，對抗者遭到肉體折磨或消滅。共產(chǎn)國際指示德國共產(chǎn)黨以社會民主黨為最危險的敵人，致使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工黨）堂而皇之地通過選舉成為執(zhí)政黨，原先慕尼黑酒吧里的搗亂者要在整個歐洲逞兇了。

1933年上海處于白色恐怖之中。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楊銓（杏佛）遭暗殺，魯迅明知自己也已列入黑名單，還是毅然前往楊杏佛的追悼會，隨身沒有帶家門的鑰匙。他的挽詩留下了“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的句子，使我們知道當時連蒼天也垂淚了。

就在這個多事的1933年6月，蔣介石在南昌的行營召開了南方五省“剿匪軍事會議”，而中央蘇區(qū)的共產(chǎn)黨還正進行激烈的內(nèi)部斗爭，同時在所謂“查田運動”中亂劃階級成分，侵犯中農(nóng)利益，消滅富農(nóng)經(jīng)濟，鬧得農(nóng)村里惶恐不安。

這就是我生逢的亂世。但我呱呱落地時自然一無所知。我，以及像我一樣的小小生靈，在風雨飄搖的國運之中，究竟會有什么樣的個人命運，有多少必然，又有多少偶然，簡直誰也無法逆料。

幾十年后回首往事，才發(fā)現(xiàn)冥冥中似有一種決定人們命運的力量，中國版圖以內(nèi)，以至整個地球上千絲萬縷枝蔓糾葛此起彼落互為消長的各種政治力量，都會直接間接影響到千百萬普通人的離合聚散饑飽窮通，直到生或是死！

我生在北京。這個遼、金、元、明、清五代帝都，在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國后，仍是北洋政府的首都，1928年蔣介石定都南京，“天無二日”，地無兩京，北京改稱北平。我是在古城改名北平期間出生的。但在我四周歲那一年，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本軍隊占領北平，建立偽政權，雖名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卻頒布了“國旗”（紅黃藍白黑五色旗）、“國歌”（《卿云歌》），儼然如偽滿洲國又成一“國”，旋改北平為北京，也是要成為一“國”京都的意思吧。后來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wèi)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了標榜“和平，反共，建國”的偽國民政府，表面上統(tǒng)管了所有淪陷區(qū)，北京云云也就只有故都舊京之義了。

我小學六年全在日本占領下度過。所受的是奴化教育，首先倒不在于增加了日本教官和日語課，而是從歷史教科書里刪去了由甲午戰(zhàn)爭以來日本侵華的記錄，刪去了一切有關辛亥革命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內(nèi)容，刪去了北伐戰(zhàn)爭、國民政府等字樣包括蔣介石的名字。涉及歷史——更不用說涉及抗日和民族解放、涉及對壓迫者的反抗的書刊都遭查禁銷毀。我們淪陷區(qū)的青少年，依靠親友師長私下的教導，社會傳聞，還有劫余書刊字里行間的消息，了解世界形勢、民族歷史和社會現(xiàn)實的一些事象，確認我們是在忍氣吞聲當亡國奴。偷聽《義勇軍進行曲》的唱片，一聲“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老的小的，真是“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啊。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中國也“慘勝”了。此后，我們頭上就總高懸著魯迅尖銳的提問：“做外國人的奴隸不好，做本國人的奴隸就好么？”

一九四五·一九四六

淪陷區(qū)成了所謂收復區(qū)

小時家里有一堆20世紀之初的出版物，不但有民國初年，還有清末光緒年間印行的。早期鉛印只有句讀沒有新式標點，新聞紙已泛黃的；線裝楷書石印密密麻麻的；通俗文言的，半文半白的，小說、時論，都是宣傳維新的……一個王綱解紐的時代，總要冒出多種多樣的聲音。

日本占領的后期，為了加緊控制輿論，也由于戰(zhàn)時紙張嚴重匱乏，北京各家報紙合并成一種對開四版的《華北新報》，所有各種期刊合并成一種用騎馬釘裝訂不套色的《中華周報》。

1945年“八·一五”后，最遲到9月間，在北平（這時北京又敏感地復稱北平了），可以買到平津兩地的許多日報，街上叫賣的報販都喊出花兒來。我記得聽說天津出了一種以魯迅標名的報紙，但沒看到過，好像曇花一現(xiàn)就消失了。

這些如雨后春筍的報刊，背景不明，但總歸打破了萬民緘默的郁悶，基調(diào)是歡呼抗戰(zhàn)的勝利。重慶當局還只派來“先遣人員”，頭號先遣官落地不久，就傳出跟一位年輕風流的京劇坤角名伶的緋聞（那時候叫桃色新聞），我們是從小報的社會新聞版證實的。

接著，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特各路接收大員的后續(xù)隊伍絡繹來到。正是唐詩人張籍所云：“戰(zhàn)后幾人歸故土，惟有官家重做主！”他們在沒收敵偽公產(chǎn)和私產(chǎn)（漢奸的私產(chǎn)叫作逆產(chǎn)）過程中中飽私囊，大撈特撈，人們概括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車子、女子、位子），他們的接收也就被稱為“劫收”。在這前后，還鉆出一批所謂“地下工作者”，有的并沒從事過抗日的地下工作，只是通過一定關系同重慶方面掛上了鉤，得到授權，或者壓根兒就是冒充，一樣的揚長過市，招搖撞騙。

我當時寫了一個小品劇本，題名《流線型》，意即流行人物，題詞“伊人天外飛來，此君地下鉆出”，就是指的這種現(xiàn)象。借用（也許談不上借用，只是在一個低層次上笨拙地摹仿）“故事新編”的手法，寫阿Q冒牌的把戲在咸亨酒店被人戳穿。這是1945年秋，我剛剛進了匯文中學讀初一，見教學主樓安德堂前壁報連片，我一個人辦起一份《五十年代》，請高中國文教師李戲魚題寫了隸書刊名；壁報由四張16開紙拼成，毛筆抄寫，這個小品劇本占了一塊版。其他三版的文字也是我獨家經(jīng)營，因為沒保存下來，內(nèi)容已經(jīng)忘記，總之不是文藝形式，多半是時評、雜感一類。

這份壁報只出了創(chuàng)刊號。因為給《奔流》壁報投稿，那編者是高中的馬宗漢，他約我?guī)退�編文藝版；第二年，�?946開春我又參加了陳秉智、趙嗣良、張乃圣、李新民等組織的自由讀書會，有壁報《自由周刊》，我自己就不再出壁報了。

匯文中學，壁報和壁報后面的課外社團十分活躍，在北平的中學里是突出的。后來甚至被稱為中學里的“民主堡壘”。

匯文和慕貞，育英和貝滿，崇實和崇慈，都是一個男中一個女中相鄰，原都是美國基督教會開辦的私立學校，1941年冬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偽將它們改歸市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恢復原名。

這些學校本來就帶有自由主義色彩。匯文初創(chuàng)于1871年，當時稱匯文學校，是燕京大學的前身。現(xiàn)在一些歷史專題片里，少不了從有限的老電影膠片中翻出的一個鏡頭：五四運動時一支學生游行隊伍打著匯文的橫標。段祺瑞屠殺學生的“三·一八”慘案里，匯文有唐耀昆、謝勘兩同學遇難（唐耀昆是六十年后一度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書記的唐達成的叔父），校園里一直矗著紀念他們的方尖碑，日本占領時期，校方在碑上涂抹了一層灰泥蓋住碑文，才保存了下來。

太平洋戰(zhàn)爭以前的老校長高鳳山又回來了，他是留美學生，教育思想開明，匯文有比較濃厚的民主空氣，跟他的學養(yǎng)作風分不開。我當時完全不懂政治，尤其于政治的組織層面更是不甚了了。我如饑似渴地要讀課外書，讀原先不曾見的新書，參加自由讀書會，卻不知創(chuàng)辦者之一的陳秉智那時已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且還是支部書記。我只把他們看作同樣熱愛文學、同樣關心國事的高年級大同學。他們告誡我要警惕校內(nèi)的國民黨三青團和特務學生，我才多少感覺到事情——或叫斗爭的復雜和嚴重。

戰(zhàn)爭和災難的動蕩年代使人早熟，鍛煉人應付社會生活和獨立活動的能力；變化多端的政局和你死我活的斗爭則使人政治上早熟，使人增長善觀察、知進退、團結(jié)多數(shù)以打擊敵對力量的政治智慧。我那些地下黨的兄長們屬于這一代，當時他們不過十七八歲頂多二十掛零，領導匯文等校的北平地下黨中學學委李營（化名老丁）也不過二十多歲。有人說我也算是早熟，不對，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情緒化的，只是依憑樸素的正義感，作直覺的判斷，跟著我信任的人走，在許多問題上幾乎沒有邏輯的過程。

在國民黨抑或共產(chǎn)黨、蔣介石抑或毛澤東之間作出選擇，對每一個20世紀中期的中國人是多么嚴肅鄭重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而我，這個十二三歲的初中一年級學生，在1945年秋冬在同學中間毫不避諱對毛澤東的好感：“毛澤東的詠雪詞，‘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蔣介石寫得出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