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以前基督宗教在華傳播歷史概述
　　西方有不少文獻涉及新教以前入華的基督宗教。即使拋開很難給予考證的傳說，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歷史也可追溯至唐代的景教。在之后的傳播過程中，又有元代的也里可溫教。及至明末清初，終有天主教在華傳播的興盛。本文在導論中對1807年以前基督宗教在華的傳播歷史進行概述，內(nèi)容涉及以上所提及的傳說及歷史，并對新教在臺灣的早期流傳進行概述。此導論既是對1807年之前基督宗教在華歷史的回顧，更是為了解新教在中國的歷史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
　　第一節(jié)基督宗教早期在華傳播：傳說與歷史
　　最早提到中國基督教的可能是公元4世紀阿爾諾比烏斯(Arnobius)的《駁異教徒》，書中列舉了一些接受基督教的東方民族，其中就有“賽來斯人”(Sêres)，即中國人[1]。6世紀上半葉生于埃及的希臘航海家，外號“印度水手”的科斯馬斯(Cosmas)著有《基督教諸國風土錄》，稱中國為“秦尼扎”(Tzinitza)，但是他本人并不能確定這個位于大地盡頭的絲綢之國是否也有基督教。[2]
　　印度馬拉巴教會流傳著使徒圣多默到中國傳教的故事。馬拉巴教會敘利亞文《圣務(wù)日課》有兩段文字：“印度偶像崇拜的謬誤是由圣多默掃除的。中國人和埃塞俄比亞人是由圣多默感化而皈依真理的。從圣多默那里，他們領(lǐng)受洗禮而成為上帝收養(yǎng)的子女。通過圣多默，他們信仰并信奉圣父、圣子和圣靈。通過圣多默，他們保持了他們從圣多默那里所得來的唯一上帝的信仰。通過圣多默，賜給生命的信仰榮光在全印度蓬勃發(fā)展。通過圣多默，天國展翅飛到中國人那里”[3]，另一段文字是“印度人、中國人、波斯人和其他島國上的人民以及敘利亞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都在紀念圣多默而崇敬圣名”。[4]16、17世紀來華傳教的早期天主教傳教士對此津津樂道，耶穌會士沙勿略[5]、何大化[6]，以及多明我會克路士[7]在其著述中都提到這個傳說，只是細節(jié)有所不同，而金尼閣[8]、曾德昭[9]也引用了前述馬拉巴教會文獻，并且堅信這些是早期基督教遠播中國的證據(jù)。
　　西方基督教史籍的零星記載，以及馬拉巴教會的圣多默來華傳教的故事，雖然引人入勝，卻不足以當作確切的史料以重構(gòu)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歷史。
　　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最早史料當推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并頌”，它確鑿無疑地證明有文字可考的中國基督教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因而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此碑于公元1625年在西安郊外掘得，高300公分，寬100公分，厚30公分。據(jù)碑中所記，景教碑建于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撰寫碑文的是一個名叫景凈的景教徒。碑文的主體是1780字的漢文碑頌及序文，另附40字的敘利亞文。碑的左右兩側(cè)還鐫有漢文—敘利亞文對照的景教人名60余人。自景教碑發(fā)現(xiàn)以來，國內(nèi)外的漢學家和中國的文人學者對它開展了大量研究。20世紀初，在敦煌又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一批漢文景教寫本。中外學者根據(jù)上述材料，并考之以其他各種中外史籍，經(jīng)過多年努力，終于對景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大體上有了一些認識。
　　景教就是在公元5世紀時被羅馬教會判為異端的聶斯脫里派(Nestorianism)。該派創(chuàng)始人聶斯脫里(Nestorius,380—451年)，生于敘利亞西部安提阿(Antioch，一說敘利亞的日耳曼尼西亞[Germanicia])，公元428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在神學觀點上，聶斯脫里屬安提阿學派，主張“基督二性二位說”，否認馬利亞是天主的母親，馬利亞只是生了基督的肉身，而基督的神性非馬利亞所生；基督是神性與人性的結(jié)合，既是神又是人。因此他反對用“天主之母”(Theotokos)稱呼馬利亞。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公會議上，聶斯脫里的觀點被確定為“異端”，他的主教職務(wù)也被罷免。公元489年，東羅馬皇帝芝諾(474—491年在位)取締聶斯脫里派在埃德薩(Edessa)的修道院并沒收其財產(chǎn)，數(shù)百名聶斯脫里派的學生遷移到波斯境內(nèi)的尼斯比城，受到波斯國王俾路支的禮遇。公元498年，聶斯脫里派于波斯都城塞琉西亞宣布同主流的基督教脫離，而自稱迦勒底(Chaldea)教會或亞述(Assyria)教會。波斯薩珊王朝于公元652年被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所滅，但是聶斯脫里派的主教得到阿拔斯朝哈里發(fā)的信任，其大本營移至巴格達，因而隆盛一時。
　　聶斯脫里派一到中國就被冠之以一個中國化的名稱：景教。據(jù)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顧名思義，“景教”取“正大光明之宗教”之意。中國天主教徒李之藻也說：“命名景教，景者，大也；照也，光明也�！盵10]表達的也正是這層意思。
　　據(jù)景教碑載，公元635年(唐貞觀九年)，大秦國(波斯)有大德阿羅本攜帶經(jīng)書來到長安，宰相房玄齡奉旨到西郊迎接，蒙唐太宗召見，獲準在宮廷中翻譯景教經(jīng)書，傳播信仰，即景教碑所謂“翻經(jīng)書殿，問道禁闈”。越三年，公元638年，太宗認為阿羅本所攜經(jīng)書，“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遂詔準京師義寧坊建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公元745年(天寶四年)改“大秦寺”。寺名由“波斯寺”改作“大秦寺”，實基于中國人對景教的起源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波斯經(jīng)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之者，亦準此�！盵11]
　　景教既博得唐太宗好感，在京城建立教堂，之后也頗得唐朝歷代皇帝的優(yōu)容。高宗奉阿羅本為鎮(zhèn)國大法主；玄宗讓其兄弟五人到教堂行禮，復命高力士將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位皇帝像安置在教堂里面；肅宗在靈武諸郡建立景教教堂，堂中懸掛皇帝像。景教徒也非常忠實于唐朝皇帝。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發(fā)生了安史之亂，郭子儀在河北打敗安祿山部將史思明，聯(lián)合回紇，收復長安、洛陽。他手下有一位得力干將，名伊斯，即為景教徒。據(jù)《景教碑》載，在郭子儀軍中，伊斯“為公爪牙，作軍耳目”。因武功卓著，唐肅宗封伊斯為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jié)度副使，賜紫袈裟。
　　從公元635年阿羅本進京到公元781年立景教碑的將近150年間，景教得到了充分發(fā)展，出現(xiàn)了“法流十道、寺滿百家”的盛況，與祆教和摩尼教并稱為唐代“三夷教”。
　　公元845年(唐會昌五年)，中國歷史上發(fā)生了“毀滅佛法”的會昌法難。會昌法難主要是針對佛教的，但是波及景教、摩尼教和祆教�！杜f唐書》卷十八上《武宗》載，會昌五年夏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shù)，大凡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同年秋七月庚子，又“敕并省天下佛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并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當時全國佛教僧尼有二十六萬零五百人，而景教、祆教、摩尼教三教相加不過三千人[12]。在佛道兩教交相流行的社會條件下，世人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吾釋氏一小邑之數(shù)”[13]之謂，但是為什么和祆教、摩尼教一樣，景教也不能逃脫與佛教一樣遭到禁毀的命運？其中一個根本原因是，包括景教在內(nèi)的這三種外來宗教尚未完成其本地化過程，沒有被中國統(tǒng)治階級和知識階層所受接納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仍屬“夷教”之列，被當作“邪法”、“異俗”而遭到排斥。盡管后來發(fā)現(xiàn)了許多漢語景教經(jīng)典，據(jù)此似乎可以判斷，它也有向漢文化圈發(fā)展的努力，但是，景教在華存在的數(shù)百年間，主要是在中國少數(shù)民族中發(fā)展教徒，還沒有史料證明在漢人中間有信仰景教的。在唐統(tǒng)治者看來，之所以要“勒大秦、穆護、祓三千余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就是因為景教“顯明外國之教”。[14]
　　盡管如此，在唐代三夷教中，景教本地化的努力還是相當突出的，從一個側(cè)面豐富了中華文化。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景教文獻一共有七件，依著述年代先后為：《序聽迷詩所經(jīng)》、《一神論》、《宣元至本經(jīng)》、《大圣通真歸法贊》、《志玄安樂經(jīng)》、《三威蒙度贊》和《尊經(jīng)》。在現(xiàn)存巴黎博物館的景教文獻《尊經(jīng)》中，還羅列了漢文景教經(jīng)典書目，共計30余種。
　　這些文獻堪稱最早用漢文來表達基督教思想的文獻，它們有兩個基本的共同特點。
　　首先，介紹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毒敖瘫�》開篇即言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無元，窅然靈虛，后后而妙有”，這是說上帝從虛無中創(chuàng)造世界。據(jù)考證乃出自阿羅本及其門徒之手的《一神論》，明確提出了上帝是唯一的一神論概念，世界由上帝所造：“萬物見一神……一切萬物，并是一神所造�！盵15]《序聽迷詩所經(jīng)》則講述了耶穌誕生、傳道和被釘十字架而死。經(jīng)中說：“天尊當使涼風，向一童女，名為末艷(馬利亞)，涼風即入末艷腹內(nèi)，依天尊教，當即末艷懷身，……后產(chǎn)一男，名為移鼠(耶穌)�！贝送猓�景教文獻還概括了三位一體教義“三一妙身”(《景教碑》)，探討了靈魂與肉體的關(guān)系；而“若人無身不具足，人無魂魄，人亦不具足，人無神識，亦不具足”(《一神論》)，則表達了一種帶有諾斯替色彩的基督教思想，即人是由肉體、靈魂和精神三部分組成的。
　　其次，這些景教文獻大量沿用佛教和道教用語來表達基督教的教義。敘利亞文上帝作Alaha，景教譯為“阿羅訶”(《景教碑》、《三威蒙度贊》)；四福音書的作者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則分別被譯為明泰法王、摩距辭法王、盧伽法王和瑜翰難法王；教堂作“寺”，教士譯“僧”，大主教作“大法主”。在這里，“阿羅訶”、“法王”、“大法主”、“僧”、“寺”等，均為佛教語。而《序聽迷詩所經(jīng)》中“天尊”，則用上了道教術(shù)語來稱呼上帝�！吨拘�安樂經(jīng)》據(jù)考證為是《景教碑》的作者景凈所作，教導人們?nèi)绾尾拍軌颢@得“安樂”：“岑穩(wěn)僧伽，凡修勝道，先除動欲，無動無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凈。能清能凈，則能晤能證。能晤能證，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這里的“清凈”、“無為”更多的是滲透了道教文化對于人生境界的領(lǐng)悟。
　　由此可見，一方面景教對于傳播基督教思想文化是有貢獻的，作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從這些流傳下來的景教文獻看，它們在文體、術(shù)語上受到了佛、道教的影響。不僅如此，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佛、道教在景教文獻中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是越來越嚴重。[16]其初衷或許是為了使處在佛教和道教文化圈內(nèi)的漢語讀者便于理解景教的思想，結(jié)果卻形成了一種宗教的綜合主義(Syncretism)，景教由于在自身發(fā)展過程中本土化的不充分，在偶然的外部打擊之下即行崩潰了。此外，一些重要的基督教術(shù)語在各篇經(jīng)文中并無統(tǒng)一的譯法，如前所述，有稱上帝為“阿羅訶”者(《一神論》)，有稱“天尊”者(《序聽迷詩所經(jīng)》)。這些都表明，即便在唐代景教最為隆盛的時期也仍然沒有形成可供信徒日常宗教生活所使用的相對固定和統(tǒng)一的漢語經(jīng)典，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其教會組織化程度并不太高。
　　景教自公元635年傳入中國至845年會昌法難遭禁，在唐代流行時間長達210年，這是景教在中國的鼎盛時期，以后便在中原地區(qū)迅速衰落下去。除了漢語經(jīng)文尚在傳譯之中，以及遭到朝廷取締這一外部原因外，景教信徒主要是來自西亞和中亞各民族，既沒有漢族人信徒，充任教士的也都是一些“外國人”，在漢文化圈中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景教教士只注重同朝廷的關(guān)系，而忽略了在占中國人口大多數(shù)的漢民族中間積極發(fā)展教徒，這些可能也是導致景教衰敗的重要原因。從更深的社會背景考察，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到魏晉時期迅速發(fā)展，唐時佛教諸派已經(jīng)逐漸實現(xiàn)了本地化，而且唐朝的幾代皇帝又非常推崇黃老之道，整個社會缺乏對于新宗教觀念的需要，兼之中國的景教又處在景教文化圈的邊緣地帶，關(guān)山重重，與遠在西亞的景教大本營的聯(lián)系極少，不可能形成具有組織力和號召力的景教教會，缺乏與其他宗教相互競爭的實力。
　　盡管景教漸次淡出了中國內(nèi)地，但是在對外貿(mào)易港口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景教信仰仍然繼續(xù)存在。阿拉伯歷史學家和旅行家馬蘇第(Ma�皎眘di，？—956年)在《黃金草原》中說，公元879年，黃巢起義軍攻陷廣州城，殺人無數(shù)，共有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祆教徒20萬(其他阿拉伯史籍則言12萬)被殺[17]。這里的基督教徒即為景教徒無疑。在新疆，景教自6世紀傳入一直到清朝，總是時隱時現(xiàn)，從未間斷，長達千余年。新疆各地出土的唐宋時期景教壁畫、墓碑和敘利亞文、缽羅婆文、粟特文的景教文獻殘頁就是景教在該地區(qū)傳播的證據(jù)。
　　橫貫歐亞的蒙古帝國，疆域遼闊，其統(tǒng)治者對被統(tǒng)治的各民族的宗教采取了寬容政策，尊重一切宗教信仰，景教在蒙古帝國中有很大勢力，不僅在帝國境內(nèi)許多被征服民族信仰景教和其他各派基督教，而且克烈部、乃蠻部和汪古部等蒙古部落也都信奉景教。不少景教徒還成為蒙古帝國的達官貴人和皇親國戚。
　　這些景教徒在中文典籍中又被稱作“也里可溫”�！耙怖锟蓽亍�，也寫作伊嚕勒昆、阿勒可溫、也里阿溫等。據(jù)陳垣先生解釋，意思是“福分人”或“有緣人”，轉(zhuǎn)義為“奉福音之人”。一般認為，也里可溫是一個泛稱，既指景教，也指天主教。龔方震先生認為此字來自敘利亞語RKWN，意思是“東方教會之主教、高級教士”[18]；而哈密爾敦(J.Hamilton)則認為此字源自希臘文αρχγｓ[19]，特指景教徒。還有的史籍稱基督教為達娑(tarsak，中期波斯語，原意“敬畏”，轉(zhuǎn)為“基督徒”之義)，或者稱之為十字教，稱基督教堂為十字寺。
　　元朝建立之后，大量中亞民族內(nèi)遷，景教又在內(nèi)地得到復興。1275年，在汗八里設(shè)立了景教總主教管轄區(qū)。根據(jù)《至順鎮(zhèn)江志》，鎮(zhèn)江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斯在任期間(1278—1282年)在鎮(zhèn)江建有4座、在丹徒建有2座景教寺；又載，當時鎮(zhèn)江有景教徒23戶，250人；忽必烈時期，出生在北京的景教徒拉班掃馬和馬?雅巴拉馬(原名馬古思)到耶路撒冷朝圣，盡管沿途道路艱險，未能如愿，但是馬?雅巴拉馬先被任命為契丹諸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后又被選為景教總主教，而拉班掃馬則受統(tǒng)治波斯的伊爾汗國阿魯渾的派遣，于1287年出使歐洲諸國和羅馬教廷，聯(lián)合歐洲基督教勢力共同對付信仰伊斯蘭教的馬木路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