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大時代中的邊地小城

錢理群這本書寫的“安順”，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第二故鄉(xiāng)。明賢先生更是“神交已久”而“一見如故”的朋友。但是，我要說，真正認識安順這座城，認識明賢先生和他的家庭，真正走進這“城”與“人”的“心靈”深處，卻是在讀了這本書之后：這也是我為之動心，甚至受到震撼的原因所在。

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書中提及的許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記得，但我對世世輩輩根植在這塊土地上的安順普通百姓，他們的日常生活、習俗，他們的情感、內(nèi)心渴求，他們的行為方式、人際關系、思維習慣……其實是十分陌生的，識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過是曾在這塊土地上匆匆行走的“過客”。突然意識到這一點，對于自稱熱愛安順的我，是難堪而痛苦的。

因為這或許涉及更大的一個問題，去年我和明賢先生一起編選《貴州讀本》時即已提出過：“你認識腳下的土地嗎？”《一個人的安順》讓我再次面對這個問題，而且有了新的思考。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一生竟是在不斷的遷徙、奔走中度過的，于是，許多的城市：重慶、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順……都和我發(fā)生過關系，卻都不深，缺乏刻骨銘心的生命的血肉聯(lián)系。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關：走到哪里，都是關在校園或公寓的封閉環(huán)境中，過著與世俗生活隔離的書齋生涯（我在安順的十八年也是這么度過的），這在某種程度上就將自己從看似凡俗、具體、瑣細，其實是更生動、活潑，也更真實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無根的人”。這樣的人的無根化的悲劇，恐怕并不只發(fā)生在我一個人身上，它有著更深刻的時代根源：應該說迅速變化流動的現(xiàn)代生活本身，極容易使人成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們那個時代對人的世俗生活的絕對排斥（一律斥為“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對人的“純精神化”的要求與精心培植，就自然會產(chǎn)生像我這樣的畸形人。據(jù)我的觀察與感受，前一方面的問題將隨著全球性的流動變得更加突出與復雜；而后一方面的問題，卻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現(xiàn)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現(xiàn)象。應該警惕的倒是對世俗生活的關注與表現(xiàn)，也變成是純物質(zhì)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內(nèi)核：這也是一種消解，而且是根本性的。我也正是從這里看到了本書的敘述的價值。它將中國邊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如此真實而精微、具體可觸地呈現(xiàn)給我們，這對我輩“不知俗事”的偏頗，自是一個有力的糾正。而作者對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態(tài)、精神面貌、命運……的關注，及其內(nèi)在詩意的發(fā)掘，處處流露出對生息于故土之上的鄉(xiāng)親父老的深切理解，以及相濡以沫的悲憫情懷，則更有助于讀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實的生活。這大概就是本書的格外動人之處吧。

據(jù)我所知，本書最初命名為《石城浮世繪》，作者顯然有描繪市民生活中的人情世態(tài)，以展現(xiàn)大時代中的邊地小城的歷史風貌的自覺追求。這或許是我更感興趣的，于是更以一種學術的專業(yè)的眼光來看這本書：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不得的。

我曾多次發(fā)出這樣的感慨：在我們的歷史敘述中，往往有“事”而無“人”，或者有“大事”而無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將相學者名人“大人物”而無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為”而無人的“內(nèi)心世界”。這其實都是反映了一種頗為狹窄、機械與粗糙的歷史觀的。因此，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開始進入四十年代中國文學的研究時，便給自己提出了一個目標：一定要把研究的觸角伸向“普通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將戰(zhàn)爭與文學對他們的生活與精神的影響納入研究視野。為此我作了許多努力，包括大量查閱當時的報刊與有關回憶錄，雖略有所獲而“沾沾自喜”，又為遠不及理想而沮喪。因此，當憑借明賢先生的生花妙筆，如此豐富多彩的關于戰(zhàn)時教育、文化藝術、商業(yè)、警務、宗教，關于民間習俗、餐飲、縫紉、娛樂……方方面面的“清明河上圖”式的生活長卷一一展現(xiàn)眼前；這么多的戰(zhàn)亂中的小城人物：“慈心與俠氣兼?zhèn)洹钡拇蠼�，“始終嬌慵著”的下江女人與“始終殷勤著”的下江男人，“披著灰白色的搟氈大氅，無比剽悍”的馬哥頭兒，“氣質(zhì)高潔”、“獨來獨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支“維納斯鉛筆”、記憶中永遠是一個“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縫師傅薛大哥，“灑脫和嫵媚”的昌明和尚，并稱“龍虎豹”的山城名師，還有“踽踽而去”的“賣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來”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一個個活生生地站在面前，傳遞著那個已經(jīng)消逝的時代的生命氣息，這時的我終于進入了向往已久的歷史情境之中，仿佛成為“歷史中人”：遙遠而陌生的變得可以理解，神秘莫測的也似乎可以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