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濤(1642—1707)為中國明清畫壇巨擘,創(chuàng)作風格獨特,深受時人與后世推崇。本書是西方出版的*一本專論石濤的著作,主要聚焦于1697年至1707年間,即石濤身處揚州且留存至今作品數(shù)量較多的晚期階段。
作者綜合運用中國傳統(tǒng)畫史研究、西方的形式分析和圖像學分析,以及因20世紀70年代英美學界“新藝術史”興起而形成的社會詮釋模式,探討石濤的社會、政治、心理、經濟和宗教等五大面向,揭示其繪畫實踐的復雜性。作者以現(xiàn)代性架構來理解石濤的生平與藝術,并以自主性、自我意識與懷疑來界定石濤繪畫的主體性。閱讀此書,或可獲得一種與閱讀其他藝術史著作不同的體驗。
《南山翠屏》這幅畫中,石濤展示了另一種相當不同的野逸。作品描繪真實存在的鄉(xiāng)間產業(yè)。由其尺寸、比例和受損的表面看來,也許原本是裝飾性的屏風,旨在表現(xiàn)徽州歙縣豐樂水南的吳氏家族產業(yè),背景部分還隱約露出黃山山脈。另外還有一個月后完成的一套八開冊頁,這兩件作品都是長期與石濤友善往來的富有徽商家族的一員、二十一歲的吳與橋所訂制。上述石濤為吳與橋所作冊頁,是一套八首詩的詩意圖冊。這八首詩是一個半世紀前來自蘇州的一位訪客,兼具書法家與詩人身份的祝允明(1461—1527)歌詠吳氏家族產業(yè)之作。石濤該冊頁帶有一種豐饒富裕的田園牧歌式情懷,描繪那些遍布徽州的精致而又簡潔的屋宇,以及閑居其中的富人和學者。而這幅掛軸則以恢弘的氣象演繹其中一首詩的意境,并有效地借用發(fā)揮了當時揚州裝飾派畫家使用的精準寫實的自然主義畫法。距離是此處表現(xiàn)的重點,加上驚人的高度,產生巨大的空間感。往后退縮的空間構筑出相當穩(wěn)定的地平面,高聳的山峰則如塔般矗立其上。迷蒙煙霧模糊了山腳和向后延伸的低地,使觀者專注于各種暗示距離、高度和穩(wěn)定的視覺線索上。畫中右前方令人印象深刻的住宅群中,可以看到吳與橋與石濤正在亭臺上談天。吳宅之后的黃山群峰(實際上兩者并不相鄰,從吳宅甚至無法望見黃山),形成護衛(wèi)吳宅的背景“浮青障”。畫家頭戴隱士的黑色蓋頭,與之相對的便是頂著官帽的吳與橋。背景的書、畫和毛筆顯示他的教養(yǎng)和文化。由畫上所題祝允明的詩作,可以將畫中兩人解讀為陶潛(石濤)和伊尹(吳與橋)。陶潛是六朝詩人,而伊尹是被商王招攬,最終成為宰相的隱士。這幅畫的畫眼衍生自吳與橋的號“南高”,石濤以視覺語匯將之詮釋成南方山嶺,由此形成畫中遠方的“翠屏”。
我們也許會注意到,石濤肖像畫中人物的衣著通常都很樸素,這代表一種自外于流行游戲的自覺,但絕不只是石濤如此,至少就畫作目的而言,他所描繪的朋友或贊助者的想法也相同。既然這暗示了一種以道德為基礎的選擇,樸素的裝扮也就隱含了他們是屬于士階層的宣示。因此,就社會層次而言,吳與橋的外貌與畫中的圖像巧思,或是石濤為了解說而加的正式題記,同樣充滿意義。光著頭并穿著樸素的黑領白袍,他看起來不像當?shù)厥考澪娜斯P下穿戴高級絲料及流行帽式的富有年輕人。其裝束流露出的簡單特性,正和禹之鼎1696 年為高官暨著名鑒賞家高士奇所繪制肖像中,高士奇那罩在長褲外、縫著前扣的外套的表現(xiàn)一致。雖然禹之鼎的模特兒是文官,而石濤的模特兒是商人子弟,但兩者的肖像在目的上并無明顯差異。我們可以說,石濤幫他的模特兒創(chuàng)造出“士”的形象,并以此參與重新定義“士”的行為。從吳與橋的肖像到《南山翠屏》這張“別號圖”,只是短短的一步而已。在這一步當中,服裝作為身體的表現(xiàn)框架或表達媒介的功能,轉移到了“山水”;“山水”具有將社會關系表現(xiàn)有如自然內在秩序的驚人潛力?蜃桥c橋的徽州或黃山山水是出自家族世系邏輯運作的結果,但同時,因吳與橋對此山水具擁有權,此山水亦表達他的身份。由服飾轉到山水,“士”的論述依然,但已經以相當不同的士紳理想而非文人理想的方式予以表達。如果這是當時進行的一種“游戲”,那么與之相關的不只是規(guī)則而已。即使對“四民”架構重新詮釋,也并未消除既定正統(tǒng)詮釋的能力,這情形在商人間亦然。雖然 “四民”階級的劃分是古代慣例,但它在早期現(xiàn)代時期的重要性因明朝政府給予法律地位而得到保證;清朝也延續(xù)這種做法,只是程度較輕。就禁奢令、勞役和賦稅責任等法律層面言之(這些僅是少數(shù)例子),“四民”的區(qū)分深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即使程度不如以往。對更無形的社會意識領域來說,“四民”的劃分在早期現(xiàn)代階段擔任著承載焦慮與偏見的角色,并受到正統(tǒng)規(guī)范的強化。對于被視為工商階級的人們,國家尚有那些依循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人們利用“士”的存在,以排拒他們被社會完全接納。就此邏輯而言,早期現(xiàn)代階段對于重新操作“四民”語匯,嘗試將商人活動定義成具有道德上的可能意涵,頂多只能得到部分成功,因為在其使用的語匯中,早已承認“士”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當?shù)赖沦Y本被視為重要議題時,身為道德專家的讀書人注定勝出;然而傳統(tǒng)上被視作“士”的士紳、學官和文人也有其焦慮,因為他們逐漸涉入商業(yè)活動。他們擔心落到工匠或商人的地位,也懷念起已然失去的生活方式。社會伴隨“四民”劃分所出現(xiàn)的各種焦慮,說明了石濤在畫中召喚的士紳理想,也可以提供其主顧一種否認命定角色(工匠、勞工、商人或企業(yè)家)與自覺應該成為的角色(“純”士紳)之間鴻溝的方法。
因此,我們可以兩種相反方式解讀《南山翠屏》:從積極面看,是其對社會地位符號的冷靜操控,從消極面或其顯現(xiàn)的征狀看,則是一種社會焦慮的反應。其中一種解讀方式引導我們看到江南城市具有的功利特性,而另一種解讀方式則帶領我們回到朝代興衰的世界。休閑山水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同時容納兩種矛盾參考架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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