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區(qū)當(dāng)局不同意；她再提出要找與趙敏恒一起勞動的犯人談話，也被拒絕了。這時，已經(jīng)懂事了的兒子趕快對母親說：“算了罷，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們自己也回不去了！”謝蘭郁只好作罷，母子二人只帶回一條羊毛被，作為趙敏恒的遺物，留作紀(jì)念。后來連趙敏恒的尸骨也找不到了，他似乎永遠在國人的視線中消失。
    但路透社并沒有忘記這位為本社立過功勛的記者。“文化革命”后期，路透社社長訪問中國時，曾向周恩來提出要見趙敏恒。周恩來派人了解后，告訴他說趙敏恒已經(jīng)過世，只好作罷。但國務(wù)院還是派了兩名干部到上海，由里弄干部陪著訪問了趙敏恒家屬，這在當(dāng)時，對緩解趙家的政治壓力，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到得90年代，路透社駐中國首席代表白爾杰還是找上門來了。這時，謝蘭郁已死，他就對趙維承說，路透社有一筆基金，專門用來給社員家屬解決困難之用的，他受本社遠東司人事部長的委托，送給趙敏恒家屬兩千英鎊。這對一個貧困家庭來說，當(dāng)然是一筆大款項了。
    趙敏恒的案子，是直到1982年才獲得平反，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結(jié)論說：“對所謂‘特嫌’問題，與事實不符，應(yīng)予否定�！�
    其實，趙敏恒不是特務(wù)的事，早在1956年就已查清了。問題就在于政治需要介入了法律審判，使法律失卻了獨立判案的能力。
    我相信趙敏恒的事，后人還會提起。不但他的記者業(yè)績將會作為新聞采訪和寫作史上的范例，供新聞從業(yè)者學(xué)習(xí)，而且他本身的遭遇，也將成為法制史上的一個案例，給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訓(x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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