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來我所親歷的幾次哲學熱潮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我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確定為我終身從事的專業(yè)。因為當時我雖然是研究西方哲學的研究生，但由于形勢發(fā)展的需要，學校安排我參加“大課”委員會的教學工作，我就轉為從事馬克思主義的教學工作了。“大課”實為全校性的“政治課”，即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60年來我十分關注關于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熱潮。馬克思主義哲學60年的發(fā)展離不開這些理論熱潮，我的專業(yè)工作和我的思想的發(fā)展也離不開這些理論熱潮。但理論界對于如何評價這些理論熱潮，頗有分歧。值此全國人民熱烈慶祝建國60周年的偉大成就之際，談談60年來我所親身參加過的幾次哲學理論熱潮及其對我國哲學發(fā)展的影響，以及我今天的看法，這對于正確理解和評價這些理論熱潮，對于我國哲學的發(fā)展，我想是有意義的。我想談的是以下幾次。

一、胡適哲學思想批判

建國后第一次理論熱潮是1951年電影《武訓傳》批判。盡管這次理論熱潮有種種缺點，如混淆藝術與歷史、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等，但對宣傳唯物史觀，提倡用唯物史觀來分析社會、歷史、文藝問題，確實使人耳目一新。特別是那些長期習慣于以唯心史觀或人道主義來分析社會、歷史、文藝問題的知識分子，通過這次理論熱潮開始或學習用馬克思主義的新觀點來分析這些問題，這對于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提高我國知識分子的理論水平無論如何是有益的。但我那時基本上是一個旁觀者，沒有親身參加進去，感受不深，就不多說了。我要說的是對胡適哲學思想的批判。

如果說電影《武訓傳》批判的影響主要在文藝界和史學界，胡適思想批判的影響則是很廣泛的，涉及知識界、理論界、教育界的一切領域，可以說是一場思想大地震。

這次理論熱潮開始于1954年9月李希凡和藍翎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評論，大盛于1955年上半年。這時我不但是北大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師，而且是《光明日報?哲學》�？�主編金岳霖教授的主要助手，當時�？�上發(fā)表了大量批判胡適實用主義思想的文章。我當時最關注的是胡適的哲學思想，包括其本體論、歷史觀、認識論、真理論、方法論等等思想，這些哲學部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都有相對應的部分。我除了參加一些會議外，還寫作和發(fā)表過一些文章，其中包括金岳霖、汪子嵩、張世英和我集體寫作的兩篇文章：《批判胡適實用主義哲學》（《北京大學學報》1955年第1期），此文后來以《實用主義所謂“經(jīng)驗”和“實踐”是什么？》為題于1955年5月29日在《人民日報》上轉載。這些文章對胡適的哲學思想進行了系統(tǒng)的分析和批判。這次理論熱潮聲勢浩大，影響深遠，事情雖然已經(jīng)過去50多年，仍不斷引起人們的反思，今天再度回顧，我想就以下幾點談一談我的看法。

（一）胡適思想批判活動的性質。這次理論熱潮按其內(nèi)容講，是一次思想理論學術活動，這種活動的指導方針應該是獨立思考，自由討論，也就是后來所說的“雙百方針”，但事實上卻是采取了政治運動的形式，是一次有領導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當時一般人也都把它看成一次政治運動。事情是兩個年輕人開始的，但它之所以能成為一次熱潮，卻是由于毛澤東的號召。他在寫給政治局委員的《關于<紅樓夢>研究的信》中號召開展反對胡適派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斗爭。后來黨中央在1955年初先后兩次向全黨發(fā)布宣傳唯物論批判唯心論的指示。同時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聯(lián)合召開了多次批判胡適思想的會，其中包括8次批判其哲學思想的會。北京和一些省市還成立了推動、領導這一活動的組織“胡適思想批判討論工作委員會”。作為一個入黨不久的從事哲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黨員，我必須把批判胡適思想看成一個政治任務，我不能不參加，不能不按照一定的觀點來批判胡適的思想。按今天的觀點，這種作法顯然是把一種理論熱潮的性質歪曲了。

（二）關于胡適哲學思想批判活動的內(nèi)容。胡適思想涉及很多領域，幾乎包括了當時所說的全部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要批判胡適在所有這些領域的觀點就必須拿出關于這些領域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因此，從一方面講，這次理論熱潮是對胡適思想全面的系統(tǒng)的批判和分析，從另一方面講，也是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全面的系統(tǒng)的宣傳、學習和闡發(fā)。在所有這些領域都有兩種觀點的對立，每一參加者都對之有所否定和有所肯定。今天，我們應該怎樣來評定其內(nèi)容的理論是非呢？由于我當時關注的是胡適的哲學思想，下面我僅談哲學問題。

在批判胡適哲學思想中所涉及的領域也是很全面的，本體論（世界觀）、歷史觀、認識論、真理論和方法論均有所涉及，近60年來這些領域也是我國哲學工作者們一直在研究的。按照現(xiàn)在的認識水平來反思當時的批判，我認為從基本觀點上看，批判者的觀點仍然是正確的，盡管在某些具體的或局部的問題上也有片面性或極端化的缺點。下面舉幾個例子說明一下我的看法。

胡適關于實在的著名觀點是當時受到廣泛批判的觀點之一。胡適認為“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他涂抹起來，裝扮起來�！睂嵲谥傅氖乾F(xiàn)實世界，這是胡適對實用主義基本觀點的通俗解釋。實用主義屬于實證主義流派，強調(diào)只有可實證的才是存在的，而可實證的則是經(jīng)驗。它不正面回答現(xiàn)實世界是客觀存在還是主觀制造，反正它既然是經(jīng)驗，就離不開主體對它任意的加工制造，這實際上就否定了它的客觀實在性。這種觀點是反唯物主義的，當時被斷定為錯誤，今天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在實踐中我們知道現(xiàn)實世界并不是聽話的女孩子，各種科學也告訴我們現(xiàn)實世界的存在是不以人們的意識為轉移的。當然，在人力所及的范圍之內(nèi)，我們可以對它有所改變，但它的存在仍然是客觀的，而且人必須根據(jù)它的客觀規(guī)律才能成功地改變它。

當時胡適否定反映論的觀點也受到廣泛的批判。他說：“（一）科學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笨茖W規(guī)律可以說是人造的，即制訂的，但它是憑空制訂的呢還是根據(jù)客觀規(guī)律制訂的？胡適的第二點明確回答了這個問題：它不是根據(jù)客觀規(guī)律制訂的。這是同唯物主義反映論直接對立的。今天看來，胡適的觀點仍然是錯誤的，因為這是違背科學發(fā)展的歷史的。在科學發(fā)展的過程中，假定是起一定作用的，科學家們常常通過假定來探尋客觀規(guī)律。但一個假定的命題一定要得到實踐的確定無誤的檢驗才能成為一個科學規(guī)律，否則它只能是假定。

胡適之所以把科學規(guī)律（科學知識）等同于假定，與他對實踐的看法有關。胡適的實踐觀也是當時受到廣泛批判的觀點。對胡適的實踐觀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上：第一，實用主義強調(diào)實踐，重視實際效果，但他們不是把人類的實踐理解成改造世界，而是理解為適應環(huán)境，胡適干脆稱為“應付環(huán)境”。他多次把人的實踐活動看成蛆蟲、蒼蠅一樣的活動。其次，這就把人類的活動和動物的活動混為一談，從而否定了二者的本質差別：動物的活動是自發(fā)的、本能的，人類的活動是自覺的、有規(guī)律的認識指導的。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看待胡適的實踐觀及對它的批判呢？馬克思主義也一直強調(diào)實踐，但把實踐科學地理解為改造世界，特別是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之后，人們對實踐的本質和重要意義更加明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有關觀點得到廣泛的宣傳與闡發(fā)。顯然，當時對胡適實踐觀的批判是正確的。胡適的真理觀也是當時的批判對象之一。真理是一個偉大的名詞，沒有一個哲學家、思想家不說自己的觀點是真理，胡適也不例外，問題在真理是什么。胡適從實用主義觀點出發(fā)，說“真理是應付環(huán)境的工具”，“一切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假設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發(fā)生他所應該發(fā)生的效果”，即是否得到主體滿意的效果。他的公式是：“有用就是真理�！庇捎谒�以實踐的效果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種觀點很容易被人誤認為實踐標準。批判者當時指出真理是與客觀世界及其規(guī)律一致的認識，真理當然是有用的，但真理之所以是真理不在于它有用與否。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真理標準討論中也有人把實踐檢驗理解為實踐效果的檢驗，這種觀點很難與實用主義劃清界限，引起了一些辯論。實踐檢驗過程中，效果當然是很重要的，但絕不單純是看效果如何，而是用整個實踐檢驗有關結論是否與客觀世界及其規(guī)律一致。對實用主義真理觀的批判是正確的。

胡適的方法論是從實用主義哲學中引申出來的，也受到廣泛的批判。在胡適看來，實踐是解決問題的過程，實踐的方法當然是實用主義的。由于他把實踐庸俗化，否認客觀真理對實踐的指導，遂把“試錯法”（trial and error）看作根本的思維方法，即把動物的適應環(huán)境的方法與人的改造世界的實踐方法等同起來。胡適以一個人在森林中解決迷路問題為例來說明這種方法，在他看來這同蒼蠅在玻璃窗上找出路是一樣的。后來，他把這種方法概括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現(xiàn)在看來，把自覺地改造世界的方法混同于自發(fā)地適應環(huán)境的方法當然是錯誤的，當時對它的批判是正確的。

（三）對胡適哲學思想批判的反思。今天反思就是參照批判后的理論工作的經(jīng)驗加以評價，我感到有三點可談。

第一，用政治運動的形式來進行理論討論是不合適的，但在當時難以避免的。理論討論是一個分清是非，探索真理的過程，這一目標只能由獨立思考，自由討論才能達到。而政治運動則是在某種觀點指導下攻擊政敵，當然談不上獨立思考，自由討論。以政治運動的形式進行理論討論，只能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反駁與否定，說不上討論，理論問題也難以深入和創(chuàng)新。這種形式后來發(fā)展成“文革”中的“大批判”，一種錯誤的理論在“大批判”中可以憑借權勢而對正確的觀點展開討伐。改革開放以來，學術與政治比較明確區(qū)別開來，這種形式就被否定了。不過在我看來，在建國之初，對胡適這種人物的思想（不僅一直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且政治上完全倒向國民黨政權，成為文化人中少有的“戰(zhàn)犯”）采取政治運動形式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難以避免的，但顯然是不可取的。

第二，胡適哲學思想批判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應該肯定。建國不久，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大量高校教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都是很不熟悉的。甚至連我這樣在建國前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對許多哲學基本問題仍然不甚了了。參加胡適哲學思想批判，我不僅僅從反面系統(tǒng)地涉獵了哲學中的世界觀（包括歷史觀）、認識論、真理論、方法論，而且從正面深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這些問題的基本觀點，這對我確實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系統(tǒng)學習。

第三，有些理論觀點在這次理論活動中提出來了，不但當時沒有，后來也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今天應該加以彌補。我想舉一例談談我的看法。

實踐與認識的關系是一個永遠的課題。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歷史唯心主義一直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這種觀點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他有思維能力，有思想，而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由思想指導的人的活動的歷史，通俗講，就是“人為萬物之靈”。這就是說，人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動，社會的歷史是人的思想決定的，沒有什么客觀規(guī)律可言。這幾乎是中西哲學家的共同觀點。自馬克思提出實踐，特別是生產(chǎn)實踐，決定人類社會的基本面貌以后，世界上才有了科學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但唯物史觀在世界范圍內(nèi)并未取代唯心史觀的統(tǒng)治地位，西方哲學家們多數(shù)仍然堅持唯心史觀。不過，后來流行過的美國的適用主義則強調(diào)實踐而輕視認識。他們并沒有像馬克思主義那樣通過實踐而走向唯物史觀，因為他們沒有看見認識在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從而看不見實踐、人類社會歷史的客觀規(guī)律性。實用主義的實踐是人的自發(fā)的應付環(huán)境的活動，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是自覺的改造世界的活動。實用主義重視實踐而輕視認識，馬克思主義重視實踐，但不輕視認識。這里有一個如何正確處理實踐與認識的辯證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在胡適哲學思想批判中提出來了，但沒有充分討論，當然更談不上解決。后來也沒有充分討論過。

科學告訴我們動物的適應環(huán)境的活動是自發(fā)的，人類的改造世界的活動是自覺的，但這是就人的實踐的整體來說的，人的實踐中存在自發(fā)的成分，所以實踐可以區(qū)分自發(fā)的和自覺的兩類實踐，一個實踐過程也往往可以區(qū)分為自發(fā)階段和自覺階段。但人的實踐，即使處于自發(fā)階段，也是有一定認識指導的，有意識的，不是完全盲目的。例如毀林墾荒，就其不懂它將破壞生態(tài)的惡果而言，是自發(fā)的，但它確實可以增加糧食的產(chǎn)量，就此而言，它又是自覺的，有意識的。可以說，人類的全部實踐同動物的適應環(huán)境的活動比較起來都是自覺的，但自覺性有高有低，這取決于指導實踐的認識水平的高低。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重視實踐，又十分重視指導實踐的認識，力求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實踐，使自己的實踐與認識辯證地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堅持實踐觀點，認為實踐是基礎，認識是實踐的產(chǎn)物，又是人的實踐不能缺少的因素，即人的實踐成為自覺活動的指導因素。關于實踐與認識在時間上的先后問題，后來曾以“桌子的哲學”為例展開過爭論。有關的論者認為先有桌子的概念而后有制造桌子的實踐，最后才有桌子，可見認識先于實踐。然而桌子的概念又何自來呢？討論沒有深入下去。在我看來，桌子的概念也不是天生的，仍然來自實踐，來自一種自發(fā)的實踐，即把某種與桌子相似的自然物略加改變作為桌子來使用的實踐，這種實踐啟發(fā)了人的認識能力，逐漸形成桌子的原始概念。后來原始概念在實踐中逐漸改進，形成成熟的概念，以后才出現(xiàn)今天的各式各樣精巧的桌子�？梢�，桌子的概念歸根到底是在實踐中出現(xiàn)和進化的，仍然是實踐在先，桌子的概念在后，這個實踐是從自發(fā)到自覺的過程。應該指出，這個過程的自發(fā)與自覺是就桌子的概念說的，除此之外，在這個過程中的實踐還有很多其他認識的指導，這些認識是過去的實踐所產(chǎn)生的。因此，對實踐和認識都有一個主題問題，即關于什么主題的認識與實踐，不管主題，只籠統(tǒng)地談實踐與認識，那只能引起思想混亂。

總而言之，實踐與認識必須在實踐的基礎上辯證地統(tǒng)一起來，強調(diào)任何一方而輕視，甚至否定另外一方，都會導致把二者割裂開來或對立起來的片面化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