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們
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
|
她們
路易斯?米雪兒、 西蒙娜?薇依、 漢娜?阿倫特 、珂勒惠支 、里芬施塔爾 、赫塔?米勒 、盧森堡……以女性天性的柔弱而具有乃至超越男性的膽魄、智慧、意志力,實在是很可贊美的。本書所寫的十幾位不凡的的女性,大多來自西方國家,而且都生活在近現(xiàn)代。其中有革命家、思想家、學者、作家和藝術家,她們以不同的方式同權力與自由相聯(lián)系,在歷史多幕劇中完成了各自擔當?shù)慕巧?br />
《她們》為“微閱讀大系?林賢治作品”之一種,精選作者近年創(chuàng)作的有關女性人物的思想文化隨筆十多篇。
編后記
所寫關于著名女性的文字,積存下來居然可以湊成一 個集子,這是始料未及的。好像是歌德說的,“女性帶領 人類飛升”;我雖然未至確信,但想以女性天性的柔弱, 而具有乃至超越男性的膽魄、智慧、意志力,實在是很可 贊美的。 這里的女性,大多來自西方國家,而且都生活在近現(xiàn) 代。其中有革命家、思想家、學者、作家和藝術家,她們 以不同的方式同權力與自由相聯(lián)系,在歷史多幕劇中完成 了各自擔當?shù)慕巧。惟有一位女性,在個人情感的糾纏中 掙扎,猶如背景音樂中一個悄然脫落的音符。 女革命家特別令我敬佩。在舊制度面前,她們的反抗 明確、激烈而徹底。秋瑾和米雪爾與其說是危難時刻考驗 216 她 們編后記 | 217 了她們,毋寧說是她們給自己制造了危難時刻。盧森堡將 近有一半時間在牢獄中度過。她的著作內(nèi)涵豐富,有一種 濃厚的人道主義色彩,顯然同她身為女性有關。 人們普遍認為女性拙于理性思考,其實是不確的。就 說薇依和阿倫特,論思想的獨特性和深刻性,都遠出于許 多偉大的男性著作家之上。不妨拿同出巴黎高師的薇依和 薩特相比,薩特的存在哲學,一樣蘊藏在薇依帶點神學意 味的著作中,而薇依的豐饒的詩性是薩特所沒有的。兩人 對哲學的履踐一樣令人起敬,惟薇依的人生實踐,嚴格到 近于自虐;薩特的實踐則是通向外部,通向集體活動和社 會運動,更著意于時代的風向,乃至一度走到斯大林主義 者的邊緣。阿倫特關于極權主義,關于革命與共和等等的 論述,明顯地融入了她的人生經(jīng)驗和內(nèi)心體驗,是一般學 者所沒有的。 愛與死,據(jù)說是現(xiàn)代藝術的基本主題,到了珂勒惠支 手里,卻成了藉以保護窮人、婦女和兒童的武器。另一位 德國女性不同,里芬施塔爾拿藝術同魔鬼做交易,建立起 一種“法西斯美學”,至今一些意識形態(tài)國家的宣傳仍然 有她的遺響。這里的反差是極大的。 同為俄羅斯婦女,對于身處逆境的態(tài)度,茨維塔耶娃 同曼德施塔姆夫人很不相同。一個因絕望而自殺,一個則 說是沒有希望仍然希望,堅持活下來,終至于見證一個反 自由反人民的龐大政體的淪亡。赫塔?米勒是一只孤鳥, 在黑暗和沉默里飛行,即使遠離祖國,依然不改變原來的 文學方向:反抗專制和追求自由。 我沒有過多地關注西方的女權主義者,就因為她們太 局限于爭取婦女自身的權利的斗爭。我始終覺得,女權問 題是同人權問題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何況,世界上絕大多 數(shù)的國家和地區(qū),人權狀況依舊嚴峻。于是這個問題,連 同形象,也就在我的筆下經(jīng)意和不經(jīng)意地滑過去了。 2014年5月2日__
林賢治,著名作家,學者。著有《五四之魂》、《人間魯迅》、《中國新詩五十年》等,主編叢書叢刊多種。
目 錄
米雪爾:比男人偉大 穿過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嗜血的紅色羅莎” 沉思與反抗 曠代的憂傷 一個女人和一個時代 赫塔·米勒:帶手絹的作家 見證:一個人的斗爭史 墓地的紅草莓 最后的迷失 秋風秋雨愁煞人 編后記
沉思與反抗
美國政治學者漢娜?阿倫特的著作,有八種漢譯本, 不同的傳記數(shù)種。雖然她的主要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 在大陸未見出版,但是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她的名 字及主要的思想,已為廣大讀者所知悉。 阿倫特于1906年10月14日生于德國漢諾威的一個猶太 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社會民主黨成員,母親還是盧森堡 的崇拜者。她在馬堡和弗萊堡大學攻讀哲學、神學和古希 臘語,后轉至海德堡大學,先后師從海德格爾和雅斯貝 斯,深受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1933年納粹上臺后,參與 猶太復國主義的秘密活動,一度被捕,后流寓巴黎。在法 國,她繼續(xù)為猶太組織工作。1940年,與流亡的共產(chǎn)主義 者海因利希?布呂歇爾結婚。同年,被關進居爾集中營, 深思與反抗 | 91 阿倫特 法國淪陷后,同母親和布呂歇爾一同逃往馬賽,次年前往 美國?偟膩碚f,她是喜歡美國的,二戰(zhàn)勝利后,大批德 國知識分子返回德國,她堅持留了下來。在這里,她最先 為猶太文化重建委員會工作,曾任舍肯出版社編輯,芝加 哥大學教授,并在多所大學開設講座。其間陸續(xù)出版多種 政治學著作及其他著作。主要有:《極權主義的起源》、 《人的條件》、《論革命》、《共和危機》、《耶路撒冷 的艾希曼》、《黑暗時代的人們》等。1975年12月4日, 因發(fā)作心肌梗塞,病逝于紐約寓所。 阿倫特的政治學者的形象是在美國完成的。作為學 者,她大大拓寬了政治科學的論域,譬如“極權主義” 論,便極具原創(chuàng)性質(zhì),它取自時代經(jīng)驗,為亞里士多德以 來的政治學經(jīng)典所未見。由于她堅持自由寫作,因此不能 不打破經(jīng)院式的“學術規(guī)范”,她的絕大多數(shù)著作,以評 論和隨筆的形式出現(xiàn)絕非偶然。然而,在充滿激情的表達 中,卻又無處不顯現(xiàn)著她固有的沉思的氣質(zhì)。她是從哲學 走向政治學的。 在實證主義學者看來,阿倫特的著作當有許多不夠嚴 謹或者偏頗的地方,事實上,她在生前便遭到不少這樣那 樣的損毀?墒顷P鍵的是,她及時地介入現(xiàn)實,把她的思 考集中到帶公共性的問題,“人的處境”問題上面,直逼 92 她 們深思與反抗 | 93 時代的核心。她確信,真正的思想者不在于完成,而在于 打開。不是由自己終結真理,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給人們, 而是打開思考之門,讓自己和人們一道在思考中行動,這 正是阿倫特作為一個現(xiàn)代學者不同于傳統(tǒng)學者的地方。 在確立個人身份的時候,阿倫特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純 粹的德國人,或者是純粹的猶太人,而是一個德國的猶太 人。她拒絕被德國文化同化,同時拒絕猶太復國主義。對 美國來說,她也是“外來的女兒”。她要做一個邊緣人, 局外人,“有意識的賤民”。學者總是喜歡標榜“價值中 立”,而她爭取的,惟是身份的獨立而已,價值傾向卻是 鮮明的。對自由的渴望,使她始終堅持獨立批判的立場, 不憚于自我孤立。關于艾希曼審判是最突出的例子。我們 看到,她不但從中挑戰(zhàn)廣大社會的慣常的善惡觀念,“美 化”屠夫和公敵,而且把矛頭直接指向受害者團體——自 己所屬的種族團體——猶太委員會以致全體猶太人,終至 于眾叛親離,這需要何等超邁的道德勇氣!她固然不是那 類埋首于專業(yè)的麻木的學者,但也不是那類與時俱進的聰 明的學者,而是逆流而上的反抗的學者。她反潮流,反抗 她的時代,因為她確信,她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極端的時 代,黑暗的時代。 極權主義:群眾運動、組織、宣傳與恐怖 二十世紀人們最為刻骨銘心的經(jīng)驗,就是在極權主義 統(tǒng)治下的生活。阿倫特于1949年完成的《極權主義的起 源》第一次系統(tǒng)地描述了這一人類境況,并通過對傳統(tǒng)社 會的比較研究,在理論上做了深入的總結。全書共分三 部:第一部為“反猶主義”,第二部為“帝國主義”,第 三部才說到“極權主義”。前面兩部對歐洲十八世紀以降 的歷史進行多個方面的考察,指出極權主義的崛起,乃是 人類文明的一次大崩潰過程,實際上是全書的一個前奏。 所以,雅斯貝斯建議從第三部讀起。最后一部對極權主義 的起因和條件,表現(xiàn)形態(tài)和特點,做了縝密的分析,指出 這是“我們時代的重荷”,并且警告說,極權主義并未終 結于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終結。 “極權主義”一詞并非阿倫特的發(fā)明,而是二十世紀 四、五十年代歐美慣于使用的,但是,阿倫特在著作中賦 予它以確定的限界和內(nèi)涵。極權主義運動是一種大眾運 動!叭罕姟薄ⅰ斑\動”是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理論中的兩 個重要概念。她在書中對“群眾”和“暴民”做了區(qū)分。 暴民是從十九世紀階級社會中脫離出來的人們,而群眾則 是階級社會解體的產(chǎn)物,因此不像暴民那樣擁有“階級的 94 她 們深思與反抗 | 95 基礎”,他們反映的是 “全體人民”的利益,實際上是 一群原子化的人們。極權主義運動,實質(zhì)上是由這些互相 孤立的個人構成的群眾組織,它的一個最顯著的外部特征 是個體成員必須完全地、無限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 忠誠。忠誠,是極權統(tǒng)治的心理基礎。極權主義運動的領 袖和精英人物必須不斷維系群眾的忠誠,以激發(fā)他們在運 動中的獻身精神。他們要讓群眾知道,他們之所以存在于 這個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因為他們屬于一個運動, 是政黨中的一個成員,他們只能“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黨 和黨交給自己的任務”。運動,不斷地運動,它在實踐上 的目標,就是要盡可能地把更多的人們引入其中并組織起 來,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維持下去。 在論及極權主義運動時,阿倫特著重指出宣傳和組 織二者的作用。極權主義宣傳之所以需要在大眾中反復 不斷地進行,是因為它的意識形態(tài)內(nèi)容原本便是虛構 的,非事實、非經(jīng)驗的;但是無庸置疑的是,某些觀念 通過邏輯推理,能夠產(chǎn)生長期不變性,也可稱為“徹底 性”。阿倫特認為群眾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間,已然喪 失由常識所提供的現(xiàn)實感,極權主義宣傳正好利用邏輯 演繹的強制性,以恐怖的力量,為他們提供現(xiàn)實感的另 一種代用品——“科學”的謊言。如果說在極權主義國家 里,宣傳(Propaganda)需要和恐怖相互為用的話,那 么,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宣傳便為灌輸 (Indoctrination)所代替了。 關于組織的任務,阿倫特在書中寫道,是“把經(jīng)過宣 傳所粉飾的意識形態(tài)虛構的主要內(nèi)容一一轉化為現(xiàn)實,并 且把各個地方尚未被極權主義化的人們組織起來,使他們 按照這種虛構的現(xiàn)實而行動”。這樣的組織是分層級的, 有先鋒組織,有精英階層,也有普通成員,領袖則處于核 心位置。在這個類似洋蔥頭一般結構的組織內(nèi),越靠近運 動的中心,越是遠離外部的現(xiàn)實,于是悉數(shù)埋入為極權主 義教義所虛擬的世界之中,為“徹底性”所蒙蔽。 1958年,《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第二版,阿倫特加 寫了《意識形態(tài)與恐怖》一章,取代初版的“結語”部 分。她寫道:“極權主義是一種現(xiàn)代形式的暴政,是一個 毫無法紀的管理形式,權力只歸屬于一人。一方面濫用權 力,不受法律約束,服從于統(tǒng)治者的利益,敵視被統(tǒng)治者 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懼成為行動原則,統(tǒng)治者害怕人 民,人民害怕統(tǒng)治者——而這些,在我們?nèi)康膫鹘y(tǒng)中都 是暴政的標志。”她在書中對極權主義作為一種新的國家 形式和歷史上各種專制政治、獨裁制和暴政形式做了區(qū) 分,分析它的“現(xiàn)代性”的特點。在最后一章,她指出, 96 她 們深思與反抗 | 97 極權國家除了獨一(monolithic)結構,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 就是政黨和國家并存的現(xiàn)象,完全缺乏制度。極權統(tǒng)治蔑 視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視自己制訂的法律,發(fā)展到全面專 政,就是警察國家。在這樣的國家里,活生生的人被強行 塞進恐怖的鐵籠中,從而消滅行為(活動)的空間——沒 有這種空間,就不可能獲得自由的現(xiàn)實狀態(tài)。極權統(tǒng)治的 結果,人們不但喪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 息了在政治領域以致一切領域內(nèi)的自發(fā)性和創(chuàng)造性。整個 社會無所作為。 “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tǒng)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 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對于極權主義對人類的戕 害,阿倫特有著切膚之痛,所以傾全力加以揭露,反對 “魯莽地一頭鉆進樂觀主義”?梢哉J為,《極權主義的 起源》不但是她的學術道路的起點,也是她的一生思想中 的一個聚合點。后來,她論革命,論共和,論責任倫理等 等,都與此密切相關,不妨看作極權主義問題的不同維度 的延伸。 平庸的惡,責任與良知 1960年5月1日,在逃的前納粹分子,在猶太人大屠殺 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 綁架,隨后帶回以色列。次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在耶路 撒冷受審,被判處絞刑。阿倫特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 目睹了審判的全過程,根據(jù)有關材料,寫成《耶路撒冷的 艾希曼:一篇關于平庸的惡魔的報告》在雜志連續(xù)發(fā)表, 引起軒然大波。 阿倫特的文章被普遍誤解并遭攻擊,主要集中在兩個 地方:其一是提出“平庸的惡”的概念,代替此前在《極 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出的“極端的惡”的概念,將惡魔艾 希曼平庸化;其二是指出猶太人委員會,眾多猶太人領導 人對大屠殺同樣負有責任,這無異于拿自己的民族開刀, 用阿倫特的話說,她揭開了“整個黑暗的故事中最陰暗的 一章”。 在阿倫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惡魔,而是即使在今天 看來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國中,他是一個遵紀守 法的公民,一個好黨員,當然沒有理由將自己看成是有罪 的。他承認,他并非滅絕的組織者,他負責協(xié)調(diào)并管理 將猶太人押往死亡營,只是執(zhí)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 誠履行職責而已。阿倫特寫道:“從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我 們的道德準則來看,這種正常比把所有殘酷行為放在一起 還要使我們毛骨悚然!彼J為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殺人 98 她 們深思與反抗 | 99 者”,因此 同意法庭的判決;但是同時指出,艾希曼不 是那種獻身于邪惡的罪犯,而是一個缺乏思考,不具有判 別正邪能力的人。在這里,她把罪犯與“平庸”聯(lián)系起 來,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而且也不像 理查德三世那樣決心‘擺出一種惡人的相道來’?峙鲁 了對自己的晉升非常熱心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動機。這種 熱心的程度本身也絕不是犯罪!绻猛ㄋ椎脑拋肀 達的話,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樣的事情。還 因為他缺少這種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 想——這絕不等同于愚蠢,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 者之一的因素。這就是平庸……這種脫離現(xiàn)實與無思想, 即可發(fā)揮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表現(xiàn)出其巨大的 能量的事實,正是我們在耶路撒冷學到的教訓。” 阿倫特強調(diào)“平庸的惡可以毀掉整個世界”,實質(zhì)上 是強調(diào)思考在政治行動中的意義。這正是她對于極權主義 運動的基礎——群眾問題的深入思考的結果。在極權主義 運動中,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著像希特勒這樣一個獨裁者 跑了?為什么一個像納粹主義這樣的專制政體能夠靠像艾 希曼這樣粗鄙、膚淺的人來支撐?在阿倫特看來,根本原 因就在于整個社會缺乏批判性思考。 還有一個集體不抵抗問題。阿倫特發(fā)現(xiàn),猶太人委員 會提供“遣送名單”,從中協(xié)助了納粹的滅絕行為的主 題,在審判中被故意回避了。她指出,猶太人領導人幾乎 都無例外地用某種方法,某種理由和納粹合作。沒有他們 的積極配合,有計劃的猶太人大屠殺不可能達到后來發(fā)生 的那種規(guī)模。在報告中,阿倫特還列舉了歐洲國家在德國 下達驅逐猶太人命令后的不同反應,并做了分析。其中, 丹麥、保加利亞、意大利并沒有出現(xiàn)反猶主義;丹麥還公 開表示反對意見,幫助隱藏和拯救猶太人,曾經(jīng)將5919個 猶太人運往瑞典。相反,羅馬尼亞公民普遍反猶太人,甚 至以自發(fā)大屠殺的方式屠戮猶太人,以致黨衛(wèi)軍為了貫徹 “以一種更為文明的方式”進行屠殺而不得不進行干預。 阿倫特認為,羅馬尼亞不僅是一個謀殺者的國度,而且是 一個墮落的國度。她指出猶太人委員會沒有在“幫助猶太 人遷移與幫助納粹驅逐他們”之間做出抉擇,同樣是一種 “惡行”。沒有個人的反抗,也沒有集體的反抗——對于 納粹在歐洲社會,不僅在德國,對幾乎所有的歐洲各國, 不僅在迫害者之間,而且在受害者之間引起的整體性的道 德崩潰,她認為,耶路撒冷審判所提供的內(nèi)容,是帶沖擊 性的。 誰之罪?對于一個民族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阿倫特在 這里留下的啟示是,必須在法律犯罪與政治、道德上的責 100 她 們深思與反抗 | 101 任問題作出區(qū)分,不但要從政治體制方面追究歷史責任, 還要從人性道德方面追究個人和集體的責任。所謂歷史的 反思,就是反思責任。正如究詰共同罪責一樣,認為共同 無罪也是不成立的。 關于阿倫特在艾希曼審判中表達的觀點,諾曼?波特 萊茲在一篇文章中的概括是準確的:“取代罪大惡極的納 粹,她給我們的是“平庸的”納粹;取代作為高尚純潔的 猶太殉教者,她給予我們的是作為惡的同案犯的猶太人; 而代替有罪與無罪的對立的,她給了我們是犯罪者與受害 者的‘合作’。”對于一段苦難歷史的批判反思,阿倫特 是豐富的,深刻的,但確實是驚世駭俗的。由于她,無情 地撕破了一些政治體的卑鄙的偽裝,撕破了人們借以掩蓋 自身的人性弱點的外罩,所以備受攻擊和誹謗也是必然 的。 革命,共和,公民參與 1963年,阿倫特的著作《論革命》出版。雅斯貝斯認 為,此書是作者基于在美國的生活經(jīng)歷的產(chǎn)物,主題是政 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嚴的勇氣;并且評價說,它的重要性 并不亞于《極權主義的起源》。阿倫特認為,革命精神已 經(jīng)失去,她把這看作是現(xiàn)代人的悲劇,從而給予正面的闡 釋,把革命與共和聯(lián)系起來,重塑革命精神。從中所體現(xiàn) 的作為一個飽經(jīng)極權統(tǒng)治迫害的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與不 泯的激情,倘若拿來與后文革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告別 革命”的論調(diào)相比較,確實是很有意思的事。 在書中,阿倫特集中討論了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她 認為,兩個革命都極其重視公共自由和大眾福祉,但是美 國革命并沒有像法國革命那樣限制公民的個人權利,它的 成功經(jīng)驗表明,革命只能使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她指 出,美國這個國家的確有它的特殊性,它所以能夠避免極 權主義的影響,就因為它不具備民族國家那種建基于歷史 和文化的統(tǒng)一性意義上的民族一體性,此外,也不曾出現(xiàn) 如十九世紀歐洲社會那種具有強大內(nèi)聚力的階級結構,作 為一個移民國家,原本就是一個大眾社會。但是,美國與 歐洲文明是同源的,這也是一個事實。在阿倫特看來,革 命和憲法的制訂,在總體上是革命過程中的兩個不同階 段,美國革命的一個特點是,它并非一場突發(fā)的暴力運動 的結果,而是始終依靠眾多參與者普遍的協(xié)商和相互契約 來發(fā)動、推進和維系的。阿倫特說:“革命的目的在于締 造自由。”美國憲法的制訂與定期修正,就是建構和擴大 自由空間,將自由制度化。倡導憲政建設,不能只是考慮 102 她 們深思與反抗 | 103 秩序與程序的確立,而放逐了自由精神與公眾參與;恰恰 相反,阿倫特的關于以“評議會制”取代政黨制和代議 制,建立一個“參議國家”的近乎政治烏托邦的設想,都 是以公眾參與、公共空間的創(chuàng)建為主要內(nèi)容的。她認為, 美國憲法體制的本質(zhì)意義,并不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而 在于創(chuàng)建使人民能夠由自己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自由,樹 立一種新的權力體系:一、真正體現(xiàn)“權力屬于人民”而 非哪一個政黨這一共和原則;二、聯(lián)邦憲法體制不是采取 主權國家的形式,保證沒有主權的權力存在;三、通過各 政治體互相平等,彼此約束,而非定于一尊,實行代替或 兼并;四、民族既非政治體的基礎,也就不存在歷史和起 源的同質(zhì)性。在阿倫特看來,美國的開國者們在創(chuàng)建共和 政體時,確曾將羅馬的共和政體當作最早的范型,但是, 美利堅合眾國的創(chuàng)建并非羅馬的重建,而是新的羅馬的創(chuàng) 建,體現(xiàn)了一種延續(xù)以政治自由為第一義的歐洲共和主義 傳統(tǒng)的創(chuàng)新精神。 美國在五十年代初曾經(jīng)一度產(chǎn)生麥卡錫主義,瘋狂迫 害共產(chǎn)黨人以及異議知識分子,阿倫特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是,這股“劃一主義”的狂流沒有肆虐多久 ,便很快 得到糾正。阿倫特深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美國 擁有以聯(lián)邦憲法為核心的各種自由制度。 《共和危機》是阿倫特于1972年出版的另一本文集, 收入三篇論文和一篇訪談錄。這些作品見證了六十年代越 南戰(zhàn)爭、學生暴動、黑人民權運動以及七十年代前期以美 國為首的世界性動蕩,體現(xiàn)了阿倫特的政治卓識。其中, 曾經(jīng)在《論革命》中所強調(diào)的公民參與對于保護美國共和 制并促使其健康發(fā)展的思想,特別富于時代實踐的意義。 關于政治謊言。1971年6月,《紐約時報》披露了由 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授意的機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國卷入 越南戰(zhàn)爭的決策過程的記錄,這就是當時著名的“五角大 樓文件事件”。這些文件的內(nèi)容,暴露了有關政治領域中 的欺騙的諸多問題。阿倫特指出,事實是脆弱的,謊言更 可能成功,尤其是來自政府的謊言。她說:“由于說謊者 擁有預先知曉聽眾希望或者期待聽到些什么的極大優(yōu)勢, 因此謊言通常比現(xiàn)實更可信,更合乎理性。”其中一些謊 言很容易被事實戳穿,但某些類型的謊言則可以將事實真 相從人類的存在中完全抹掉,從而侵犯和損害了人類的自 由。她指出有兩種相關的說謊方式,一種屬宣傳性質(zhì),如 越戰(zhàn);另一種則屬專家、政治智囊人物所為,它一開始就 帶有自我欺騙性質(zhì),因為決策者生活在阿倫特稱之為“去 事實化的世界”。不過,對于政府的欺騙,她并不感到特 別沮喪,理由就是她對美國一直處于自由狀態(tài)下的新聞機 104 她 們深思與反抗 | 105 構對民眾服務方面持積極評價的態(tài)度,——即使政府文件 有著嚴密的保密分級制度,也很難不為美國民眾所知道。 此外,美國人民的天性中具有一種抵制破壞自由的力量的 東西,這也是她有信心可以戰(zhàn)勝政府謊言的希望之一。 關于公民不服從。阿倫特相信,公民不服從首先是一 個美國現(xiàn)象,因為它源自一個契約社會中的公民對于法律 的道德責任。她將公民不服從與良心的抵制進行區(qū)別。公 民不服從是集體的、公開的、以挑戰(zhàn)政治權威的正當性為 目的的社會運動,而良心反抗只是個人性行為。參與公民 不服從的人都是有組織的團體的成員,這些團體出于某個 觀點的一致性而聯(lián)合行動,并共同采取反對政府的立場。 當然,這得從憲法上對諸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游行罷 工自由等等基本人權有著切實的保障,就是說,即使同屬 于一個基于同意的社會,這種同意也是必須隸屬于不同意 的權利的。她提供的思路是一個“契約論傳統(tǒng)”——政府 必須取得人民同意(容許異議),如政府已違背托付,人 民有權利不服從。盡管公民不服從也許會轉化為暴力行 為,對于共和制而言具有一定的破壞性,但是,鑒于社會 上公民參與的減少,各種形式的自愿聯(lián)合的減少,阿倫特 仍然鼓勵美國政府考慮將公民不服從問題納入法律體系之 中,——因為她相信,這是一個自由國家自信有能力保護 人類自由的一種手段。 關于暴力。在《論暴力》一文中,阿倫特對權力、權 威、強力和暴力作了區(qū)分。她把暴力和權力對立起來,認 為暴力只能導致破壞,但不能創(chuàng)造出權力,一旦開始便無 法控制,所以,暴力行動所產(chǎn)生的最可能的結果便是“一 個更為暴力的世界”。而權力,在她看來是尊重人類的多 元樣態(tài),使政治自由得到保護的力量。當一個團體或政府 發(fā)現(xiàn)權力正在喪失時,很容易試圖通過暴力來繼續(xù)掌控權 力。她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暴力出現(xiàn)時,權力即明 顯地處于危險之中。阿倫特關于暴力的論述,多局限于一 個契約國家——民選政府的理論前提。她將權力過分合理 化,不但忽略了權力中隱性的合法性暴力,也忽略了不同 政治勢力在某種歷史情勢中的變動關系。這里,大約是因 為她在68年學生運動中,瞥見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極權主義 運動中群眾的不祥的陰影吧? 在黑暗的年代,期待啟明 阿倫特以一種新異的文體風格,寫作了一本書,名叫 《黑暗時代的人們》。所謂黑暗時代,當是她所經(jīng)歷的 二十世紀,主宰這一時期的極權主義和官僚政治;按她的 106 她 們深思與反抗 | 107 說法,同時帶有象征的性質(zhì),采用的是較廣泛的意義。其 中,她寫了從萊辛到同時代人中的多位詩人、作家、哲學 家,包括盧森堡這樣的革命者,提供了一個處于精神領域 中的人物譜系。當時代將人們卷入屠殺、混亂、饑餓、不 義與絕望之中時,作為“時代的代表”,這少數(shù)人卻幾乎 不受它的控制和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作為時代的沉思者,阿倫特無疑同樣是其中優(yōu)秀的一 員。如果從專業(yè)愛好來說,她應當埋首于哲學研究;事實 上,直到臨終前,她仍然進行著嚴肅的哲學思考。她的最 后一部未竟的著作,就是《精神生活》。她本人聲稱,她 的主要活動方式是思考,而不是一個長于行動的人。在彌 漫著斗爭氣息的日子里,她沒有成為一名革命者或是抵抗 運動的成員,然而,她的思考卻不能不一再地被現(xiàn)實政治 問題——人類生存最急迫的問題——所打斷。這樣的思考 不同于一般學者的思考在于,它并非服務于知識的目的, 而是與實際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密切相關,是對于生存意 義的探尋。阿倫特試圖通過思考打破現(xiàn)實——主要來自體 制——的遮蔽,阻止人類作偽和行惡,敞開廣大的公共空 間,這樣的思考,不能不帶上批判與反抗的性質(zhì)。在《人 的條件》中,她承認:“事實上,在專制條件下行動比思 想來得容易!睘榱巳祟惖淖杂缮,她為自己選擇了最 孤立、最需要堅忍、最艱難的工作:思考。 在《黑暗時代的人們》的序言末尾,阿倫特如此表達 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 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 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jīng)常很微 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 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 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像我們這樣長 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 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阿倫特愛這個世界,她 和她的著作,就是這樣一種充滿溫暖的光輝,使我們在黑 暗中感知人性和真理的存在而深受鼓舞。
你還可能感興趣
我要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