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教養(yǎng)：比路還長的回憶
　　一
　　癸巳年初一（2013年2月10日），《北京青年報》用愉快的語調向我們報道：“從云南省政法工作會議上傳來消息，云南全省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纏訪鬧訪、丑化領導人形象等三種行為，‘統(tǒng)一停止’勞教審批，其他違法情形的勞教審批也‘全部暫�！�，勞動教養(yǎng)在云南省內事實上已經取消。隨后，新華社追蹤報道稱，云南省的做法，乃根據中央統(tǒng)一部署的‘時間表’與‘路線圖’進行，全國范圍內取消勞教制度，已是大勢所趨，且可能迫在眉睫�！�
　　在我國實行了五十六年之久的“勞動教養(yǎng)”這個懲罰制度，雖然它的合法性早已遭到法學界的質疑，雖然人們強烈呼吁盡早廢除，但延至今天才傳來上述愉快的消息。
　　也許是因為這兩天我正好在讀我的一位勞動教養(yǎng)的難友、現(xiàn)定居美國的巫寧坤教授寫的回憶錄《一滴淚》（此書英文版ASingleTear流傳海外，國內至今未出版中文版），想到他今年已九十三歲高齡，讀著他哀痛地敘述1958年4月以后所遭受的勞教苦役和精神凌辱，也使我回想起更多的在勞教歲月中悲慘死去的右派難友們，心情苦澀而沉重，以至讀了《北京青年報》這一段愉快的文字后，反而禁不住老淚縱橫。
　　3月17日，一位記者向新任總理李克強提問，何時取消勞動教養(yǎng)制度？他簡要地回答：“勞教制度改革方案年內有望出臺。”
　　取消或是改革，總之，是要變了。
　　勞動教養(yǎng)留給我的，卻是比路還長的回憶。
　　五十六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當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把幾十萬個熱誠地向共產黨提了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時，《人民日報》忽然發(fā)表了一篇社論：《為什么要實行勞動教養(yǎng)》。立即有人敏感到，這是英明領袖想出來的懲治右派分子的一個聰明的辦法：面子上“寬大為懷”（不判徒刑），實際上“狠加打擊”（關進監(jiān)獄）。手續(xù)簡便到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單位填一張勞教申請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帶走。
　　撥亂反正以后，我的幾位僥幸熬過來的難友，用血淚寫的勞教右派的苦難史，使千萬讀者震撼和悲慟。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出版）、從維熙的《走向混沌》（作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劉迺元的《歷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等，這些書不僅喚起我這一代人心靈顫栗的回憶，更使年青一代驚心動魄地了解歷史的真相，知道在我們這片國土上曾經發(fā)生過怎樣不可思議的一幕幕悲劇，勞動教養(yǎng)曾經折磨和迫害過的，又都是一些什么樣的人，它毀滅了多少無辜者的生命，又葬送了多少有作為的知識者的青春年華。
　　我不會忘記自己經歷過的長達十二年的勞教歲月。
　　五十六年前，那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年代。沒有人會懷疑毛澤東的“英明”。就連經過群眾批斗后的右派分子們，也個個低頭認錯，相信經過勞動改造就可洗刷罪過。巫寧坤教授在他的書里寫得很誠實，我和絕大多數被勞教的右派們也都是這么想的。
　　我們就這樣成了中國實行勞教制度的第一批勞教分子。
　　和我同期關進看守所的，還有我的一位老朋友、北影導演巴鴻，他是和六機部三局的干部馮志軒同一輛警車送進來的，我還看見了新華社的英文翻譯劉迺元、中央工藝美院教授何燕明、中央歌劇院指揮莫桂新、《茶花女》的導演谷風、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詩人唐祈、中央戲劇學院的教授徐步和舞美教師徐廷敏，還有北京人藝的青年演員王宏韜、青年畫家江熒和汪志杰等等，啊，數不過來的這么多熟悉和更多叫不出名字的人，都關進來了，他們都成了我最早的勞教難友。
　　據說，在北京的中央和市級機關、團體、企業(yè)、學校和軍隊，打成右派的有十萬人之眾，送去勞動教養(yǎng)的有多少人，公安局至今還沒有公布過統(tǒng)計數。不過，上世紀末，《光明日報》的一位編輯姚小平，偶爾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上發(fā)現(xiàn)了一冊從公安局流失出來的“右派勞教分子死亡登記表”，填寫時間為“1963年”。死者九十六人，大都是在大饑荒的1961年冬餓死的，埋葬在清河農場于家?guī)X分場的墳地。這當然只是一個死亡名單的分冊，因為僅就我親眼看見的勞教餓死者就不下十余人，巫先生書中也寫了一位就睡在他的右側、餓死前還欠了他一塊大餅、死后隊長又派他去挖坑埋葬的“書法家老劉”，以及從維熙、劉迺元書里記錄的那許多可憐的餓死者就都不在這份名冊里。還有許多的自殺者，像劉迺元寫的北大圖書館系畢業(yè)生敖乃松自沉魚塘的悲慘故事，從維熙書里提到的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實習醫(yī)生林澄，在興凱湖農場的玉米地里用刀割破腿動脈憤然死去的事例，我在團河農場病號組的時候，和我同睡在一個炕上的清華大學電機系的學生陸浩青，因勞教到期而久不釋放，絕望中跑到河溝邊吊死在樹上。所有這些，再加上全國各省市的勞教右派分子一共死了多少，誰還會記得這些卑微的殉難者呢？他們或許就成為歷史的永遠的失蹤者了。
　　二
　　巫先生是1958年4月17日由他任教的國際關系學院（當時歸中調部領導，對外屬保密單位），開了一輛吉普車把他送到半步橋監(jiān)獄看守所的。
　　我恰好在第二天，4月18日進來。我們就這樣成了同命運的難友。
　　那時，誰也不會想到勞動教養(yǎng)就是進監(jiān)獄。巫先生上車時還天真地以為“是送我去一個農場參加體力勞動”，誰知是停在一個裝有鐵絲網的高墻下的大鐵門前。接著他就被推進一間擠滿了勞教分子和擺著一個大尿桶的臭氣熏天的囚室里。他離家前夫人只為他收拾了一個小衣袋，順便塞進了兩本書，一本是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一本是馮至編的《杜甫詩選》。沒想到這兩本書后來竟成了他囚徒生涯的精神伴侶。那年他三十七歲。
　　我是中國劇協(xié)懲罰的右派。我們一共五個人。是當天早晨被叫到王府井大街的文聯(lián)大樓（現(xiàn)商務印書館）三樓劇協(xié)黨委，三位領導人分別讓我們看了打印好的“右派結論書”，然后各自在上面簽名。這時，忽然從隔壁房間推門走進一位公安人員，和三位領導搖了搖手，彼此微笑。五名右派的交接手續(xù)就算辦好了。公安人員轉過身厲聲命令我們排成一行，由他帶領走出文聯(lián)大門，推上停在門口的一輛卡車上，我們被送到了東單分局。在這里，我們和其他犯罪分子一同辦理入監(jiān)手續(xù)。先是照一張相片，然后兩只手沾滿油墨在登記表上印上掌紋。這就建起了“囚犯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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