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的青年人，對蔣廷黻這個名字，恐怕大多數(shù)是很陌生了�？墒窃谛轮袊�成立前，無論在學界還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學界，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先后做過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以主張史學改革著稱于時；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政務(wù)處長、駐蘇聯(lián)大使、駐聯(lián)合國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為臺灣當局駐美"大使"。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聞名于世。

　　作為政治家，他是當時"書生從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張以所學為國家所用。在國共兩黨斗爭中，盡管站在國民黨政府立場，并在聯(lián)合國中阻撓和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國民黨，還經(jīng)常批評當局的政略失當和政治腐敗；作為學者，他是當時公認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專家和這一研究領(lǐng)域的開拓者。他從治外交史擴及中國近代史，寫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專題論文。他一生治學嚴謹，著作不多。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極大精力輯錄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1]，而是這本僅五萬余字的《中國近代史》。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不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領(lǐng)域中的學術(shù)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響的學人，在思考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社會進步時的普遍心態(tài)而受世人矚目。

　　蔣廷黻有過長期的從政經(jīng)歷，他的歷史觀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傾向影響。所以這本著作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議。但是，學術(shù)與政治畢竟是兩回事。誠如陳旭麓師在此書被湖南岳麓書社輯入《舊籍新刊》時寫的《重印前言》里所說：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場而抹殺其學術(shù)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2]。現(xiàn)在，"存其文"已經(jīng)做到，"原其人"則有待努力�？紤]到大家對蔣廷黻知之不多，這篇"導讀"就多寫點蔣廷黻其人；進而論蔣廷黻其書的學術(shù)價值和學術(shù)影響，以有助于大家"知人論世"；第三部分，從近代通史體系的發(fā)展變化角度，進一步說明蔣著《中國近代史》的學術(shù)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現(xiàn)狀，以加深對蔣廷黻學術(shù)成就的理解。

    一、蔣廷黻其人

　　1 留美洋博士

　　蔣廷黻，湖南寶慶（今邵陽）人。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戶薄有田產(chǎn)的農(nóng)家。1965年病逝于紐約，享年70歲。

　　蔣家從他的祖父時代起，就務(wù)農(nóng)兼經(jīng)商，在靖港開了一家經(jīng)營鐵器的店鋪，由他的父親和二伯父輪流看管[3]。祖父死后，留下一個店鋪和12畝田地。三個兒子連同老娘各分得三畝，店鋪則由三兄弟各占一份[4]。由于他的大伯父是個抽鴉片的癮君子[5]，所以靖港的店鋪仍由他的父親和二伯父輪流掌管。

　　蔣廷黻說他的父親"很有經(jīng)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間領(lǐng)袖"，晚年做過靖港的商會會長，在家鄉(xiāng)常為鄰居"排難解紛"[6]。但對蔣廷黻早年人生歷程影響更大的，則是他的二伯父。如果沒有二伯父決心要他"努力讀書，求取功名"，那么他早已被父親弄到店里去當學徒了[7]。

　　蔣廷黻的母親姓熊，外祖父是個窮秀才。母親在他6歲時患病去世。不久，父親續(xù)弦。據(jù)蔣廷黻說，繼母對他和哥哥"照顧的無微不至"，是位好主婦、好母親[8]。他幼年失怙，父親又常年在外，有個好繼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蔣廷黻4歲發(fā)蒙，由私人教師教讀[9]。6歲起入私塾接受舊式教育。10歲那年，即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舉取仕制度。二伯父決定讓侄子進新式學堂[10]。1906年初，11歲的蔣廷黻到省城長沙明德小學讀書，一學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國長老會在湘潭辦的教會學校益智學堂，開始接觸新學，學習英文。1911年（宣統(tǒng)三年），因辛亥革命爆發(fā)，益智停辦而輟學。最后一學年，他接受洗禮，成了一名基督徒[11]。

　　在教會學校那幾年，正是晚清政局動蕩、新潮勃發(fā)的年代。湖南雖屬內(nèi)地，卻頗得風氣之先。立憲請愿、收回利權(quán)、新政辦學、派遣留學生，都搞得轟轟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過新式書報不脛而走[12]。蔣廷黻身處其間，又在美國人辦的學堂里讀書，耳聞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學的打算。1912年，他在征得益智學堂校長太太、也是他的英文、歷史教師林格爾夫人同意之后[13]，湊了點錢，就只身到美國去了[14]。這一年他17歲。

　　到美國后，因為帶的錢不多，便進了密蘇里的一所半工半讀的派克學堂（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讀中學。1913年，獲得湖南省官費。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學堂，兄弟倆仍靠半工半讀維持。1914年蔣廷黻中學畢業(yè)。將近三年的半工半讀生涯，不僅使他鍛煉了意志和強壯了身體[15]，而且使初到美國的他，對美國人民在他大病時所給予的真誠關(guān)懷終生難忘[16]。

　　1914-1918年，蔣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歐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Ohio）度過了他的大學時代。蔣廷黻在大學里主修歷史學，同時也選讀多門自然科學課程[17]。當時，他已對祖國國內(nèi)的軍閥紛爭和混戰(zhàn)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產(chǎn)生了探究欲，希望通過歷史課的學習，獲得"將來在中國從事政治工作"的知識和經(jīng)驗[18]。由于歷史系的教學枯燥乏味、課程內(nèi)容無法滿足他的需求，他在課外閱讀了許多德國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對俾斯麥、加富爾、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19]。這對他日后希望中國擺脫中世紀狀態(tài)，努力建設(shè)成一個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史觀的確立，有重要影響。

　　大學時代，蔣廷黻接受了嚴格的科學方法訓練。自然學科的教授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教科書的條文，要他們學會觀察事實；研究報告一定要做到觀察仔細，結(jié)論客觀[20]。這種訓練使他終身受用。后來他從事歷史研究時，堅持從史料中得出結(jié)論，憑史料說話；從政后，也極重視實際觀察，不少問題表現(xiàn)了獨立識見。

　　歐伯林學院的宗教氣氛十分濃重。蔣廷黻雖然是個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樣，對美國教會丑化中國人十分反感[21]�；�于民族自尊的愛國情感，使他"對整個教會活動感到懷疑"，甚至認為傳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22]。所以，在整個大學時代乃至日后的行動中，他只把信仰作為一種精神慰藉，并不執(zhí)著于宗教教義的追求和宗教儀式上的頂禮膜拜。他堅信"中國不會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23]，只有科學技術(shù)才能救中國。因此，他在中國留學生中，力主用科學技術(shù)為祖國服務(wù)的觀點[24]。

　　蔣廷黻的大學時代，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相始終。戰(zhàn)爭期間，他的立場是"親西方"的。他站在協(xié)約國一邊，對美國威爾遜總統(tǒng)關(guān)于戰(zhàn)后國際關(guān)系中民族自決、國無大小強弱一律平等、戰(zhàn)勝國不要求割地賠款等的十四點宣言，十分贊賞。他說"威爾遜總統(tǒng)所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信以為真"[25]。直到后來"巴黎和會"議決將德國在山東的權(quán)利轉(zhuǎn)讓給日本時，他在吃驚之余，對威爾遜有了懷疑[26]。不過，他懷疑威爾遜而不懷疑美國政府[27]，他的親西方傾向并不因威爾遜背叛諾言而破解。

　　1918年蔣廷黻大學畢業(yè)，獲文學士學位。畢業(yè)后，他立即應(yīng)基督教青年會征召，到法國去為在法軍中服役的大批華工服務(wù)[28]。期間，還經(jīng)常與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保持接觸，"分擔他們的憂慮和失望"，思考代表團拒絕和約將對國內(nèi)學運、政情產(chǎn)生的影響[29]。他的親西方傾向沒有泯減他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關(guān)懷。

　　1919年夏季，蔣廷黻從巴黎重返美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

　　進哥大之初，他想做個能左右中國政壇的新聞界大亨，所以進了新聞學院。不久，覺得要左右政壇必須懂得政治，便進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學。最后，認為政治學科所講的政治只是理論而非實際的，"欲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手"，于是又轉(zhuǎn)為專攻歷史，主修歷史學[30]，師從著名的政治社會史教授卡爾頓海斯（Carlton J.H.Hayes）。

　　海斯是美國"新史學"倡導者詹姆斯魯濱遜（James H.Robinson）[31]的弟子，而哥倫比亞大學正是美國"新史學"派的中心。魯濱遜在哥大執(zhí)教長達25年，弟子及再傳弟子遍布美國各個大學。其中如畢爾德、紹特威爾、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20世紀上半葉美國史學界的知名人物。這個學派以實證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chǔ)，重視史學的社會功能與實用價值，主張史學革命。他們認為人類以往的一切活動都應(yīng)包含在歷史研究的范圍之內(nèi)，歷史學是一門內(nèi)容極其廣泛的學問，因此必須對舊史學只講王朝興替、軍事征戰(zhàn)、外交陰謀乃至宮闈丑聞等局限于政治史的傳統(tǒng)進行無情挑戰(zhàn)；歷史發(fā)展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種動因，而是有著經(jīng)濟的、地理的、文化的、社會心理的諸多因素的運動，因此歷史學家必須注意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lián)系，作綜合性多科性研究；歷史是一個持續(xù)的、進化的、發(fā)展的過程，因此歷史學家應(yīng)該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去觀察與研究歷史，這是"新史學"的"基石"；歷史的功能在于了解過去、服務(wù)現(xiàn)在、推測未來，因此歷史著作應(yīng)注意歷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寫得既內(nèi)容豐富、又明白曉暢，以達到歷史所產(chǎn)生的最大效應(yīng)[32]。

　　蔣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僅受到了"新史學"的熏染，而且直接受到了導師海斯教授的影響。

　　從蔣廷黻后來的研究實踐看，他接受了作為"新史學"基石的進化史觀，注意于"新史學"強調(diào)的史學垂訓功能和歷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寫的這本《中國近代史》，就是以進化史觀為指導，以"經(jīng)世致用"為主旨，明白曉暢、通俗易懂，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對近代史知識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