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下派集：廊下派的城邦觀》：
　　可以假定，“本性是政治的動物”這個從句是為了指出理性在做出規(guī)定時的特定轄域（亦參照《讀本》卷二59.4-6）。如果理性是在引導那些旨在過共同體生活的存在者，那它的命令和禁止就關系著他們彼此如何以社會動物相待，即如何把對方視為可能與之過共同生活的生物。這樣，理性也就完全有資格享有“法律”的頭銜�？扇绻麅H僅把理性視為一種沒有進一步限定的純粹的規(guī)定理性，如同孤立的道德意識，則理性的法律資格就要弱得多。至此，社會行為規(guī)矩的觀念最終成了廊下派所理解的法律之必要組成部分。相比我們前面以良知之聲和內心道德律作比的那種法律，這種法律概念與共同體福祉之間的關系要緊密得多。盡管事實上法律權威在廊下派看來仍然并非來自社會，但它所規(guī)定的主要是社會或公共的規(guī)范。
　　如此來闡釋“本性是政治的動物”這個從句的意義，能夠得到克律希珀斯上述文本的另一種表述的支持。“為本性是政治的動物規(guī)定他們應該做的，而禁止他們不應該做的”這一準則用來注解“正義與不義之事的標準”這個表述。該表述本身業(yè)已表明，以法律所等同的規(guī)定，理性地關注著社會道德事務；或如廊下派會說的，關注著以其應得的方式待人。
　　因此，人類和諸神共同擁有的理性不是一種沒有進一步限定的純粹的規(guī)定理性。相反，它是一種指導他們相互間如何以社會動物相待的規(guī)定理性�，F在假設有X、Y和Z三者——無論他們是人還是神——他們每一個都關心這種理性所等同的法律。并且，單憑X、Y和Z關心法律，他們即可被視為某共同體的成員。之所以如此，除了我們能夠發(fā)現他們共同擁有一般的規(guī)定理性外，還有其他什么理由嗎？事實上，X、Y和Z不僅歸附于同一套價值，而且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致力于以其應得的方式來對待另外兩者，更概括地說，把這兩者視為必須與自己共處者。即使三者彼此間可能未曾相遇或有過其他接觸，我們仍有充足的理由將他們描述成一個共同體，正如我們在談論學術共同體時會做的那樣。一位英國學者和一位意大利學者之間可能從未相遇過，也未曾互通觀點或信息。但倘若其中的任何一位不單致力于客觀的研究，還信奉一種與其他學者保持合作的理想（例如包括尊重知識產權，樂于學習其他任何一位學者的語言），他們就可以真正被視為屬于同一個共同體。顯然，要是在如何以其應得的方式來對待他者這點上，X的個別看法不同于Y的也不同于Z的，那他們形成的共同體有可能最終根本算不上一個共同體——恰如學者們若只相信合作，而對怎樣合作存在嚴重的分歧，他們就不可能達成充分的共識，從而也就不能被視作一個學術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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