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他的影響
　　一
　　確定一個人在死后所留下的影響，并不如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人們能夠看到這種影響的輪廓和外形，但是要探查在它周圍的地面，測量由于它的分量而使地面下陷的程度，觀察它所壓壞或推后的根柢的性質，以及標記地下各種力量的暗晦的運動，卻是比較困難的。由于它所產生的劇變，這些地下力量或則聯(lián)合作用，或則相反作用，而在曠野中于人們所未料到的地點暴露出來。即使它的輪廓和外形，也只能對它的真實價值提供一個虛假的觀念。有人按照它做了些石膏模型，放在架子上。星期日到博物館參觀的人們，以虔敬的目光凝視著這些蒙上了一層灰塵的標本。一些吵吵嚷嚷然而卻是馴良的年輕學生和真摯的老閨女整整一個星期在這里臨摹這些標本，以便拿去做壁爐的面飾、倉庫和整形外科醫(yī)學院的裝飾品。這些參觀者中的少數人也許聽得到外面洪流的喧囂，但是，他們怎能想到：如果前面所說的影響未曾開放某種不可見的源泉，就不會有洪流呢？
　　拿破侖在政治方面和感情方面的影響，無論如何從表面上看來是預兆不良的，這已經得到證明。他的死后的名聲，已經產生了一種關于他的流行的、令人厭惡的形象；并常常激起雨果派鼓號齊奏的喧囂，甚至引起了感情沖動的醉漢和悲哀的酒徒的靈感，他們分別以德?繆賽和貝朗熱的名義，用孤獨的胡謅和愛國的狂熱感染了數百萬大學生、賣糖果的商人和年齡不詳的女士——這一切無疑是可悲的；而對于那些把這樣的胡言亂語當作正經話的批評家來說，則尤其可悲。他死后的意識被附會于委內瑞拉革命黨的宣言、小學教師的激烈論爭、軍人的假面舞會和插科打諢以及第二帝國的制度（第二帝國不僅是對他自己的帝國的一幅諷刺畫而且是他的帝國的反面），這些又都是可嘆息的事；而對于那些因為一切行為看起來相似而不能分辨其性質的歷史學家和倫理學家來說，則尤其是可嘆息的。拿破侖是一位詩人這個事實，就是對他的后來的模仿者的一種不能取消的譴責。這些模仿者是：帶著一只制成標本的鷹從海外來到我們法國的那一類人；挾著拿破侖制定的法典，妄圖在法律方面教訓拿破侖的鄉(xiāng)下律師；因為街上的一個小孩對他伸舌頭，就以文明的名義拔劍砍掉那個小孩的手的城鎮(zhèn)駐軍的英雄；在說了一句投合時好的口頭禪之后用嗄啞的聲音呼喊光榮或詛咒屠殺的音樂廳的小丑；退役的非戰(zhàn)斗部隊上尉或屢教不改的罪犯那一類人。
　　拿破侖的影子被用來當作嚇鳥的稻草人，或一切政黨輪流使用的一面旗幟，每一政黨都竭力收集那些最適于增進他們的私利的拿破侖的生平事跡和軼聞。他們借助于一些卑劣文章，不把他說成是一個奴隸監(jiān)視人就說成是一個軍樂隊長。然而，拿破侖對于波拿巴主義沒有什么責任，猶如米開朗琪羅對于畫院主義或耶穌對于教權主義沒有什么責任一樣。世人對拿破侖的判斷，都以一種古老的、不可救藥的誤解為依據。他為一個假面具所遮掩，這個假面具是一個獲取暴利者為他的愚蠢的顧客們畫的，在它的下面拿破侖的真實面孔既隱藏了它的煩擾也隱藏了它的平靜。一個人的精神上的帝國，恰恰是從他的有成見的反對者、尤其是他的模仿者為這個帝國劃定的最遠邊界的界限所在的那一條線開始的。要指出蒙臺涅對皮埃爾?夏隆或對無數英國的草率作家的影響并不困難。這些英國作家大膽地把他們的作品稱為“論文”，其實是與論文十分不同的。不過，我還不敢肯定人們是否認識到：如果沒有蒙臺涅的啟發(f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巴斯噶就決不能為西方打開現代思想之門。任何人都知道魯本斯對范?迪克的影響。但是誰能夠描述他對兩百年以后的拉馬克的思想所發(fā)生的神秘然而是決定性的影響呢？而拉馬克顯然是不知道他的名字的。那個把大人給他用來買麥芽糖的一文錢給了乞丐的孩子，要比靠基督吃飯的牧師離基督更近得多。一個小孩子拿一片木炭在一座倒塌了的小房子邊墻上草草畫出一只向墻蹺起一條腿來的狗的圖畫，這個小孩子比起那個以在美術學校教授拉斐爾派繪畫為職業(yè)的畫院畫家來，離拉斐爾并不更遠一些。心靈是看不見的，而它的力量也就在這里。在論及拿破侖時，我不大清楚夏托布里昂是否真正了解這一點，然而他寫過這樣的詞句：“當他在世時，他未能占領世界；在他死后，世界卻是他的�！碑斔麨榱酥赋鋈藗儜�該在哪里去找行為效果的表征，不注意行為的物質性而寫出上述的詞句時，我不能相信一個具有他的才能的人，是在思考拿破侖的行為的外部方面。
　　二
　　拿破侖的可怕的教義宣傳，立即在歐洲發(fā)起了行動，使它不可改變地發(fā)生影響，這種行動所產生的后果，連同許多別的事情，我已經敘述過了。這種行動似乎是機械的，現在我將把這個行動的問題擱置一旁。有某種比國家統(tǒng)一和公民平等（這二者幾乎應完全歸功于他）對人民更有用的東西，況且，這二者只有當它們值得以武力來奪取時，它們的意義才真正為人們所認識；有某種甚至比信用貸款和物產的大量流通、比在技術發(fā)明和工業(yè)略取方面所做的非常努力、比遍及全球的巨大的交通中樞網、比這些事件對勞動組織的重大反作用等更有用的東西——所有這些事情都是由于有了國家的統(tǒng)一和公民的平等，由于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新社會和新階級以及無可懷疑的能源和需要才可能發(fā)生的。無論如何，這種能源和需要在精神方面的效用更直接，因為它們反過來又產生出一些逐漸改變和培育人的看不見的力量。而那個更有用的東西即是世界所采取的出乎意料的態(tài)度，當時一些深思熟慮的人們意識到：要贏得那種統(tǒng)一和那種平等以及從而產生的模糊不清的后果，就必須做出精神的和軍事的努力。費希特在五十歲時再次投筆從戎，這一事實不僅證明這種努力對于人生的行進不是漠不相關的，而且迫使人生向如此的方向發(fā)展，這個方向在人的思想中激發(fā)種種能加強這種努力或者甚至從根本上變更其價值的內在的斗爭。法國的夏托布里昂、拉普拉斯、德?斯塔爾夫人和邦雅曼?康斯坦，英國的�？怂�、柏克和沃爾特?司各特，德國的歌德、貝多芬，意大利的阿爾菲利和芒佐尼，西班牙的戈雅，都認為各國人民的道德命運系于拿破侖的勝利或被推翻。然而，無論拿破侖勝利或失敗都必然要引起一種對道德命運本身的巨大震動。拿破侖對這事有責任嗎？據我看來，似乎是有責任的。一個人出身貧賤而至飛黃騰達，不可一世，自然會引起世人對他傾注憎恨或欽佩的精神上的熱情，他對此終究是有一些責任的。
　　但是，還需要進一步加以闡述。我認為，在這一切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奧秘，人們不敢去探究這一奧秘，因為一旦把它揭露出來，就會打開許多道路，打倒許多劃分畛域的藩籬，而這些畛域卻被認為是應該永遠保存、應該永遠劃定界限的。創(chuàng)作反映重大事件的戲劇的人，在人們的心中也創(chuàng)作了戲劇。陶醉、不安定、貪婪、冒險精神和犧牲精神支配著一切。愛情到處漫游，燃燒，散播冒險和悲哀的種子。假使有一對情人，在嫌厭或熱情的情緒中結合，或者另一方面，由于有著為縱欲所苦惱、滿足與提高的情緒而分離，在分別或再會時的狂熱中產生一個嬰兒，那么這個嬰兒就有可能成長為一種異常的力量，有一顆熱血沸騰的心，有一個迷亂的靈魂，對生活和求知有強烈的興趣，當他在由于一場非常的冒險所引起的騷亂之中（騷亂的擾攘聲在他的四周都可聽見）長大時，尤其如此。在兩場戰(zhàn)事之間，他看見他的父親或長兄穿著華麗的軍服，并且好像就在火炮齊發(fā)的轟隆聲中聽人講述史詩中的故事；他的母親或姊妹的沉默和眼淚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由于一些國名和城市名所喚起的遙遠的海市蜃樓而心潮澎湃，如果沒有看到從一片白雪覆蓋的平原上升起的金色圓屋頂，或是從湖上和棕櫚林上面矗立著的尖塔，或是直到與閃閃發(fā)光的冰川齊平的層疊的山林，或是在柏樹和玫瑰叢中的石階和銅像，或是長著黑黝黝的發(fā)光的眼睛、頭發(fā)上盤繞著鮮花的美麗的海妖等等景象，那么這些國名和城市名是連想也想不到的。既然在每一條路上都有愛情、死亡、光榮等候著他，一個年輕人的想象，不能不接受那個人的不可磨滅的、要求賦予生命的影響；那個人的神話式的存在就是這一切的托詞中心、靈魂和意向。1796 年，波拿巴開始嶄露頭角。在1809 年左右，拿破侖達到了名聲顯赫時期的頂點，在這個時期之末，他的人民患了貧血癥，全世界反對他的勢力把他打倒了。這是一件令人難忘的事實：所有偉大的法國浪漫派作家——那些具有強大的感召力的人們，在想象和思想中，似乎又開始登上英雄已經在行動上完成了的、跨越歷史和世界的抒情的航程—— 雨果、巴爾扎克、仲馬、維尼、米歇萊、喬治?桑、圣– 伯夫、科羅、巴里、德拉克魯瓦、奧古斯特?孔德、巴比埃、梅里美、貝利奧茲、多米埃、普呂東都出生于1796 年至1809 年之間。在直到拿破侖被推翻以前不肯放下武器的頑強的英國，濟慈、卡萊爾、麥考利、斯圖亞特?穆勒、布朗寧夫婦、達爾文、坦尼森和狄更斯都出生于同一時期。門德爾松、舒曼和瓦格納則是當整個德國在苦難和忿怒中加緊反對拿破侖的時刻出生的；其父是法國人、其母是波蘭人的肖邦出生時，正值波蘭的安德羅麥達把拿破侖看作是一位從天而降的波修斯；意大利的萊奧帕第是在那場深深攪動了這個半島的精神的意大利戰(zhàn)役將近結束的時刻出生的；馬志尼和加里波底是在他們的國家在拿破侖的手下第一次實現統(tǒng)一時出生的。最后，一個令人難忘的事實是：普希金、格林卡和果戈里出生于俄國人拿起武器進入與拿破侖沖突的年代里；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則出生于俄國又漸次轉入沉睡之后的幾年中，當時俄國曾被認為是戰(zhàn)勝了那個歐洲的裁決者無敵的拿破侖的國家，而俄國也想象它能夠復興歐洲。
　　拿破侖奉法蘭西之命把革命的狂熱灌輸到歐洲的精神中去，奉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話）之命把人類命運的悲慘問題提給歐洲的心靈。在這場由于這個人的出現而刮起的大旋風中，他所激發(fā)的個人情緒對于智力的進展、觀念的判定以及一個世紀的全部精神建筑具有一種決定性的影響。在創(chuàng)造發(fā)明上、在研究上以及在對全部有記載的歷史的探討上這個世紀具有最豐碩的成果。夏托布里昂的妒忌不過是一種秘密的綱領，它反映在愛國的或共和的雷霆爆發(fā)或詠懷孤寂上，反映在一位世界大師自豪地依靠于抒情詩的感化力上，這種詩英國的湖濱派詩人科爾里奇和沃茲沃思在戰(zhàn)爭的狂亂中早已運用過了。在他們那邊，索西頌揚了英國士兵和水手們的忠心，烏蘭德和呂克特拿起了蒂爾臺烏斯的抒情詩來鼓勵德國人民反對惡魔，拜倫以仇恨掩蓋其妒忌，有失身份地將拿破侖與一個流竄于各海域的亂倫的海盜相提并論；而在我們這方面，拉馬丁、維尼、雨果、基內、巴比埃和巴爾扎克，他們之中有人贊美，有人忿怒，他們給一個人作了一幅啟示式的或浪漫式的畫像，把這個人描寫得如此可怕，以致在他們看來，從此以后誰要是沒有在一生中已經遭到失敗的親身感受，就不能與拿破侖相比。斯丹塔爾承認他自己的失敗，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只有他一個人是成功的：他看透了由君主專制、寡頭專制、封建制和教會結合的神圣同盟所完全改變了的英雄崇拜，而在立即達到揭露全部社會的偽善時，他以拿破侖為榜樣，建立了一個新的道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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