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皇家海軍比德雷克、納爾遜、費舍爾或丘吉爾時代火力猛得多，射程也遠得多。在19 世紀初，皇家海軍有1000 艘戰(zhàn)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皇家海軍有8000 艘戰(zhàn)船，而現(xiàn)在，這個數(shù)字是88 艘。不過，現(xiàn)代最小的巡邏船也足以抵擋并摧毀納爾遜的整個艦隊，它可以逆風航行，躲在對手射程外，使用30 毫米口徑火炮一個接一個地將對手戰(zhàn)船擊沉或將其木質外殼燒毀�，F(xiàn)在的艦隊擁有可鎖定處在濃霧、黑暗中目標的雷達和可監(jiān)測100 英里外潛艇的聲吶；有能夠尋找并攻擊數(shù)百英里外陸地、海上或空中目標的戰(zhàn)斗機。

　　除此之外，現(xiàn)代海軍的三叉戟核潛艇還擁有令人生畏的熱核武器，這種武器比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所有部隊總的破壞力還大，能夠摧毀世界上的多數(shù)大城市。雖然英國皇家海軍在規(guī)模和實力上與美國不可同日而語，也失去了昔日所享有的巨大聲譽，但她還是一支非常強大、無限靈活的部隊，其擁有的軍艦、飛機和潛艇能夠在海上、水下以及陸地執(zhí)行任務。不過，正是現(xiàn)在看來相對脆弱、易受攻擊的由德雷克、布萊克、佩皮斯、安森和納爾遜率領的海軍，成為了英國實力的符號，也成為大眾喜愛的對象，他們通過各種微妙、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了英國甚至整個世界。納爾遜的戰(zhàn)船是木制的，極易起火而且在受到巖石撞擊后可能會快速解體。這些戰(zhàn)船上的多數(shù)船員是被強征入伍的，不像現(xiàn)在的船員有那么高的積極性。除了水面和地平線，他們什么也看不到。在看不到陸地后，他們與岸上的領導機構就失去了聯(lián)系。

　　他們的槍炮最大射程僅有幾百碼，而且海軍陸戰(zhàn)隊不可以離開陸地太遠以免與母船失去聯(lián)絡。對于現(xiàn)代航空母艦上的工作人員來說，他們的技術看起來有些原始，但在當時他們的戰(zhàn)船是最先進的機器，需要大量技巧才能有效操縱。相比同時代其他國家的戰(zhàn)船和海軍來說，英國皇家海軍是非常成功的，是海上的主宰者。英國皇家海軍在保護英國免受侵略、保護英國的貿(mào)易和帝國霸權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但她在世界和國家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遠不止于此，她是世界強國的仲裁者，也是英國民主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和守護者。這里出現(xiàn)的悖論是：像英國皇家海軍這樣的一個獨裁組織如何為民主的培育做出如此大的貢獻？部分原因是海軍需要大量軍費，而且不僅是短期為軍事行動提供補給，還包括長期的戰(zhàn)船建造以及職業(yè)軍官和海員的供養(yǎng)。這些錢最終只能在獲得民眾——起初由富裕階層支付大部分稅收，但后來稅收負擔逐漸散布到整個社會——同意后才能募集。亨利八世用掠奪的教會財富供養(yǎng)他的海軍，但查理一世在試圖通過議會權力之外的途徑募集軍費上遭遇失敗。

　　此后，國王在擴充艦隊時都小心翼翼地拉攏議會，1677 年，塞繆爾·皮普斯（Samuel Pepys）對下議院說，“我們的安危都與之相關”。在君權減弱后，擴充海軍的計劃——如1889 年的海軍國防法案——還是要征詢議會的意見。20 年后，部分權力移交給民眾，1909 年，人們走上大街，拉出橫幅要求建造更多的無畏戰(zhàn)艦——“我們想要8 艘，我們不能等了”。與陸軍不同，海軍在人員控制調動方面較弱，尤其是在大部分船員都是強征入伍、一有機會上岸就想逃跑的情況下。議會對17 世紀50 年代壓制這個國家的克倫威爾的少將們記憶深刻，僅通過了按年賦予陸軍軍官法定權威的《兵變法》（Mutiny Act）。而與此對應的海軍的《戰(zhàn)爭法規(guī)》（Articles of War）是永久性的。英國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依賴她的海軍，除了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以外，基本上不需要大規(guī)模陸軍。與西班牙、法國和后來的德國不同，陸軍在英國的政治上從來都不是主要因素。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戰(zhàn)時，海軍都是事務纏身，總體來看，海軍軍官很少有時間（或興趣）關心政事。在船上，海軍并不像傳說中的那么獨裁專制。《“邦蒂”號》（Bounty）小說中布萊船長的殘暴是被大大夸張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罕見的。當然，船長手中令人生畏的懲戒權，也許比守法社會中的任何人都要大，但他們要管好自己的戰(zhàn)船，需要船員的大力支持與配合。船上生活會很自然地在擁有共同目標的全體船員之間形成一種凝聚力，盡管也像其他群體一樣有一些差異和分歧。只有當船內或船外出現(xiàn)管理不善時才有可能發(fā)展成兵變。1944 年，海軍上將馬克斯·霍頓（Max Horton）爵士這樣寫道：“普通戰(zhàn)船的全體船員不會出現(xiàn)群體性違紀，除非他們抱有不滿或憤恨，而這些問題是可以通過公道的調查找到原因的。”1在英國文學作品中，海洋長期占據(jù)重要位置。第一位重要的海上人物是喬叟（Chaucer）筆下以達特茅斯港的約翰·霍利（John Hawley）為原型的船員。

　　莎士比亞常常采用與海洋有關的主題，這可能與他曾在倫敦伊麗莎白港口旁居住有關�！锻�尼斯商人》以海上共和為背景，而《暴風雨》取材自1609 年在巴哈馬群島沉沒的“海洋探險”（Sea Venture）號。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在新聞業(yè)的職業(yè)生涯堪稱不尋常，但是他的聲望還是來自一本書。有人認為《魯濱孫漂流記》是第一本英文小說，其影響綿延一個多世紀。許多年輕人在這本書的啟發(fā)下開啟他們的航海生涯。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原本是海軍的一位外科醫(yī)生，他在喬治王朝統(tǒng)治時期海軍的苦難歲月中完成了《羅德里克·藍登傳》（Roderick Random）和《漢弗萊·克林科傳》（HumphreyClinker）兩本小說，其中描繪了一位半吊子船長�！拔铱吹剿�以一種虛弱的樣子懶洋洋地倚靠在沙發(fā)上，他的頭由他的貼身仆人支撐著，這位仆人還不時把一個嗅鹽瓶送到他的鼻子邊。”弗雷德里克·馬利埃特（Frederick Marryat） 上校曾在托馬斯·科克蘭（Thomas Cochrane）手下作海軍見習軍官，后來成為19 世紀中期最受歡迎的小說家之一。

　　他的小說圍繞一位年輕海軍見習軍官的生活展開，這對于當時的小伙子們來說很有吸引力。他所描寫的拿破侖戰(zhàn)爭時期的故事風靡了一段時間，一個世紀后又被福里斯特（Forester）描寫的霍恩布洛爾（Hornblower）船長小說所替代。這部小說講述的是一位執(zhí)行獨立任務船長的遭遇，在收音機普及前，小說創(chuàng)作者還是有很大的主動權。后來的作家中比較有名的要數(shù)帕特里克·布萊恩（PatrickBrian）。雖然他將福里斯特的著作斥為“只供消遣而無文學價值的作品”（“pap”），但他吸納了其中的一些手法，描寫的是一位執(zhí)行別動任務（detached service）的護衛(wèi)艦船長，他所寫的一系列書籍贏得了世在拍攝英國廣播公司系列片期間，丹·斯諾在國家檔案館查閱1789 年的《所得稅法》界各地讀者的喜愛。英國的所有地方距離大海都不超過80 英里，而且在精神上這個距離還要近得多。海洋影響了我們的詞匯，這可以從一些著名的短語得到印證，如“by andlarge”（總的來說），“nip and tuck”（勢均力敵）和“chip on his shoulder”（憤憤不平）。海洋還影響著我們的裝扮，從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男孩穿的水兵服到現(xiàn)代的游艇服和甲板鞋（平底帆布鞋）。

　　更為深遠的是，英國人的自由意識使得這個國家能夠與歐洲的極權主義者——從路易十四到希特勒——相隔離，為此她也需要一支強大的海軍。它是一個大帝國的重要財產(chǎn)，使得英國在近代早期走向繁榮，今天還可以從這個國家多種多樣的人口反映出來。這個帝國不是由海軍創(chuàng)造的，但卻是由它捍衛(wèi)的。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這個帝國的存在，英語才成為世界語言。

　　不管怎樣，海軍自身常常反映出這個國家的階級結構。在航行年代，它是世界上最能體現(xiàn)精英主義的體系之一，像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這樣出身卑微的人可以憑借能力升為指揮官。在維多利亞時代，情況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海軍成為最受階級束縛的體系之一，20 世紀前半段的大部分時間被用來扭轉這種局面。英國皇家海軍出了多位英雄人物，其中包括德雷克和納爾遜。除了他們，無數(shù)英國人在綿延數(shù)個世紀的時間長河里在海軍艦隊服役。本書所講述的就是他們對世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